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徒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徒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登山，是从童年开始的。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被老师带领着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队就是第一名。我就在其中一个小分队负责看管旗帜，结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队将旗第一个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地，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少年时代，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妹回到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北京、锦州。到达辽西山区一个小站后，还需要走8里的山路。母亲把我们交给列车员，其余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纪，我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里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大伙“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我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可我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看瓜人没有发现我，返回继续酣睡。我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们中间。这一次，我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学生时代，我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旷课、闯祸，一次爬树掏老鸹窝下不来，甚至还惊动了消防队。

    初中还没有毕业，文革爆发了。1968年，我应征入伍，成为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

    6个月的驾驶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主要负责在南北疆运送军械给养。一次在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宿营坐落在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本以为晚饭前可以返回，就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结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得，冷饿困冻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没有想到，车队彻夜寻找失踪的二班长，以为被逃犯劫持或杀害—附近的劳改场刚刚逃跑两个重刑犯。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个人的特立独行同部队强调的组织性纪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风沙弥漫，冬寒夏暑，磨炼意志的边塞生活中，我为了调剂漫漫黄沙的单调，便就着大姐寄来的高中课本，熄灯号后蒙在被窝里自学数理化。这一时期，斯汤达的《红与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纷纷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

    1973年复员回郑州，我放弃了开车的职业，到铁路一家工厂去做锅炉大修工，因为后者有机会选送上大学。一年后，我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原著。

    197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

    那时的广东，正从昔日人们心目中的“化外之地”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也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改变的早晚。我，就属于被时代的波浪最早打湿衣襟的那批人。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通过参加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我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但就在满怀热情的忘我工作中，问题出现了。

    1982年春季交易会，东方宾馆。我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外经委主任宴请。宴会上为了调节气氛，我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的外商还两次夸奖“王先生的干练”，我也不免满足了两次小小的虚荣心。

    筵席散去，科长却把我拽到一边，严肃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是不是？要注意啊。”科长一席话语重心长。我无言以对。

    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一晃年底。年终总结工作，领导却觉得我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评价王石变得稳重成熟了，“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哎呦，努力工作却受到批评，精力几乎全用在业余时间却得到表扬和赏识，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我再一次想到了离开。可去哪呢？出国留学还是应聘远洋公司当海员？

    此时，在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蛇口开发区，开拓者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浑然不觉间，深圳已经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应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调遣，两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部队官兵正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参加基建大会战。

    转眼1983年春。“牛仔”（原名庄顺福，深圳皇岗村村长，王石最早的朋友之一）夫妇带着打捞的鲜虾、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红苹果，来广州探望我的岳父母。“牛仔”穿着一件台湾制的浅色夹克，头发也光鲜了许多，最称奇的是“牛仔”村长的夫人烫了个卷发头，问她是哪烫的，她只是低头掩嘴嗤嗤地笑，脸也红了起来。短短三年时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

    “牛仔”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广州人：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

    “铲下的土方倒进海里？”

    “罗湖区是个洼地，铲平山头填洼地。”

    “规划者很高明啊。”我不禁感叹。

    “牛仔”还说，一些年轻人从香港跑回来，开辆二手的8吨泥头车（翻斗车）运送工地的泥土，赚的钱比在香港还要多，“呵呵，这样发展下去，我这支书也好当多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牛仔”对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芦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工地施工……”

    5年服兵役的生活浮现在脑海里，一股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从胸中升起，我豁然开朗：应该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这时候，我已经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信心，更有我所喜欢的《红与黑》一书中主人翁于连的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

    我相信，自己将在深圳实现个人的梦想。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但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这么做，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我既没有选择做折叠伞，也没有跟风去申请味精批文。我想，现在申请批文、订货，待交货时，说不定市场已过剩，供过于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轮？”

    “万吨轮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

    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系。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经陆总批准，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独立于贸易一科，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现在的问题是要雇请个帮手了。

    我想到了招待所楼下那座无线电器件装配车间，每天上下楼都会闻到一股硫酸味。找到监工，试探其能否推荐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监工扭头冲着一个正端着喷灯，呼呼呼，吹化着锡条的工人，“就他行吗？”看那模样又瘦又小，像个童工，我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嘴上却回答：“行！”

    “多大年纪了？”我问。

    “18岁。”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

    第一单到的货是30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

    深圳养鸡公司将30吨的玉米拉走了，我也要去公司收钱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两个条纹塑料大口袋，一边骑，我一边想：“这30吨的玉米现金用自行车驮回去，不会遇到打劫的吧？可得小心点儿。”

    到了红岭路的养鸡公司。我对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提着的编织袋：“货你都拉走了，我来收钱了。”

    正抽着烟的袁经理看着我：“发票呢？”

    发票？我有点懵了。

    在省外经委三年，对合同、信用证等常识还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发票是何物。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你要发票呀，我回去给你拿。”

    回到特发公司，找到财务部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到来的女生，叫张敏。

    “小张，给我开个收款的证明。”

    “开什么证明？”身材有些单薄的小张会计疑惑地问我。

    “你就写‘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小张给我开了证明，上面盖了财务章。

    骑着自行车，后座依然夹着塑料编织袋，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袁经理：“给，发票。”

    袁经理接过那张证明条，瞥了一眼，乐得呛着了喉咙，一边咳嗽着一边说：“来，小王跟我来。”

    把我领到财务室，袁从财务抽屉里拿出一本发票：“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作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不拿发票就能收到钱？”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

    再次敲门，进了财务室隔壁的袁经理办公室。

    “怎么没有给钱，却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我彻底糊涂了。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你回去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其中一联是给银行的，银行见票就会把钱划拨到特发财务。”

    半信半疑回到公司，将转账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账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应该没有问题。”张敏耐心解释，我释然。

    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我更是个门外汉。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的财务书。通过自学，我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资产平衡表。为了加深对财务的理解，我就在日常经营中进行练习，自己开始学着记账，将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记下来，下月初的时候，同张敏的财务账对照比较。

    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赚了钱，买了一辆1.5吨的丰田小卡车。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的拓展，就是三头六臂，每天24小时连轴转也顾不过来。一个助手已经不能应对业务的拓展。我招聘了第二名助手，一位本地民办教师，黄世浩。陆陆续续的招聘，加上特发的关系介绍，饲料贸易组的人手增加到7人。

    邓奕权虽然个子瘦小，人却机灵，也肯卖力气，星期天的时间还悄悄把“王经理”（他从不叫我“王组长”）的脏衣服给洗了。他小学文化程度，文字表述能力奇差，数学也不行。除了民办教师出身的黄世浩，其余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同邓仔差不多。我决定给这些农村孩子开文化课。规定每星期三个晚上上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他们上完课后，我自己一个人自学财务课程至零点。睡觉前，再听半个小时音乐磁带，威瓦尔第的《四季》、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莫扎特的《弥撒曲》成为伴我入眠的天籁。

    四个月过去了。一天中午，省外经委的一位同僚来深圳办事，顺便来探望我。恰逢午饭时间，他表示吃过了，但可以陪我午餐。我说：“不用，很快就可以打发。”顺手撕开一袋方便面，倒了一杯温开水，咯哧咯哧，就着温水，嚼咽了起来。三分钟时间，拍拍手上的面渣，“瞧，午餐结束了。”

    “你就这样对付，是不是艰苦了点？胃受得了吗？”广州的朋友很惊讶，我却一点不觉的，反而喜欢这种富有激情的特区节奏。虽然未来的道路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你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航线开通了，远东金钱饲料厂和正大康地的业务十分顺利。随着时间推移，特发公司财务部的饲料组专项账户上资金越滚越多。风言风语也伴随而来：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誉，却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贴着4分钱邮票的匿名信纷纷向特发总经理办公室飞去……

    特发总办主任李守芬曾任宝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个矮壮实，黑白发间杂。大概是抽烟太多的原因，话音有些嘶哑。我申请进口饲料指标或其他业务前往总办时，碰到李总往往只是点点头，算是礼节性的招呼。但有一次，李主任把我唤进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你干得很好，总办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临走时，这位当地出身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去闯吧，不要有后顾之忧。”听到这位老干部的鼓励，心里暖融融的。

    工作中的兴奋点之一是新的玉米又到了笋岗北站。我带上邓仔到笋岗，雇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抗，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嘛？“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也在瞬间失去了市场，饲养主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王石饲料组的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

    月内，铁路在途的近千吨玉米陆续抵达笋岗北站。

    一天，邓仔一脸愁容递给我一张通知单，单上写着：鉴于货主的积压货已妨碍全特区人民的粮食、煤炭的正常卸载，如不能三日内清理货站的玉米，将视货主藐视管理部门，对其货物没收并重罚云云。落款：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

    哎呀呀，岂敢藐视，实在是一没市场二没仓库。我暗自叫苦。

    打听到交通指挥部焦主任的居住地址，我抱了个西瓜，连夜敲门赔罪。让进会客室，焦主任气恼地质问：“我们还在纳闷，这货主何方神圣？玉米把地方全占了，煤炭、大米、面粉全都卸不下来。必须三天将玉米清理干净，否则重罚。”

    “给宽限一个星期吧。”

    “没有商量余地，就三天，再拖延一切后果自负。”

    从焦经理家里出来，开车到皇岗村。村里已经没有灯光，只星点传来几声狗吠。咚咚咚，敲响“牛仔”家的木门，睡眼惺忪的村支书问：“什么事，不能明天商量？”

    “给你生意机会。”

    “赚钱也不能不睡觉呀。”

    讲明原委，“牛仔”思索了一会问：“我能做什么？”

    “港商在你们村投了那么多鱼塘，我想玉米也可以喂鱼。”

    “这么急，鱼老板还不杀你个血本无归？”

    “顾不了那么多了，焦主任上纲上线，我现在已成了破坏特区居民安定生活的祸首，看那架势三天不清理干净要拘留我呐。”

    “还是跟着我做旧轮胎生意吧，不辛苦，也没有什么风险。”村支书忧虑地望着憔悴疲劳的同龄人。

    “呐，第一，你现在就通知鱼老板，明天上午10点钟在笋岗北站参加拍卖库存玉米；第二，通知其他村的干部，让附近鱼塘的老板全去参加拍卖，也得现在通知。拜托啦。”

    翌日10点钟。我站在一垛玉米堆上，下面围着二十几位鱼塘老板或代理人。我抬高嗓门：“这一堆30吨，你们看到有些玉米浸水发霉，但大部分是好的，就是发霉的也可以喂鱼。成本价4万块，起价2万块，有人要吗？”没人应价。“1万8。”“3000。”一位鱼塘佬举手应价。

    “你说的是美金吧？”众笑。

    “1万7”，我故作镇静，心口却一阵痉挛，好似被捅了一刀。

    “1万6”，我仍固执地每一叫价只降低1000块钱。

    “5000”，第二个应价。叫价应价几轮下来，30吨玉米1万2成交，相当于每吨400块。接着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下午接着一堆一堆拍卖，拍卖一直持续到夕阳染红笋岗北站，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

    一天下来，拍卖出400吨，明天继续淌血，无论如何后天要清理干净仓库和站台。

    当天晚上，东门宿舍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自报是深圳华侨光明农场的，听说这里有大量便宜的玉米出手。来主介绍：光明农场饲养奶牛，为香港维它奶提供鲜奶，价钱合适，数量不限，希望有长期合作关系。“每吨700元，全部扫光。怎么样，王经理？”

    “这是卖麻袋！你们是趁火打劫呀。”我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心里却盘算着：同鱼塘佬接受的价格相比，每吨多卖了300块，仅此一项，少损失近100万元。问题是从未同光明农场打过交道，是实盘吗？

    “OK！”我伸出手表示接受买价。

    第二天，聚集在笋岗北站的鱼塘老板们得知没有便宜玉米拍卖了，痛心得直嘬牙花子。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只要供货方催逼货款，我随时可能破产。怎么办？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询问对方还有多少库存玉米？

    “1.5万吨。”

    “全收了，我派船，在当地港口交货，付款条件是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我清楚，外贸急于出手积压的库存，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我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玉米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现货。现在谁都不要玉米，市场价是最低的。问题的要点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要点是，香港人什么时候开始吃鸡？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第一条万吨散装船在大连装载了7000吨玉米，启程经渤海过黄海向南海驶过来。随着海轮距深圳的路程缩短，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1983年的夏天，台风来得特别频繁。7000吨玉米船却没有误期，按时抵达南海海域，并向珠江口进发。

    还没有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7000吨的玉米船却距离深圳越来越近。夜深人静，我在莫扎特《弥撒曲》声中默念：台风啊，南海的台风，你刮吧，刮吧，阻滞这条船，最好能把它打沉。反正船运合同保了自然灾害险。

    差两天，7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及时雨！香港人再次开始享受吃白斩鸡、盐鸡的快乐！

    来到皇岗村，找到发仔，预订20台8吨翻斗卡车，装卸7000吨玉米。

    来到赤湾港。我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起重门吊上的吊网一兜是8吨玉米包，轻轻抓起，滑轮滑动到停车的位置，一松网兜，100多包玉米落进翻斗，卡车启动，后面一辆轰隆隆补上位等待装包。向正大康地、远东金钱驶去的装载卡车队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呵呵，这还不简单，你的仓库就是我的仓库啊。”

    “……？”

    “我领着客户去看你展销中心的仓库。”

    “这又怎么样？”

    “嘿嘿，你们仓库负责提货的两个小女孩被我两包天府花生就搞熟了，再夸奖她们打扮得像模特，女孩经不起这么夸奖呀……你可不要批评她们，我告诉她们说，‘如果我领着客户看货，你们就问，‘陈老板，你这么多货什么时候取走啊。’呵呵，可不要批评她们。你王石还有虚荣心呢。何况小姑娘，呵呵……”

    我也笑了起来。这个勤快狡黠的狐狸！

    1985年春节，一天清早。门突然响了，“当、当……”

    谁会在这么早的时候拜年？

    打开门，是陈宇光，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皮箱和一个塑料提兜。

    “这么早拜年？太太和女儿还在睡觉呢，轻点声……坐吧。”

    陈先生把皮箱平放到玻璃茶几上，“嗒、嗒”两声打开，10元一张，一捆捆整齐码好，簇新簇新的一箱钱。

    “今年做生意赚了30万，都是和贵公司做的，没有其他意思，表示一下心意。”

    “你了解我吗？”

    “我知道你对钱看得很轻。怕你误会，生意做完了才来表示心意。”

    我笑了：“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岂能满足我的欲望。”

    宇光愣住了，多少有点尴尬。按照他的逻辑，经营过程中送礼是免不了的，看仓库的还需要两包花生打点呢，更何况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看他的眼神，似乎是，“是不是嫌钱少了？”

    “误会啦。我的志趣在做一番事业。国营公司有国营公司的逻辑，私收生意关系上的礼品可就是受贿。我要是要钱的话，早就干个体了。和你合作不是要私下获取你的好处，你帮助我们销售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合作。你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你受了伤也要赶到深圳换取货单，你看重的是经营中的信用，这也是我看重的。一诺千金！”

    他笑了，“这一袋里的冬虫夏草和天府花生留下来吧。”

    “冬虫夏草拿走，天府花生留下，免得拿去收买仓库提货员。”

    1985年，国家对计划外外汇做了新的规定：冻结企业手中的外汇，国家银行以官价收购，企业银行里留存着同等数量的外汇额度，企业获得允许使用时再用官方的价格买回外汇。在冻结外汇时，展销中心的账户上还有800万美元，官方以1∶2.8买回，批准使用时再按当时的官价赎回。这一严格得近似苛刻的外汇管理，使调汇成本上升，同时隐藏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地下调汇市场异常活跃。

    一天晚餐时间。我正在海丰苑大厦一楼的一间理发店理发。

    躺在理发椅上，腮帮子涂满了肥皂沫，理发师手握亮闪闪的剃刀，仔细地为我刮着胡须。透过理发师脑袋和肩膀之间的空隙，我注视着高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屏幕。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同美元汇率贬值18%，从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贬值1美元兑3.3元人民币。”哧喇，我觉的脖颈上如同被割了一刀！现在要赎回800万美元要用1∶3.3汇价，仅此一项直接账面损失就有400万，而去年全年利润也就是500多万啊！

    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公司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展销中心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矛盾。

    事情源于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钢结构、玻璃幕墙，由美国C.R.S设计公司设计。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

    一年后，还款期到了，特发总部财务上却没有多少外汇。怎么办呢？财务告诉孙凯峰总经理，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里有800万美元额度。

    我被召进特发公司孙凯峰总经理办公室。

    “王石啊，这一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需付贷款的首期，你那800万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孙总慢斯条理，控制着局面。

    “我要是不同意调呢？”我那意思是既不同意上调总部，也不同意无偿划拨800万美元额度。在展销中心困难的时候，将800万美元额度调走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再“高升”离开，这公司的气数就尽了。

    “你不同意调拨有用吗？”孙总不动声色，“先把你调离，新上任老总第一件事就是划拨800万额度。”

    “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

    两个礼拜后，一纸通知到了我的手中，通知我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四期，为期一个月。我没有理会，公司正处在动荡之中：裁人后遗症、推销积压电器、融通外汇指标、银行贷款延期、广州、北京展销会。此时，我怎能离开？

    一个月过去了。又接到一个通知：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为期一个月。我勉强去党校报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学典礼。第三天开溜回到展销中心。

    我面对的是特发的一纸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特发总办的彭国华把我和孙总的冲突形容为“老鼠同老猫的捉迷藏游戏”。

    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变故，我找到张西甫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由张西甫任总经理，王石兼副总经理。从行政上，展销中心归属新一代公司。这样，中心与特发总部就隔着特发贸易公司和新一代公司两个层次，有点“山高皇帝远”了。

    老鼠与老猫的游戏继续着。

    800万美元额度仍属展销中心。但中国银行获得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的同意，下属的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