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赫德逊河河谷，土地肥沃、林木繁茂、交通便利。在距纽约市区约１００英里处的河谷东岸，有一大片山岭逶逦的高地。高地的一个小山丘上座落着一幢气势不凡的宽敞楼房，这就是海德公园村罗斯福家族的宅第。１８８２年１月３０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生于此。他就是后来美国的第３２任总统。  
族谱与家世
　　赫德逊河是１７世纪初以启发现者、英国航海探险家亨利·赫德逊而命名的河流。它的源头可上溯到毗邻加拿大的纽约州北端，全长近５００英里，在流经奥尔巴尼后蜿蜒南下，纵贯纽约市区，注入大西洋。１７世纪初，荷兰移民纷纷沿着赫德逊河在河谷两岸定居，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大约在１６４３年前后，有一位叫克拉斯·马腾森·范·罗森菲尔德的荷兰人随着移民潮在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市）登陆，然后在附近定居下来。  
　　随着岁月的泼洗，故乡荷兰那个濒海的罗森菲尔德小伸的铁轨——在仕途上与"总统叔叔"比肩看齐——不期而至并从此横亘在他的意识深处。果然，此后罗斯福的政治旅程与长他２４岁的特德叔叔如出一辙——纽约州议员、助理海军部长、纽约州州长以至美国总统。  
　　然而，个体生命的驿站却呈示出迥异于特德叔叔的轨迹与景观。罗斯福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荫庇。他凭藉的是自己的进取、抗争……甚至苦斗，以及由顽强隐忍和深沉性格支撑起来的自信，亦即对自己的事业抱有的沉静而绝对的自信——他３９岁时下肢瘫痪并从此终生与支架或轮椅为伴，病因是小儿麻痹症。他把这飞来的一击当成冥冥中早已预定的命运之约。生理残疾往往使人乖戾、愤世，罗斯福却以健全的心理平衡与防卫机制避免了这种可能性；痛苦也使人宽容、旷达，微温的理智和高度的自尊使他在最令人沮丧的诸事不顺的促狭环境中，也能发现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点滴变通的可能性，这种柔韧而绵长的信念使他永远有梦，政治明星的职业末日感也随之被消解。此后在他生命中的各个时段里，他遭遇了难以数计的反对派和强硬的对手，他们对他的各个方面进行过非议和责难，但都绝口不言他曾经或者会绝望。  
　　在长达８年的蛰伏其中，他调整和校正了表达生存和生命意志的方式。他当律师，表现平平；投身商海，更是一事无成。但当他坐着轮椅进驻帝国州长官邸时，浮躁凌厉变成了圆熟通达，精气内敛取代了锋芒毕露。他了解国事民瘼，洞悉政治行情。他学会了一个人在竭力要飞上天的时候如何在地上行走的本领，对政治角逐场上那些极具法度的攻守进退的微妙之处更是了然于胸。他积累着实力和厚度，醉心于植物学和养马，成了达切斯县一名优裕而悠闲的乡绅。在南北战争前夕，年近古稀的艾萨克成为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他的住所一度成为南方黑奴逃往加拿大的"地下铁路"交通站。  
　　艾萨克·罗斯福第二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１８２８—１９００）即富兰克林的父亲，１８２８年生于海德公园。１８４７年毕业于联邦学院。他青年时代思想激进，是个富于朝气，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者。１８４８年，２０岁的詹姆斯去欧洲旅行，正值加里波第①的"红衫军"为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控制而苦斗之时，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情弱者和正义者的行列，在"红衫军"中干了一个月。他回国后即进入哈佛大学，并于１８５２年在哈佛法学院完成了学业。翌年，他同丽贝卡·豪兰结婚。一年后儿子降临，夫妇俩决定打破罗斯福家族惯用的交替命名法，给儿子起名罗西·罗斯福。詹姆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还在赫德逊河流域拥有大约２００公顷的土地。他平易近人，热爱生活，钟情于充满田园风光的乡绅生活。但他并没有整日沉溺于海德公园的天伦之乐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在纽约市区从事他的工商业活动。  
　　  
　　①加里波第（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生性豪爽、具有浪漫气质的詹姆斯·罗斯福似乎一生都醉心于做大生意。他主要投资经营煤矿业和运输业，担任了德拉韦尔——赫德逊运河公司的副董事长和几家较小的运输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从事运输业所获的大部分收益用于投资经营无烟煤的开采，结果在１８７３年的经济危机中，这个几乎垄断着沥青矿开采的巨大烟煤联合企业濒于破产，詹姆斯和他的伙伴们被愤怒的股东赶出了经理室，从此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他和伙伴们还准备建立一个控股公司，把南方的铁路网络全部垄断起来，这一冒险事业又因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而告吹。接二连三的受挫并没有使他们气馁，他们开始策划更大的生意。他们于１８８７年成立了尼加拉瓜海洋运河公司，计划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大运河。詹姆斯担任了该公司的经理，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曾资助过克利夫兰的再度竞选，两人私交不错。他设法让克利夫兰总统批准了合股经营法案，随即筹集了６００万美元资本投入初期营运，但１８９３年的大萧条又一次冲垮了公司。即令如此，詹姆斯也没有让外面世界的纷扰殃及海德公园平静的家庭生活，他总是以惊人的意志力将自己的生活分成内外两个似乎永不相交的世界。  
　　１８７６年丽贝卡·豪兰去世，詹姆斯异常伤心。从此，海德公园的美丽夜晚不免显得有些冷清、单调。好在詹姆斯生性乐观，热爱生活。儿子罗西于次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随后又娶了艾斯特夫人的女儿海伦·艾斯特为妻。罗西为人随和，聪敏机智，又有外交才能，发展前途不可限量。詹姆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善于自我调节，过着平静而有趣的生活。  
　　１８８０年春，詹姆斯在奥伊斯特湾支系老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总统的父亲）家中的一个小型晚宴上遇见了美丽修长的萨拉·德拉诺。机智风趣、温文尔雅、健康且显年轻的詹姆斯立即博得了萨拉小姐的欢心。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詹姆斯不失时机地果断向她求婚，果然如愿以偿。１８８０年１０月，两人在萨拉·德拉诺的家园阿尔戈纳克——一个与海德公园隔河相望、两地相距仅２０英里的庄园举行了婚礼。在经历了几个月风光旖旎的欧陆之旅后，两人回到了海德公园舒适的家。萨拉带来了１００多万美元的嫁妆。这一年詹姆斯５２岁，萨拉２６岁，正好与罗西同年。  
　　萨拉·德拉诺与詹姆斯·罗斯福算起来还是第６代的表亲。德拉诺家族的成员常常喜欢把他们的家世一直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和一位格兰特总统任内的内阁部长那里，他们以作为１１６２年抵达普利茅斯的菲利普·德·拉诺依的后代而自豪。德拉诺家族的人很少涉足政界，他们大多是生活优裕的商人、船主、企业家或乡绅。萨拉的父亲沃伦·德拉诺年轻时常在中国南部沿海一带做生意。他在经营对华贸易中赚了不少钱，１８５７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亏蚀了大部分财产，于是沃伦又到中国去挽回损失。他先做鸦平生意，后做茶叶生意，不久即发了大财。然后他决定把全家带到中国去。德拉诺一家在经过了四个月的海上航行后，到达香港，住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叫做"玫瑰山"的庄园中。沃伦不让孩子们学中国语言，萨拉和兄妹们只乘船到过广州。１９４２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史迪威等人谈到他同中国的渊源时说道："我个人同中国也有瓜葛，我的外公到过那里。１８２９年他到过汕头、广州，甚至还去过汉口。他生意兴隆，赚了１００多万美元。回国后他用这笔钱投资修筑西部铁路，可是在随后的８年中全赔光了。１８５６年他只一次去中国，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他都呆在那里，于是又赚了百万美元。当时美国正在打内战，医院急需鸦片。……哈哈。"罗斯福在这里只谈对华①贸易，而对外公的鸦平生意讳莫若深。沃伦和家人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就带着妻子、几个孩子和赚足的钱财回到美国，定居在赫德逊河西岸的庄园，成为这一带知名的上流社会家庭。萨拉·德拉诺自幼生活在优雅舒适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她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十分熟悉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  
　　  
　　①《史迪威文集》，纽约１９４８年版，第２５１页。  
　　在婚后的第３年，确切地说，在１８８２年１月３０日上午８时３刻，詹姆斯和萨拉的爱情结晶降临了。临产时母子均险遭不测。波基普西市的爱德华·帕克医生给萨拉施用了过量的氯仿麻醉，萨拉不省人事，婴儿生下因昏迷过度而脸色发青，连打几下臀部都没有哭声，帕克医生只得用人工呼吸，方使婴儿苏醒过来。詹姆斯在当晚的日记中记道：“我的萨拉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非常可爱，体重１０镑，不算衣服。”  
　　詹姆斯和萨拉为儿子的取名争执不下。父亲给他取名艾萨克，母亲坚决反对，要取名为沃伦，只因她哥哥刚刚失去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幼儿。直到７周后，婴儿在海德公园村的小教堂洗礼时，才被命名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与他的一个舅舅富兰克林·休斯·德拉诺同名。  
海德公园的童年
　　詹姆斯·罗斯福晚年喜得贵子，自然视之为掌上明珠，萨拉对儿子也十分疼爱。  
　　对于年幼的富兰克林来说，这幢舒适的住宅和海德公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共有三层的住宅楼宽敞明亮，四周环绕着优质护墙板和狭长的阳台，房顶上有一个可以眺望大海的平台，楼房正面配有一条长长的带扶手栏杆的门廊，正对着大门的马路西边伫立着一排排爬满长春藤的高大石柱。围绕着整幢楼房的是修剪整齐的花坛、草坪和各种高大的树木，有铁杉树、榆树、槭树、栗子树、水青冈树等。楼房右边有一个暖房和被高大的铁杉树密密地围了起来的玫瑰园，左边有冰窖、谷仓、厩棚、葡萄园。小富兰克林的活动室设在三楼，透过百叶窗可以看见如茵的青草漫过远处低缓的山岗，成群的牛羊，以及詹姆斯亲自培育出来的良种马正缓步在草地和树丛间，稍远处是一片片翻耕的田地和整齐的牧场。小富兰克林常被抱上楼顶平台乘凉。从这里放眼望去，赫德逊河的美丽景致一览无余。平静的水面上白帆点点，更远处是湛蓝的大海。  
　　整个赫德逊河谷肥沃的土地只归纽约州十几家名门望族拥有。罗斯福家的邻居大多是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范德比尔特、罗杰斯、艾斯特、奥格顿就住在附近。小富兰克林常和这几家的孩子们嬉戏玩耍。同父异母的罗西大哥大他２８岁，常给予他父亲般的呵护，他不久就去了维也纳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圆了他的外交家之梦。他的儿子塔迪比富兰克林大两岁。楼房和庄园里还住有家庭教师、厨师、保姆、女仆、车夫、马僮、雇工，出入他家的大都是同罗斯福家族和德拉诺家族关系密切的人。丽贝卡去世后一度冷清的海德公园又开始热闹起来，富兰克林从小就没有感到过孤单。  
　　萨拉在富兰克林出世后不久就开始记日志，２０年来从未停止。儿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毫无纰漏地记录在案，甚至儿子穿过的衬衣、鞋子、小袜子，以及稍大些时的信件、考试卷，都给她整整齐平地保存了下来。今天，人们正是通过这厚厚十几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和一大摞早年的信件，才得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罗斯福早年的生活情景。  
　　小富兰克林长着碧蓝的大眼睛，鼻梁挺拔端正，一头金色的卷发，穿着德拉诺家族沿袭下来的苏格兰式横褶短裙和黑天鹅绒童装，显得英俊、神气，很招人喜爱。"我的儿子是德拉诺家族的人，根本不是罗斯福家族的人。"萨拉经常自豪地对人这样说。富兰克林２岁半时，有一天，一家围在餐桌边吃饭，他把盛牛奶的玻璃杯边沿咬掉了一大块，萨拉立即将他推出餐厅，从他嘴里掏出碎玻璃片，并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通。"当我觉得他已经认错了才让他回到餐桌上来。可是一会儿，他又拿起刚换上来的高脚玻璃杯，闪着调皮的目光假装再去咬它。'富兰克林！你的顺从哪里去了？'富兰克林庄严地答道：'我的顺从已经上楼去了。'”  
　　年幼的富兰克林眼中的父亲和蔼可亲，宛如一个知心的导师和游伴，对他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简直无所不知。他举止文雅，留着满脸络腮胡子，穿着带马刺的鞋子，头戴圆顶硬礼帽，手拿短柄马鞭，并且手头总有５００美金。这一切都对儿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总爱找爸爸玩。在整个童年时代，罗斯福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要大大多于同周围孩子们玩的时间。一到夏天，他就随着父亲去巡视庄园、骑马、骑自行车、打猎，在赫德逊河边钓鱼、游泳、划船，每天步行到村口取回邮件，那里除了近期报纸外，还有他爱看的儿童画册和画报。  
　　他喜欢从楼房前的斜坡向下滑着玩，带着弓箭在树林间漫游，去草地和丛林间摘草莓。入冬，他和伙伴们跑到赫德逊河畔去观看大人们把大块大块的冰从河里拉上岸来，然后一路吆喝着运回各自家的冰窖。他喜欢穿着簇新的雪鞋和父亲去河面上溜冰、划冰船、滑雪橇。有一只雪橇据说还是当年俄国人专为拿破仑第三制作的，詹姆斯在１８６１年从巴黎购买后运回美国。  
　　富兰克林从小就喜爱动物。在节日和他的生日里，他收到父母送给他的礼物：苏格兰小矮马和良种长毛猎狗。父母在他高兴之余告诉他，这些动物今后将完全由他自己照管，包括喂养矮马。他拿着父亲送给他的小口径猎枪捕鸟，并恪守诺言，对赫德逊河流域特有的鸟类每种只捕一只。如此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使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射手，也使他收藏的３００余种达切斯县的鸟类标本迄今仍属于最丰富之列。可见，罗斯福从小就是一个肯下功夫的收藏家。鸟类标本、邮票、航船模型和植物标本使他乐此不疲，并皆有所成。他从这些爱好中获得了无法替代的乐趣和宝贵的知识。而对大海、船舶和海上航行的热爱，则成了他一生难解的情结。  
　　童年的罗斯福在生活中受到了严格而又充满爱抚的教导和训练。他到５岁时才开始自己穿衣服。９岁时才被允许自己洗澡。他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来完成父母为他制定的各项训练计划。萨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并不让孩子做大量没必要做的事，虽说那些于他有益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我们从不仅仅是为了严厉而严厉，实际上，我们暗中也感到骄傲，因为富兰克林似乎天生就不需要那样的约束。"詹姆斯夫妇从小就为儿子的成长规划了一个并不富于弹性的框架，好在他们并没有刻板地强迫儿子接受这种塑造。父亲有意识地要将他培养成一名十足海德公园气派的美国绅士。母亲更溺爱儿子一些，似乎一心想让儿子永远地和自己依偎在海德公园这个宁静、安全、没有险恶挑战的世外桃园中。她小心谨慎地尽量不让儿子感知到这个世界上那些层出不穷的忧愁、苦难及其他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似乎并没有刻意培养他的意志力和独立性格。詹姆斯深信，只要让富兰克林的脑海里时刻充满着美好的事物，心灵中不期而至的高尚境界就能自觉地抵御粗俗、懦弱和邪恶，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尽量让健康有益的自由活动充实他的身心。他是父母美满婚姻的独生子，这个家庭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没有兄弟姐妹同他争宠，同他抢夺玩具或者带他走出父母的安乐窝去过学校生活和上运动场。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的优越感以及基于自信的平静性格。多年以后，心力交瘁的罗斯福坐在白宫里不止一次地说道：“我的灵魂召唤我回到赫德逊河畔。”  
　　在罗斯福的整个童年时代，父母总是带他到各地旅行。他们拥有一节舒适的火车包厢和一辆豪华的"蒙农"牌轿车。几乎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去芬迪湾的坎波贝洛岛，那里属缅因州，位于帕塞马科迪海湾的入口处，濒临风急浪高的大西洋，气候潮湿、凉爽。他们在岛上买了一块约两公顷的土地，建起了一幢小别墅。詹姆斯买了一条５１英尺长的"半月号"小汽艇。富兰克林对它爱得入迷。他常跟着父亲乘船出航，遨游在浩淼的海面上，并很快掌握了驾船技术，他们也常去马萨诸塞州的费尔黑文走亲访友。１４岁以前，富兰克林随父母和家庭教师共去过欧洲９次，对伦敦、利物浦、巴黎、柏林和莱因河十分熟悉。他们有时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接触的尽是上流社会的家庭。年事已高的父亲在温泉疗养地度假时，富兰克林就骑着自行车来往于荷兰和法国的一些地方，或者去拜罗伊特看歌剧，到布劳恩山攀登黑森林。１９３９年，他对人说道：“我自幼对德国就比对法国和英国要了解得多。”  
　　富兰克林７岁了，父母以极大的责任感和自信着手安排他的学习。海德公园村有一所学校，但他们不愿让儿子去同一般人家的子女一起去接受普通教育。一开始，富兰克林在邻居罗杰斯家的一个由德国女教师主持的小班里上学。以后，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被不断地请到家中来。第一位女教师莱因哈德教富兰克林德语和小学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可惜她后来因病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接替她的是一位来自瑞士的米尔·丁·桑托斯小姐，她每天教富兰克林６个小时的法语、英语和欧洲史。具有一些模糊的社会正义感的桑托斯小姐设法让富兰克林的思想超出了家庭规定的范围，第一次让他了解到海德公园以外广阔世界的苦难和纷扰。在一篇关于埃及的作文里，１０岁的富兰克林写道：“劳动者一无所有……国王强其他们干重活，可给他们的东西却少得可怜！他们濒临饿死的边缘！没有衣服穿，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亡！"这时的富①兰克林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他喜欢读马克·吐温的作品，后来他曾对人说：“如果有人喜欢我的措辞和演讲风格的话，那么这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阅读马克·吐温作品的结果，它们对我的影响比别的作家的作品都要大。"他经常独自呆在楼上，入神地阅读那些已经读了许多遍的关于海洋的寓言故事，以及那些布面装的记录１９世纪初捕鲸船的航海日志。母亲也经常指导儿子读一些内容严肃的书，９岁时他就认为所有的杂志中，《科学美国人》最好，而一般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孩子很难对这类杂志产生兴趣。他记忆力不错，尤其是背词汇的能力很强。他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能讲法、德两门外语的总统。  
　　  
　　①詹姆斯·Ｄ·巴伯：《总统的性格》，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８页。  
　　１４岁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接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基本上没有超越家庭的范围。只有一年夏天全家在欧洲旅行时，他在一所德国民族学校上过几个星期学，也算体会了一下公学的滋味。母亲萨拉严格地规范着儿子的教育进度，她似乎想在海德公园就这样地守护着儿子，直到永远。  
格罗顿公学
　　主要是由于母亲萨拉割舍不下，直到１８９６年９月，１４岁的少年罗斯福才进了寄宿学校，这就是由思迪科特·皮博迪博士创办的著名的格罗顿公学。  
　　皮博迪出生于新英格兰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不愿随父进入工商界，而是在一个偏僻的矿区当了一名牧师。１８８３年，他来到格罗顿，这是位于波士顿西北４０英里的一座小城镇。他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公学，它有些类似于英国上流社会专门为富家贵族子弟进入名牌大学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如伊顿、哈罗公学。建校舍的地皮是富豪威廉·劳伦斯捐赠的。劳伦斯、约翰·Ｐ·摩根、菲利普斯·布鲁克斯等工商金融界的巨头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学校收费昂贵，规模不大，仅有１５０名左右学生，学制６年，专收男生。不久，他就同美国那些历史悠久的贵族子弟学校一样享有盛名了。詹姆斯·罗斯福早在儿子两岁时，就为他在该校注了册。  
　　１４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法插入了三年级。他的海德公园的邻居伙伴小埃德蒙·罗杰斯同他一起入学。他的侄子塔迪·罗斯福比他高一年级。在他班上的其他孩子中，９个来自纽约市，７个来自波士顿，２个来自费城。只要稍微看看那些姓氏，就知道他们尽属于东海岸中心城市的名门望族。据当时统计，格罗顿公学６个班级的学生中，有９０％以上出身于美国上流社会家庭。  
　　皮博迪身材高大结实，满头金发，其实单纯，是个富于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正派的北方基督徒，深受１９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化的托利党①精神的熏染。他把为国家服务和献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美国的政治必须清除污泥秽水，而格罗顿的学生要积极投身于政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同丑恶妥协。  
　　  
　　①托利党：英国政党。１７世纪７０年代，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一派被迫政敌辉格党人斥为"托利"（Ｔｏｒｙ）。该派正式名称因此而得名。曾多次组阁。１９世纪中叶改组为保守派。  
　　皮博迪的教育思想体系并不复杂。他十分明确他的教育目的之所在，那就是他在训话中经常所讲的，"要培养出勇敢的基督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希望格罗顿公学的这些富家子弟将来成为改善社会的栋梁之材。他曾对人说：“如果格罗顿培养的学生不从事政治并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话，这不是因为我没有敦促过他们。"他所关心的是造就一个"有行动、有信仰、思想健全的人"，而不是整日冥思苦想的学者。皮博迪推崇宗教精神、性格形成、体育活动和学业，而且它们的重要性似乎是依次排列的。他的献身精神和充满热情的性格使全校师生受到了感化。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化身，他身穿蓝色西服，上浆的领口打着白领结，认真地巡视课堂和宿舍，劲头十足地参加学生的各种比赛，每天睡觉前都要跟１００多名学生一一握手道别，嘴里还不停地宣讲着美好的基督教义。他支配着学校的一切，学生们对他既爱又怕。富兰克林则虚心地接受着校长的这些训导，并将其中的很多内容变成自己的信条。１９４０年，罗斯福总统在写给年迈的校长期博迪的信中写道：“４０多年以前，您曾在旧教堂的一次布道中讲过，不能让青年人的生活丧失理想，一个人即使在晚年也不应当失去起童年时代的梦想。这就是格罗顿的理想——我极力不把它忘记，一直到现在还在我耳边回响。"可以认为，皮博迪在少年罗斯福世界观趋于成形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杰出的博士校长以仆人格的力量在每一个格罗顿学生身上打下了或轻或重的烙印，罗斯福也不例外。  
　　皮博迪校长把英国伊顿公学的那套管理方式搬到了格罗顿。为了强调生活简朴、锻炼意志，学校还额外规定了一些斯巴达式的生活：学生们一律住在１０英尺长，５英尺宽的单独小寝室里，室内的布置陈设简陋到了极点，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权且当门。早晨７点起床洗冷水浴，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全体学生必须在一整天里严格遵循校长规定的日程表，不得有误。参加集体晚餐时要穿戴整齐，白衣领要浆得和校长一样笔挺，而且要穿起皮鞋。  
　　格罗顿公学并没有刻意向学生们传授或灌输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专门本领。皮博迪校长号召教师们要在各种场合对学生进行献身政治的劝勉，并且自己以身作则。他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参加者必须诚实，决不能与恶劣行径和腐败势力同流合污，如此国家政治就能"变得清明"。显然，这些空洞浮泛的说教与当时美国政治的严酷现实相距甚远。它对罗斯福日后成为一位政治家所产生的影响，也未必有皮博迪后来所宣称的那么大。据一位格罗顿公学的毕业生说，学校要求他们"同不熟悉的人谈话时，眼睛要注视对方头顶上方两英寸的地方"。其实这种习惯对于在政治领域广泛与人打交道并取得成功是极为不利的。离开格罗顿以后，罗斯福自然把头仰得高高的，顺着鼻子往下看人，直到１０年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这个习惯克服掉。罗斯福在格罗顿学到的唯一政治技巧似乎就是一种有力的辩论术。他们经常就"美国海军应该扩大"，"夏威夷应归并美国"、"菲律宾应该独立"，以及社会改良等议题，分成正反两方面展开辩论。到了６年级的学术辩论会上，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不再是单纯从学理上和逻辑上进行辩论的窍门，并屡屡出奇制胜。  
　　格罗顿公学的教学大纲没有什么新意。语言课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占了很大比例，然后才是法语和德语。历史课则专讲欧洲史，它很少开设与美国有直接关联的课程。校长和老师们大都照本宣科，要求学生们死记硬背，几乎从来不搞因材施教的启发式教学。稍有例外的似乎是"政治经济学"这门课，老师讲授的内容主要来自大卫·李嘉国、约翰·穆勒、让—巴蒂斯特·萨伊、托马斯·马尔萨斯等著名经济学家。该课的教学还注重课堂讨论，讨论的题目有"银与金的比较"，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资本问题和关税问题等。这些现实针对性很强的讨论对少年罗斯福有些启发，从现存的他当年的学习笔记中可见他对这门课比较用功。口齿伶俐、自幼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富兰克林在这里的头两年里，各科成绩平均为Ｃ（为不及格），后两年他也只能勉强地把成绩提高到ＤＢ。  
　　罗斯福刚进校时，操着浓重的英国口音，有些不太合群，因学校里有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名声不太好的侄子，因此他得了个绰号"富兰克叔叔"。但罗斯福逐渐学会了与同龄人相处，他较快地克服了一般插班生因突然面对全新环境而容易产生的那种羞怯、焦虑、失落等不适应症，并从容不平地进入了角色。他"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总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最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他在进校第二年还获得了"严格守时奖"，老师们也很少给他记过品行不良。他尽量调整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传统规范。皮博迪校长向他的父母报告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聪明和诚实的学生，也是个好孩子。”  
　　同英国的学校一样，格罗顿公学大力推崇体育活动。身材瘦长、肌肉不够匀称和发达的罗斯福自然不能靠出色的体育成绩来出人头地，但他还是充满热情地参加足球、垒球、篮球、拳击、划船等体育日程表上所罗列的一切项目。有些项目轮不到他上场比赛，他就在场外当啦啦队员，有时喊哑了喉咙。１８９７年的暑假，他父亲送给他一艘长约２１英尺的单桅小帆船。在随后的几年里，罗斯福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同朋友们一起，常驾着这只被命名为"新月号"的帆船出海，并且详细地考察了无数个小海湾。芬迪湾里哪有激流险滩，何时潮涨潮落，罗斯福都一清二楚。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埃德加·麦克莱的《美国海军史》和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马Ｔ汉的《制海权的影响》，为其透彻的说理和缜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他一生曾反复阅读过马汉上将的这部名著。学校图书馆藏有当时最主要的杂志，他基本上都读过。  
　　毕业典礼那天，西奥多·罗斯福州长驾临格罗顿公学，应邀作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说：“……一个人只要有勇气、有善意、有智慧，那么他所成就的事业即是无限的。而当今我国政治正需要这种人。"西奥多精力出奇的旺盛，兴致昂扬，在听众面前极富吸引力。他将他自己对道德健全的热衷，以及对"紧张生活"的喜爱，传染给了这些美国青少年。富兰克林听得热血沸腾，近乎英雄崇拜地带头鼓掌。堂兄西奥多实际上成了富兰克林最初的政治起蒙者。在年轻的富兰克林看来，堂兄西奥多身上，除了认为心地纯洁的人应更积极地参与政治，鄙视单纯追求物质利益，以及为国家服务的精神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想法。  
　　４０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对皮博迪校长说：“我认为在我的思想性格正在形成的时期，我有幸接受您的教诲，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事。"皮博迪校长的信条之一就是：获得受教育的优越机会同时意味着负有为祖国服务的义务，以及为不够幸运的同胞们谋取福利的义务。事实上，罗斯福对于美国下层社会的了解和关心，也是在格罗顿时期形成的。皮博迪基于其基督教信仰长期从事社会福利公益活动，格罗顿公学一直为穷苦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罗斯福热心地参加了服务工作。他从皮博迪那里所学到的，就是为时乖命蹇的人服务的基督教绅士们的理想：即坚持拥有特权的美国人将在解除国内和国际间的疾苦中起作用。皮博迪付出了巨大努力教诲他的学生们时刻铭记这些人间疾苦。皮博迪和格罗顿公学帮助罗斯福形成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１９３４年，罗斯福写道：“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之外，皮博迪博士和夫人对我的影响和将要给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白宫举办的非官方性质的仪式活动，罗斯福都尽量请皮博迪博士来主持。  
　　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８岁的罗斯福结束了格罗顿公学的学习生活。临毕业前他戴上了夹鼻眼镜，于英俊中透出几分秀气和成熟的睿智。他得到的纪念品是４０卷的莎士比亚全集。皮博迪校长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道：“他是个诚实的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在集体中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满意的。"１９３２年底，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立即处于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下的皮博迪校长激动地当众宣布：“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当年在格罗顿学习的少年，这是有据可查的。我认为，关于他在学校时的表现，还应当多说几句。他当时是一位沉着冷静的普通少年，他的才能要比许多同学要强一些，在班里表现比较突出，但还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他的身体较弱，因此在体育方面没有成就。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哈佛优等生
　　罗斯福从格罗顿公学毕业后，曾一度想进安那波利斯市的海军学院，将来当一名海军军官。但年迈的父亲坚决反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作为能够继承财产的孩子，不应该选择海军职业。因为那会远离家乡，并且生活艰苦。而学习法律，则能使一个人将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于是罗斯福就进了哈佛大学。由于他在格罗顿的最后一年中已经学习了进哈佛所必需的１６个学分以及大学新生的一些课程，因此，他在１９００年９月进哈佛时，虽名列１９０４届新生中，但实际上是从二年级读起的。  
　　哈佛大学位于波士顿附近查尔斯河畔的坎布里奇，创建于１６３６年，有着悠久的足以自豪的传统。波士顿这座号称"世界的中心"、"美国的雅典"的城市，以拥有显赫的新英格兰名门世家，雄伟的州议会大厦，别致新奇的图书馆、美术博物馆而著称于世。哈佛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波士顿是附在四周大学身上的一条"社会水蛭"，繁华的灯塔山的性感女侍总希望招待哈佛那些出身名门的"诱人的青年男子"。不过刚进大学的罗斯福还没有对女孩子产生兴趣。他只是在二年级时同作家理查德·达纳和亨利·朗费罗的孙女弗朗西丝相爱，后因母亲反对而分手。罗斯福同许多格罗顿公学的老同学一起进了哈佛，校园里随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贵族学校的毕业生。他和莱恩洛普·布朗合住在威斯特摩利大院２７号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地点在哈佛著名的"黄金海岸"，是一个租费昂贵的公寓和高级俱乐部集中的地区。大学生活自由开放，格罗顿那种简片刻板的生活顿成历史。他们用三角旗、奖品、图画、标本、船舶模型、波斯地毯等把房间布置得很有气味，极富大学生的浪漫情调。  
　　这年１２月７日，罗斯福７２岁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给罗斯福留下了大约１２万美元的遗产，也给他树立了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传统美国绅士的形象。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夫人就成了海德公园罗斯福家族的主人，她从她父亲沃伦·德拉诺那里继承了１３０多万美元的遗产。丈夫去世后，她让妹妹劳拉陪她在海德公园度过了一个孤独而无聊的冬天，随即就搬到了波士顿的一套住宅，那儿距儿子的住处仅相隔几条街。她这样做，既慰藉了自己精神上的孤独和渴望与儿子亲近的需求，又使得自己得以经常照料儿子，以实现丈夫对儿子远大前程的遗愿。在萨拉的性格中，权威的思想在逐年增长，她似乎更倾向于置儿子于自己的"监护"之下。聪明的富兰克林为了不伤害母亲的感情，开始学会了迂回和规避。他在母亲的住处招待宾客，也常外出参加午餐会和郊游。他甚至担负起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的一些责任。在暑期，他用尽量多的时间陪着母亲。他们像以往那样自由自在去欧洲旅行。但一当萨拉提起关键性的话题——罗斯福家的生活道路，他就巧妙而机智地顾左右而言他。罗斯福并没有一味地以那种不加理睬、我行我素的态度来表达他并非真心的反抗。在随和与温顺的背后，罗斯福似乎开始蕴藉着一股冲破和反抗陈旧框架的力量，这些素质终于在"新政"年代的实验中表现出来了。  
　　哈佛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散漫自在，学生中来自名门世家的富家子弟占了相当比例。一个人在社交圈和体育活动中成就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他在校园里的声誉和地位。罗斯福又一次面临着他在格罗顿时的难局：他身材瘦长，体重仅１４６磅，几乎没有拿手的运动项目让他出人头地。他竭尽全力，弄得伤痕累累，才好不容易地当上了一年级橄榄球队的后边锋，可是，仅仅维持了两个星期，他就给撤换了下来。后来他被选为一支三流橄榄球队的领队，才总算平衡了一下他受挫后的失重心理。他还致力于划船比赛和合唱队的排练，但终竟未能在正式队员中占有一席之地，好在他被选为新生合唱队的秘书，这才减轻了对他的又一次打击。然而，最大的打击来自他在社交活动中的努力。哈佛当时名目繁多而等级森严的社交俱乐部林立，那些最高级的令人向往的俱乐部大都是直接通向波士顿乃至全国上流社会的桥梁。其中最精英的受人尊敬的是"波尔柴兰"俱乐部，２０多年以前他的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曾是其会员，而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它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拒之门外。埃莉诺·罗斯福后来认为，这次打击使罗斯福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甚至成为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当然，所有这些打击和挫折多半是因罗斯福身体上的缺陷导致的，它们与智力无关。从不一味悲观的罗斯福只好迂回到其他方面，用长岂不懈的努力所换回的成就来冲淡或者抚平心灵的创伤。罗斯福只好参加了名片稍差的旗帜俱乐部，并担任起所属图书馆的首席管理员。不久，他采纳了波士顿一位售书商的建议开始藏书，起初收藏一般关于美国的书籍，后来范围缩小到只限于军舰内容的书籍、杂志和图片。他还被选入哈佛联合图书馆委员会。随后，他又加入了其他的几个社交俱乐部。临近毕业时，他以２／３的票数当选为优等生委员会常务主席。  
　　罗斯福是个不易在打击面前自暴自弃的人。他急切地渴望靠成功在哈佛出人头地，并藉此赢得同学和社会名流的青睐，他依旧热衷于参加课外活动。１９０１年，他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被选为哈佛《红色校旗报》的编辑。这时，他的远房堂①兄西奥多·罗斯福正如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在美国政坛上空。这无形中给他带来了几份额外的荣耀。１９００年，还在纽约州州长任上的西奥多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麦金利的副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前夕冲破惯例采访了校长查尔斯·Ｗ·艾略特，询问他打算在两党之间投谁的票。此举居然获得成功：当《红色校旗报》率先登出富兰克林采写的独家采访报道时，舆论大哗，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了这条新闻。大选前夜，他参加了由波士顿的大学生们举行的声援共和党的千人火炬游行。选举结果，麦金利——罗斯福获胜。１９０１年９月６日，总统麦金利遇刺，８天后身亡，西奥多·罗斯福继任为美国第２６届总统。随着罗斯福这个姓氏知名度的骤然提高，富兰克林·罗斯福屡屡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自己挣得了不少荣誉和好处。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一次作业任务以自己的家族为题写了一评论文。他让母亲把海德公园家中放在祖传《圣经》旁的那些布满灰尘的家族记事本寄来。在对祖先们的活动及其关系作了一番考证和研究之后，他写道：“如今纽约的一些有名望的荷兰家族现在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的人数屈指可数，他们缺乏进取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罗斯福家族朝气蓬勃并富于生命力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们具备了这种民主精神。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生在优越的殷实之家就可以双手插进口袋而坐享其成。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出身于富裕高贵之家的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对社会履行天职。罗斯福家族的人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都能被证明是优秀的公民，正是因为他们自幼就受到了这种思想的熏陶。"随后，罗斯福在分析这些"优秀公民"何以会对美国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时，强调了荷兰人的顽强和执着——而这一切都沉淀、沿袭并展现在罗斯福家族的成员身上。显然，他在这里所谓的"真正民主精神"并非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指一种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为社区公众事业服务来获取社会地位的素质。  
　　  
　　①《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ｒｉｍｓｏｎ》在国内译法不一。Ｃｒｉｍｓｏｎ意指绯红、绛红色。哈佛大学的校旗是一种少见的绛紫绯红色，亦称Ｃｒｉｍｓｏｎ。参见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２９页。  
　　西奥多·罗斯福的成功，无形中促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注意力和精力较多地投向课外政治活动。一般而言，像他这个年龄的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远未成型，他们大多处于那种不受驾驭，追求异端邪说，蔑视权威，视政治为游戏的过渡时期。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地显得沉稳和正统一些。他一度参加了哈佛共和党人俱乐部，并似乎有意识地将大学里的政治活动视为一种向更广阔领域大展宏图的实习场所。  
　　１９０２年上半年，他帮助建立了"支援布尔人①基金会"，并以哈佛《红色校旗报》编辑的名义给南非开普敦市汇去３３６美元。从至今还保存着的罗斯福在哈佛期间的作业上看，当时罗斯福的社会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一个杂糅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正统观念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杂烩。他赞同西奥多·罗斯福关于改革目标是为了医治国家最明显伤痛的观点，欣赏并支持他对抗大垄断公司时所表现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进攻性的战斗气概。新任总统以白宫主人们从来没有过的声调宣称，"政府现在就必须干预以保护劳工利益，使大公司屈从于社会福利，并惩治狡诈和欺骗行为，就像过去多少世纪以来政府惩治罪恶势力那样。……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也在法律面前负有责任。"②  
　　  
　　①住在南部非洲的荷兰人后裔。  
　　②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fｓｔａｄｔｅｒ：《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ｎ  　Ｗｈｏ　  Ｍａｄｅ  　Ｉ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４８，Ｐ２２６－２２７  
　　与其说是年轻的富兰克林深为新任总统那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胆略所折服，毋宁说是他两次从中感知到了当年的西奥多·罗斯福还在格罗顿演说时就表达了的令他激动不已的信念。西奥多深信行政部门应进行更广泛的领导。他认为"做国家需要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除非这种行为被宪法所禁止，这不仅是总统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总统的责任"。西奥多扩大了政府的调控权限，加强了政府对商务企业的监督，并致力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他的这些举措及其风格不仅使他俨然成为一名从事进步主义事业的政治改革家和道德促进者，而且让人们联想到多年以前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个传统的民主党人，但富兰克林在１９０４年首次有权投平时却选了共和党人。这除了家族亲情的认同意识在起作用之外，他还认为西奥多是一个比民主党候选人更好的民主主义者。  
　　西奥多·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富兰克林政治道路上的启蒙者。但是，正当这个主张“开口慈祥温柔，手中提根大棒，定能畅通无阻"的总统试图扩张海军势力并与西欧列强互争雄长时，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Ｗ·艾略特站出来指责他不失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沙文主义者。西奥多立即回击，称自己的老校长是"一个没有多大作为的故作多情者，只知道依赖国际仲裁"，他培养的学生将是"软弱、怯懦的人，这些人将会侵蚀我们种族的优良战斗气质"。也许是受这场论战①的影响，富兰克林对西奥多总统的外交政策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理性态度，他对其极具侵略意味的"门罗主义的引伸原则"将信将疑，而对西奥多其他方面的外交活动深表赞赏。正是这位手舞"大棒"的西奥多·罗斯福，却让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得以审理其第一宗案件，提议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调停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并促使日俄双方缔结《普茨茅斯条约》。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这些，年轻的富兰克林简直是佩服极了。  
　　  
　　①（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１页。  
　　哈佛《红色校旗报》是一份有４个专栏、共８版的较正规的校报，它拥有自己的社址、印刷机和报童。其内容长篇枯躁乏味，新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使它增色不少，可能因为罗斯福同哈佛橄榄球队长莱思洛普·布朗是关系密切的室友，也可能是罗斯福善于揣摸和迎合大多数学生的兴趣和口味，《红色校旗报》坚持偏重橄榄球消息的报道和体育评论。罗斯福撰写了大量言辞激烈的球评文章，反复强调"一支球队需要一种进取精神和坚定的决心"。后来，他听取了别人的意见，才将评论的调门放温和了一些。他还致力于促进哈佛校园的改革运动，在一组针对校方的社论文章中，他坚持校方应给哈佛大学陈旧的宿舍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主要是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校方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因此赢得了一些名声。罗斯福兢兢业业的敬业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他的哈佛《红色校旗报》编辑生涯划上了完满的一笔。１９０３年夏，成绩出众的罗斯福在激烈的竞争中被选为该报主编。这一结果充分显示了他为争取更高的地位而苦斗不已的"强烈的劲头"。这时，他已经以三分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为了保留住主编这一职位，他决定继续在哈佛呆上一年，他进了研究生院，但并未将精力放在学业上。他把《红色校旗报》管理得井井有条，几乎所有的社论都出自他这个主编之手。他耐心教导低年级的编辑同行，要严肃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处理同学校和周围同学的关系，并且要自爱，要向高处走，必须始终勤奋。前进的道路是宽广的"。一位编辑回忆说：“透过他的和蔼，可以感到一种没有摩擦的领导作风。"罗斯福后来写道，"哈佛《红色校旗报》的经历为我后来担任公职作了最有用的准备"。  
　　查尔斯·Ｗ·艾略特是哈佛大学的第２１届校长（１８６９—１９０９在职），也是该校几个世纪的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三位校长之一。他思想深邃，锐意改革。他大力引进德式教育，改革传统课程设置，他主张教育的首要宗旨是使科技文化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其观点成为美国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他在大学中首创了选修课制。当时的哈佛学界名流云集。罗斯福的老师中就有美国历史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Ｊ·特纳教授，英国文学专家乔治·杰特里基教授，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权威威廉·詹姆斯教授，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艾布拉姆·安德鲁教授，政治学界的重镇艾伯特·洛厄尔教授，还有对哈佛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流派进行猛烈挑战的乔塞亚·罗伊斯教授，等等。罗斯福学的主修课有英法文学、拉丁文、地质学、古生物学、美术和演讲术。但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他选修了十几门历史课和大量的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有：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美国政治、立宪政治、美国立法倾向、国际法、国家法、货币法规以及有关金融、运输和企业方面的古典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似乎非常适宜于培养一位未来的政治家，但是政治学方面的课程大多内容枯躁、教条，且与现实相去甚远。罗斯福曾抱怨国家法这门课程，说它只强调立宪程序和抽象的法律理论，而不重视政治现实，"好像一盏没有电线的灯泡"。他希望从政治学中学到关于"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的具体计划——包括预选、政党预备会议、选举和立法的具体计划"。但当那位戴着近视眼镜、也许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讲课最枯躁无味的讲师走上讲台时，他只好和其他同学爬出后窗，顺着太平梯溜之大吉。同在格罗顿公学一样，他成绩平平，仅达到"体面的及格水平"。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８日，《哈佛毕业生通报》认为必须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学时代从不逃避困难，也从不选用运动员所用的那种轻松的名声不好的教学大纲。另外，罗斯福在哈佛期间学习经济学课程的情况，需强调一下。他在第１学期学习了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其中还辅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哈德利当时的修正观点。第２学期学的是国际贸易与关税、银行、托拉斯、劳工与社会保险等４个方面的内容，教师Ａ·Ｐ·安德鲁讲的是正统经济学，但器具改革思想。在哈佛的最后一年，他选修了４门经济学课程：运输经济学、公司经济学、银行与主要银行制度史、近代货币立法的经验与理论概述。讲授这些课的教师中不乏主张改革的人，他们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也不赞成政府干预过多，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出面管理那些出现弊端的环节。可以认为，这些课程为罗斯福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哈佛也不大可能真切而具体地传授给罗斯福一些作为未来政治家的治国韬略及其实用操作技巧，它只是以其整体氛围赋予罗斯福一种气质或禀性，一种对事物通体上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哈佛大学历史上共出了５位美国总统，亚当斯父子便是其中之二，他们的后裔、同是哈佛毕业生的亨利·亚当斯曾写道：哈佛是一所具有宽容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府，它把青年们培养成高尚体面的公民，然后输送到社会上去。但是，它"从未企图培养出公众领袖。……它传授的知识有限，而且连这有限的知识也没有教好。但它却使学生们思想开阔，没有偏见，对事实不甚了了，但温良大度"。这段话贴切地说明了哈佛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那种潜移默化而又全方位的影响。尽管罗斯福在哈佛没有充分显示出赫伯特·胡佛１０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所表现出的政治才干和领袖气质，但他确实从４年的经历中得益匪浅并受用终生。他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教室之外，并且作为一名公认的优等生顺利毕业。这些成就往往是在他经历了一系列类似的不被承认、排挤、冷嘲热讽等打击之后取得的。他没有陷入因受挫和自身缺陷所可能导致的无穷无尽的自卑情结中，而是将其"埋在心底"。对此，曾长期在罗斯福手下工作的雷克斯福德·Ｇ·特格韦尔①将之总结为性格的深沉。他在１９５７年出版的《民主主义者罗斯福》一书中分析道：“早在哈佛的时候就无法猜透富兰克林的心思，在他当总统后更是如此。他不让任何人识破他的内心活动。……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亲、家庭教师、皮博迪和朋友们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使他养成了深沉的性格。情感不外露，因为它可能流露出内心的激动。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承受病痛、困难和失败的折磨，自幼养成既不得意忘形也不悲观失望的性格。富兰克林想把自己天生的缺陷隐藏起来，把明显的弱点掩盖起来，把幻想中重大的但还模糊不清的想法埋在心底。他最明显的一个缺陷是他成长得晚。结果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一些令人不解的东西，他了解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他不能准确说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尽了最大努力来掩盖这种迟疑心理。当他在哈佛毕业时，他的深沉性格实际上已发展到了顶点。”的确，坚韧不拔的隐忍和深沉的性格支撑其他的自信，即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抱有绝对的平静和自信，使他在日后面对来自未知领域的险恶挑战时，一次次藉此涉险过关，并显示出惊人的独创性和灵活性。当然，这种含而不露的深沉和灵活性很容易被人联想到一点如狐狸般的狡猾。１９０４年６月，罗斯福正式告别了哈佛大学。他的家世、教养、特殊身份以及教育程度使他产生了一种优越意识。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应该在美国社会中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萨拉·罗斯福也承认，"他的父亲和我总是对富兰克林寄予极大的期望。……我们认为他应当能取得优胜，一旦他确实成功时，我们很高兴，但并不吃惊。总之，他有许多其他孩子所不具备的条件。”  
　　  
　　①雷克斯福德·Ｇ·特格韦尔系罗斯福智囊团成员之一。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１９３３年成为罗斯福工作班子的成员，参与制定《农业调整法》，历任农业部副部长（１９３４—１９３７）、波多黎各总督（１９４１）、芝加哥大学学部委员。著述丰富。埃莉诺堂妹  
　　罗斯福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宣布与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订婚。  
　　埃莉诺属于罗斯福家族的奥伊斯特湾支系，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胞弟埃利奥特和安娜·Ｒ·霍尔的女儿。若严格地论辈份，富兰克林是她的远房堂叔。两人很早就相识，当年在海德公园的儿童室里，５岁的富兰克林背着两岁的埃莉诺兜圈子时就感到十分快活。同富兰克林相反，埃莉诺的童年充满了平视、孤苦和酸楚。  
　　她的父亲埃利奥特是个英俊的运动员，同时又是个常常夜不归宿、在外纵酒无度的花花公子。他非常疼爱女儿，可是在女儿６岁时离家出走了。母亲是出名的美人，但身体柔弱、性格怪戾、为人刻薄。她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管教女儿，将幼小的埃莉诺提前送到冷清的修道院去上学。一有客人来访，小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暗处，总要等到母亲吆喝她的绰号后才敢出来。母亲指着女儿对客人解释：这孩子古怪滑稽，长得又丑又老，我们都叫她老奶奶。小埃莉诺的任何一点小小过失都会招致母亲过分的惩处。这些做法深深地伤害了埃莉诺幼小的心灵，她因此变得自卑、羞怯、敏感，并认定自己是个招人讨厌的丑姑娘。每当母亲苛刻地对待她时，父亲的形象就蓦然高大亲切起来。父亲偶尔回来探望一下小女儿，这时可怜的埃莉诺就显得无比的快乐和满足。母亲在她８岁时患白喉症去世。埃莉诺和弟弟霍尔·罗斯福就由外婆抚养。忧郁而容易伤感的埃莉诺整日陷入病态的幻觉中，有时一连几个小时枯坐在窗前，怔怔地望着门前那条灰白的马路，渴望父亲回到自己的身边。其实父亲已永远不能再回来了，他因酒精中毒病死在疗养院，也有人说是醉酒后骑马摔死的。对父亲的热烈向往成了她童年回忆中仅存的一丝亮点。在此之前，特德叔叔①曾为她的前途四处奔走，他要求法院承认埃莉诺的父亲已经失去自制力，以便把财产转在埃莉诺名下。  
　　  
　　①特德（Ｔｅｄ）系西奥多（Ｔｈｅｏｄｏｒｅ）的昵称。富兰克林与埃莉诺订婚后也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特德叔叔。  
　　外婆Ｖ·Ｇ·霍尔的家在赫德逊河畔的第沃里，处于海德公园的上游。埃莉诺和弟弟在这幢阴森森的大宅院里处处受到霍尔家族陈规陋习的限制。她的一群姨妈却是风流漂亮，不受管教。其中一位断言埃莉诺将是个没有丝毫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另一位常当着外甥女的面为自己接连不断的爱情挫折而歇斯底里。小舅舅瓦利嗜酒如命，整日里耍着酒疯。置身其中的埃莉诺感到头晕目眩，并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多年后她承认，这种环境"像炼钢那样锻炼了我"。  
　　１５岁时埃莉诺被送到伦敦近郊爱伦伍德镇的一所由法国人索维斯托小姐办的女子学校。热情开朗的女校长对羞怯自卑的埃莉诺谆谆诱导，耐心地启发她那被压抑着的潜在素质。３年后，这位美国姑娘出落得虽不算漂亮，却也端庄平静，俨然一名有教养的愉快的欧洲姑娘。１９０２年春，富兰克林在回家的火车上邂逅多年不见的埃莉诺。他发现初入社交界的埃莉诺长成了一个身材修长（近６英尺）的大姑娘，浓浓的秀发，一张透露出自信与沉着的脸庞，衣着时髦，健谈且见解不凡。富兰克林完全被她给迷住了。从此两人开始了来往。埃莉诺回国后即在纽约市东区平民区从事社会福利工作。  
　　１９０３年秋，富兰克林向她求婚，她立即就满口答应了。  
　　母亲萨拉以种种理由试图阻止和拖延这门婚事。一向温顺的儿子这次表现得比母亲还有主见。另外，埃莉诺哀婉的来信也多少打动了萨拉的心肠。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７日，这对新人特地趁特德叔叔来纽约度圣帕特里克①节之便举行了婚礼。由皮博迪博士主持的婚礼进行得体面而隆重。总统叔叔亲自将侄女交到新郎手中。总统的莅临引起了全国对婚礼的关注。新娘带来了１０万美元的嫁妆。他们依照旧时的奢华传统去欧洲欢度蜜月，在那里他们分享着美国总统的殊荣。  
　　  
　　①帕特里克（约３９０—４６０）是古代基督教爱尔兰都主教。纽约有很多爱尔兰移民后裔。  
　　母亲萨拉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她实际上主宰了这个家庭。入秋后他们回到纽约，先在母亲为他们租的一套房子里住了两年。随后，萨拉在第６５街购置地产并建成了两套紧邻的住宅——中间有一条过道和一扇相连的门，富兰克林夫妇和母亲各住一套，藉此她紧紧地监管着这对年轻夫妇。１９０６年５月，女儿安娜出生。他们在以后的１０年里又有了５个儿子（其中第２个在８个月时死于流感）。孩子出生后，专制的母亲更是插手一切，她总是绕过埃莉诺去负责孩子的教养。埃莉诺多次试图反抗但每次都劳而无功。一直到１９２１年罗斯福患了脊髓灰质炎，埃莉诺才成功地争脱束缚，并为丈夫创造了一种积极向上，令人振奋的环境。  
平静的六年
　　在从哈佛毕业后的五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游移不定。他于１６０４年秋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情景一如既往，他的学习成绩平均为３分，第一学年就有两门课——契约法和诉讼程序仅得２分，只得补考。繁琐精细的法律条文令他索然无味，比起此时与埃莉诺的热恋，法学概念抽象而枯躁。他沮丧地给老校长期博迪写信说，“我正在试图对这种工作有所了解"。他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所以在１９０７年离校时没能拿到法学学士学位，他只是在此之前通过了纽约律师协会的考试。  
　　罗斯福随即进入了座落在华尔街５４号著名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在这里充当一名初级书记员。第一年见习期没有薪水，第二年开始拿微薄的工资。他只能整天泡在办公室里打杂，间或受理一些小官司。他缺乏经验，律师才能也不出众。有时他靠投机取巧，靠绕开实质内容而专攻诉讼形式，也居然打赢了一些小官司。通过一些不大的诉讼案件，尤其是通过在律师事务所里所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才，罗斯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后来被调到该事务所的海事法律部，他才对工作有了些兴趣。此外，每个周六下午，事务所年轻同事们的自由聚会也让他感到些兴趣。同事们都视他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的乐天派。  
　　这段时光平静而寻常。传记作家们一般称之为罗斯福的"静止阶段"、"社会心理发展的暂停期"或"韬光养晦的６年"。在海德公园，罗斯福承担了一些与其地位相称的具有献身社会意味的义务工作。他参加了志愿消防队，成了一名义务消防队员。他担任了赫德逊河水上游艇俱乐部副主席和圣詹姆斯主教派教会的教会委员。此外，他还是波基普西第一国民银行的董事。通过积极参加这些组织和协会的活动，罗斯福初步掌握了同各阶层人士打交道的技巧，并很快成为该社区中年轻活跃的栋梁。他乐观随和，同邻居搞得很熟，口碑很好。这样，罗斯福已不知不觉中按着前人惯用的方式，为日后自己在这个社区竞选某个职位打下了基础，这实际上等于在他实现自己远大目标的征途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奥尔巴尼的从政训练
　　富兰克林·罗斯福成长于美国"进步运动"方兴未艾的世纪之交。当时，边疆业已消逝的美利坚共同体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范围之外的命定之乡"。伴随着工业化和物质文明方面史无前例的进展，进入帝国主义垄断时代的美国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恶已随善而俱来"。  
　　这些"恶"的突出表现有：日益勃兴的各种托拉斯和垄断组织构成了全国工商贸易活动的心脏，其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滥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疯狂程度；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为不均引起社会差别、贫富等级的日益拉大；种族平视和种族隔离现象依然如故，毫无改善的迹象；无节制的城市化趋势不仅带来了迅速蔓延的与其民区相伴而生的肮脏、疾病、骚乱、犯罪、恶习等社会问题，也给市政当局提出了举办新型社会工程的严峻任务；处处受制于党魁的肮脏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败堕落充斥于各级政府，致使全国市、县级和州级行政、立法机关成为无能者的天堂和特权阶层惬意的争逐场所，而过时、老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仍被用于应付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工业化时代日趋紧密的社会相互依存性织就了一张硕大无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实业竞争体制网络，而这个经营体制网络并未发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会道德准则，相形之下，从前农业社会里的道德准则已显得单纯幼稚和苍白无力了。  
　　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Ａ·罗斯认为，这些对社会犯下种种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种经营体制的网络里，他们大都是为人正派且高尚体面的绅士，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制造罪恶，这种情形加上司法机制的迟钝，导致一种实际责任无法确认和定位的"社会罪恶"。譬如制造和销售不洁的食品、有害的药物、染菌的牛奶和贻祸儿童的玩具，可能会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参与制造和销售过程的人——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广告人、公司董事——却没有哪一位意识到自己是在谋财害命。又譬如对防火、安全规定不加遵守，工厂、铁路和矿井没有安全设施，对不适于运营的交通工具未能查处，都可能使许多人丧生，但那些当事者决不会认为自己命案累累。还有如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监察不当，公司说明书弄虚作假，对股票、黄金或农产品进行投机，可能会给成千上万人带来贫困和苦难，但有关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犯了侵占财产罪。此外，收买选票，买通选举官员，贿赂议员，进行院外活动以求制定特别法案，或者公然违法行事或执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有关人员几乎无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损害和背叛。  
　　面对积恶深重的社会罪恶，肇始于１８９０年前后，旨在改革现状的"进步运动"兴起了。随着"伟大的平民"威廉·Ｊ·布莱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说崛起于美国政治舞台，这场运动迅速地在美国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和新闻界展开。  
　　这场运动波及面广，内容庞杂，但其大致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求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权力，对工业、金融、货币、运输、农业、劳工，以及社会道德标准实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它的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中下阶层、妇女儿童、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外来移民等有了新的关切。它呼吁在政治中和商业中树立各种新的顺应时代要求的准则，主张设计出足以保证民主制度实效而洁净地运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机构。它为争取就托拉斯、劳工、工厂、洁净食品、住房等问题立法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场"进步运动"蕴育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哲学，或者是一种笼统的进步思潮。这种哲学或思潮包含了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扬弃，倾向于论证应由公众依据自由民主制原则——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各种体制结构加以调控。这一明显带有道德进化意味的思潮显示了其深深植根于美国经验的持久生命力——布莱恩、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服膺于它的社会试验家、政治改革家或斗士，而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后来的学者们发现，即令从最间接最微弱的意义上看，也难以否认，"进步运动"为３０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学基础和某些立法基础。  
　　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聆听堂兄西奥多那富于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说，那时他只能产生一种笼统的好感和肤浅的认同。后来这些改革的呼声透过大学的围墙隐约地传入富兰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渐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奥多等人刻意营造的改革气氛。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耙粪者"们淋漓尽致地揭露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日。这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将他们的火力集中对准城市政治腐败、大公司与政客沆瀣一气等现象并猛烈打击。在林肯·斯蒂芬斯的经典性著作《城市的耻辱》中，就收录有题为《费城：贪污腐化的和心满意足的》、《匹兹堡：一座感到羞耻的城市》、《圣路易斯的无耻》等名片，而当时罗斯福置身其中的纽约更是等而下之。它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蔽：这座近４００万人口的大都市，有１／３的人挤住在３万多处条件极其恶劣的经济公寓里，那里大多是"极不像样的老旧楼房、后院、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漏雨的阁楼、店铺披间以及拴牲口都几乎不适合、却改为住人的厩房"。这些平民窟成为疾病和罪恶的孽生地。欧·享利发表于１９０６年的小说集《四百万》逼真地反映了纽约市的贫富悬殊程度——４００万人竟然与４００人所拥有的财富相等。坦慕尼协会①及其头子墨菲几乎控制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损公肥私、  
　　  
　　①纽约市实力最为雄厚的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厅是该协会的总部所在地。该组织崛起于内战后的"镀金时代"，当时的"老板"是威廉·Ｍ·特威德。其标志是老虎。贪赃枉法的行为层出不穷。  
　　但是，纽约市也是全国大多数"黑幕揭发"杂志的总部和酝酿进步改革运动的中心。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受着这股改革平息，也无法逃避曾被特德叔叔称之为"公众心中的激动和愤怒的情绪"。他愈加觉得，特德叔叔有一种普通政治家身上少见的广博学识和道德修养，因为他一直在主张纯洁政治和社会改革。西奥多·罗斯福政治上的上升时期正值美国经济的繁荣阶段，他目睹了工业化时代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激化，其负面影响已使人民迷惑、愤怒、恐惧。作为政客的西奥多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民情，试图以振奋人心的改革行动来消除人民的上述情绪。他以主张增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号召政治要摆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关切、以权威的口吻谴责那些使美国人良心上的厌恶达到高潮的对象等等手法而一跃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甚至部分下层劳工理想的"精神治疗师"。一方面，特德叔叔的政绩和由此而来的声誉，感染、激励、启发了富兰克林；另一方面，平淡无奇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促使富兰克林久静思动。于是，他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吐露了自己未来前程的规划：进入政界，先当州议员，然后当助理海军部长，再当纽约州州长，最后当美国总统。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沿着特德叔叔当年走过的路走了很长一段——西奥多·罗斯福１８岁进哈佛读书，参加过支持海斯总统竞选的校园火炬游行，担任过"自然历史俱乐部"的图书馆馆长，竞选级长失败，２２岁以优等生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途退学，没有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两人唯一的区别似乎表现在党籍上，西奥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共和党人，而富兰克林则要以一个民主党人的身份投入政界。其实，这种差异并不能表明两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有多大的区别，也不能表明那时的富兰克林成为民主党人是出于何种崇高的理想动机，或者是对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某些机缘巧合使然。因为是民主党方面第一个向他招手并主动对他敞开了大门。  
　　在赫德逊河谷居住的大多是富人及其随从者们，所以共和党历来在这里占居优势。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除了克利夫兰执政的少数年份外，林肯的这个老大党长期保持着全国政治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在那些日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州里，人们一般认为，民主党连接近多数的选票都无法赢得，它似乎总是无可避免地沦为城乡冲突的牺牲品。布莱恩几次功亏一篑的总统竞选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到了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民主党已是负债累累，并且缺乏资助、权势和威信，党内是一片消沉和混乱。这种局面到了１９１０年终于有了转机：一方面，长期执政的共和党暮气已深，内部因思想分歧而出现了明显的派系分裂。海外归来的西奥多·罗斯福发现共和党守旧派正加紧侵蚀着自己任内留下的改革成果，并且认为自己选定的继任者塔夫脱沦沦为一个平庸懒散且缺乏主见的保守主义者。于是他很快成为共和党内进步一翼的领袖并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和州的进步改革运动日益深入民心并最终发展到全国规模，人民对时局和现状的不满情绪在民主党的引导下，逐渐波及并牵涉到执政的共和党身上，而塔夫脱总统的某些重大举措强化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譬如他没有支持吉福德·平肖保护自然资源的斗争以及他维护众议院议长乔·坎农个人仲裁的权力，都激化了农业区原本就有的对抗传统共和主义的敌对情绪。尤其是１９０９年的关税法提高了矿产品、皮革、牛奶的税率，更加激起了民主党、共和党进步派，以及广大农业区对塔夫脱政府的责难。黑幕揭发运动的推波助澜，使人民对国家现状的积怨达到了顶点。城市劳工阶层已经开始出现了接近民主党的倾向。布莱恩代表的进步派已控制了民主党，该党适时地用关税改革、控制托拉斯、直接选举等题目作为竞选中争论的焦点。所有的迹象都表明，１９１０年的选举将是民主党扭转颓势，甚至大打翻身仗的良好时机。  
　　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在这种占居天时地利的形势下以一名民主党人的身份投入政界的。１９１０年春，纽约州达切斯县的地方检察官约翰·Ｅ·麦克和波基普西的一位重要民主党人来到罗斯福就职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一件事务。他们在与罗斯福的闲谈中，建议年轻的律师最好去做一名竞选纽约州议员的候选人，罗斯福当即轻松地答应了。几天后，波基普西选区的民主党领导人通过了对罗斯福的审查，他们认为这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不仅拥有罗斯福这个姓氏的魅力，而且他还能够为本地区民主党组织捐助数量可观的活动基金。于是他被正式提名为州参议员候选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慷慨陈词，表示自己将要以完全独立的、不受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姿态，献身于纯洁政治和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中。他呼吁独立思考的选民们给他以帮助。他的竞争对手是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Ｆ·施洛塞尔。  
　　波基普西市由于有爱尔兰人和其他民主党人的势力，所以在这里总是民主党人获胜。但它下辖的达切斯县、哥伦比亚县、帕特南县却拥有面积达２．５万平方英里的乡村，属北部纽约州比较发达的农业区。那里的农场主以前一般总投共和党人的票，自南北战争以来，民主党人仅在那里获胜１次。但现在的情况开始不一样了。塔夫脱总统的保守政策在这几个发达的农业县普遍不得人心。罗斯福适时地决定把竞选的论题笼统地集中到保守派党魁的专断腐败上，他还希望自己以诚恳的态度去获得共和党进步派的支持。他租了当地农场唯一的一辆红色麦克斯韦尔大轿车，给这个没有顶盖和挡风玻璃的车装饰上彩旗和竞选图画。面对罗斯福摆出的大干一场的架势，他的对手不以为然，守旧派也认为这个年轻人不足为虑。他们甚至断言，选民中占多数的农场主一定会因为红色轿车吓惊了他们的马匹而在投平时报复爱出风头的罗斯福。  
　　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带着随行人员驱车奔驰在辽阔的乡间田野。他对着散居各处而难以聚集的选民们作了无数次艰难而无法预知效果的演说。他这时的演说技巧还谈不上高明或老练，有时甚至语有梗阻，不够流畅。但他很快就学会了美国政治家们的那套经验和惯用手法：对人笑容可掬，热情握手；总是对所到之地讲上几句足以勾起当地居民自豪感和优越感的奉承话；以笼统的谴责来回避尖锐的分岐，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论点去迎合听众；对听众爱听并鼓掌欢迎的话一再重复，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通俗的幽默来调节气氛；主动提议彼此采用亲昵的称呼以造成选民心理上的亲近感——所有这些努力都在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初那个阴冷的雨天得到了回报。罗斯福以１５７０８票对１４５６８票战胜施洛塞尔，他在海德公园村的优势是４０６票对２５８票。  
　　尽管有人将罗斯福获胜归咎于那天的天气过于恶劣，说许多本来要投共和党人选票的农场主因为下雨而懒得去选区投票，但罗斯福的胜利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主党的影响在全国不断上升的趋势。１９１０年冬的选举证实了布莱恩关于民主党将要获胜的预言。国会众议院自１８９２年以来首次为民主党人所控制，比数为２２７席对１６２席，民主党和共和党进步派的联合阵线一旦需要就可以控制参议院。此外，有２６名民主党人当选为州长，其中著名的有纽约州的约翰·Ａ·迪克斯、新泽西州的伍德罗·威尔逊、马萨诸塞州的尤金·Ｎ·福斯，等等。尽管这些国会议员和州长大多是"新手"，他们的进步主义改革纲领同布莱恩的思想也还有出入，但赶上好年头的民主党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已经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的前途踌躇满志了。  
　　２９岁，的"新手"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踌躇满志地来到了他的办公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他在州议会大厦附近以每月４００美元租下了一幢三层的楼房，然后把埃莉诺和儿女们接来一起住。由于州议员的年薪只有１５００美元，一般议员仅在开会期间来此租个便宜房间住，而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家中，所以，罗斯福的家就成了民主党的进步派议员经常聚会的场所。  
　　罗斯福作为州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一出场就表现为一个不甘平庸的进步派。尽管罗斯福初来乍到，一开始只能随着进步派议员们泛泛地重复那些诸如反对党魁专政、纯洁政府机构等改革主张。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当时的联邦参议员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州议会推选，而纽约州的民主党组织长期被纽约市最具实力的坦慕尼协会所控制。党魁查尔斯·Ｆ·墨菲已经决定推举威廉·Ｆ·希恩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恩是个有着极不光彩历史的政治气质低劣的雇佣政客，他许诺自己一旦跻身于参议院这个"百万富翁俱乐部"后就回头报答坦慕尼厅的栽培之恩。这项提名遭到来自纽约州北部独立的民主党议员们的反对。罗斯福审时度势，甘愿冒着违反核心小组的规定而成为反叛者的危险代价，毅然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并很快成为起领袖，双方随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虽然结局是令人沮丧的妥协，罗斯福却因此声名大噪，一跃成为带头反对坦慕尼厅的英雄，从而引起全国舆论的瞩目。他不仅没有像以前的其他反叛者那样为个人的自由思想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反而早早地在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经受了一次生动而难得的锻炼。德特叔叔为此来信说：“我们大伙确实为你的表现感到骄傲，祝你走运！”  
　　１９１１年秋，罗斯福去特伦顿拜访了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这位有着２５年学术生涯的政治学博士、教授、大学校长在其第一个官职任内就赢得了全国最进步州长的声誉。他把新泽西州的改革搞得红红火火，其所实现的目标比他预期的还要多：（１）杰拉初选法。规定州内所有当选的官吏和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要经过党内直接初选，并且改革投票程序。（２）反贪污受贿法。要求候选人将竞选运动的经费收支报表备案，限制竞选开销，禁止企业对政治竞选运动捐赠。（３）公用事业条例。设立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规定公用事业价格。（４）工人赔偿法。这是全国各州的第一个此类法令。（５）学校改革法令。威尔逊上任伊始就发誓要在政治机构中像清除毒瘤一样清除党魁，以便"让政治控制的机构必须置于人民手中"，因为威尔逊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把为共同利益奋斗的人们组织起来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们"。１９１１年夏，威尔逊就开始了争取总统提名的竞选活动。当罗斯福被引进到威尔逊那安静、舒适、四壁书柜上摆满了精装书的书房时，他立即被威尔逊那冷峻的外表、博学善辩的才华和深邃明澈的理智所折服。罗斯福发现，州长的一些思想简直就是他自己的想法，现在经过州长智慧的提炼，这些想法立刻变得异常地清晰确切了。同许多最初对他还持有怀疑态度的青年进步派分子一样，罗斯福成了威尔逊"新自由"政纲的积极拥护者。他当时就许诺要尽一切力量支持威尔逊的竞选运动。  
　　１９１２年６月下旬在巴尔的摩举行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威尔逊在第４６轮投平时以大大超过２／３的多数击败克拉克，当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意味着进步——改革派势力赢得了控制党组织的权力。  
　　有一些传记作者过分渲染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次混乱而斗争激烈的提名大会上的作用。其实，年仅３０岁的罗斯福在民主党内资历尚浅，且因遭到坦慕尼协会的敌视和排挤，他连候补代表的资格都没捞到，他被墨菲轻易地排斥在纽约州９０名正式代表的名册之外。空有满腔热血和报效威尔逊之情的罗斯福无处施展自己的能量，他只好在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会场之外进行战斗。他组织了一些外围的声援活动，在大会后期营造了一种多少有利于威尔逊的氛围，如设立威尔逊讨论会总部和威尔逊俱乐部、组织演说和示威游行、见缝插针地对会议代表施加影响、纠集手下人与克拉克的声援者斗殴、鼓动成千上万的家乡人以电报信件的醒目方式敦促其各自代表提名威尔逊……对于这些引人注目的努力，威尔逊自然是会感激的。  
　　罗斯福回到奥尔巴尼后，立即面临着在他的选区赢得再度提名和再度当选州参议员的当务之急，不巧他此刻患了严重的伤寒并因此而卧床不起。这时，一个在此后２０多年的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前程的人闯入了他的生活，这就是年届４０岁的路易斯·豪。豪当时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奥尔巴尼的记者，他认定富兰克林·罗斯福必成大片，因此从一开始就要为罗斯福塑造一位未来总统的公共形象。他几乎包揽了罗斯福竞选活动的一切事务，把这次竞选搞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并屡屡以出岂不意的独特手法而取得满意的效果。１９１２年底，罗斯福在民主党兴起的浪峰中再度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  
　　罗斯福在州议会里担任了农业委员会的主席，开始履行他的农业进步主义政策，并为劳工问题和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而积极展开工作。  
　　两年半的纽约州参议员的从政经历对年青的罗斯福而言，确是一次全面而生动的政治教育。他向各种有经验的人学习，并且进步很快。他学会了如何避免对有争议的尖锐问题明确表态，如何避免卷入当地那些足以使他的政治前程毁于一旦的纠纷，如何与本地的党魁们打交道，怎样在赞同一种意见的情况下又不致于过多地树敌，怎样吸引公众和回复那些对他缠扰不休的信件，怎样为达到最终的结果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作出妥协，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吸取了作为一个民主党政治家必须记取的教训：政治斗争不只是两党之间简单的冲突，它是一种牵涉到多方参与并触及多方利益的复杂斗争。他这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政治哲学，只是还没有完整地将其公开发表出来。他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初涉政界的经历时写道：  
　　“现在我介入了政治，已经成了一个政治家。初胜的时刻可能是任何一位职业政治家经历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一直到那时，我的行为还一直停留在书本理论阶段……尽管我以前在理论上研究过这类问题，但由于它们的具体性及人们对它们的运用，我感到它们更有趣。”  
在助理海军部长任内
　　１９１２年的总统大选很快就缩小为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人之争。两人所展示的个性品格和竞选作风，甚至要比他们各自提出的政纲更具特色。威尔逊"轮廊鲜明刚劲，线条敏锐确定，像是一尊钢铸铜像；西奥多·罗斯福则呈现在丰富的人性光泽之中，肌肤色调温暖，宛如一幅伦勃朗的画。"西奥多在演说中引喻《圣经》，以不可思议的直觉、浅白其实的道理和壮怀激越的声调的完美结合，激发仆人民要求行动起来并重振社会美德的愤怒情绪；安祥自信的威尔逊则谦和地条分缕析，将建立在审慎思辨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新自由"政纲向选民娓娓道来。他说出了一些会在人们心理产生回荡或共鸣的话语，这令人们想象到一个和谐美好的前景。１１月５日，威尔逊在选举人团中得４３５票，西奥多得３８票，塔夫脱得８票。但票选的结果令民主党人深为不安，威尔逊所获的６３０万票比４年前的布莱恩的得票还少１０万张，仅占整个选票的４２％。有８５０多万人投票赞成威尔逊的几个对手——西奥多得４１２万票，塔夫脱得３４８万票，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得９０万票，鉴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作为回报，威尔逊政府决定任命他为助理海军部长。在此之前，罗斯福谢绝了要求他担任助理财政部长和纽约港税务局长的邀请。  
　　罗斯福自童年时代躲在阁楼上翻看那些蓝布封面的捕鲸船日志气，就喜欢上了船和大海。少年的他想方设法地收集船舶的模型和图片。还有旧船上的测程仪、海洋画册等。他贪婪地阅读美国海军的历史和马汉上将的著作，强烈的蔚蓝色之梦曾一度使他萌发了进海军学校的愿望。他曾驾着他父亲和自己的帆船，在坎波贝洛沿海一带度过了无数个盛夏。离开哈佛大学时，他收集的有关海军和船舶的书籍、小册子、论文、手稿、原始文献等共计１万多件。在１９１３年３月进入海军部时，他已经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具有丰富舰船知识和海军业务知识的内行了。相比之下，他的顶头上司，比他大２０岁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丹尔尼斯于１８６２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衣着过时，其实无华，看上去很像许多同他年龄相仿的国会议员。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政治攀援阶梯后，待人却依然宽厚仁爱。他曾在南部一个深受基督教卫理公会影响的贫瘠的小城当了多年的报社编辑，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禁酒法"的支持者，同时还是农业改革的激进派和布赖恩的热烈拥护者，当丹尼尔斯征询罗斯福对该项任命的意见时，喜出望外的罗斯福说，这给他的高兴"超过世界上任何事物……叫我当助理海军部长比担任其他任何职务都更合我的胃口。”  
　　的确，进入海军部使他的职业与爱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但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把这一步看成是自己实现下一个政治目标的契机或阶梯。长期以来，罗斯福在暗地里或潜意识里把特德叔叔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或仕途上的榜样。其亦步亦趋的雷同和刻意的模仿曾多次让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个幼稚而缺乏创意的马戏团新手，但他总是不以为然。特德叔叔３９岁当上助理海军部长，当时的海军部长约翰·Ｄ·朗因病长期休养，特德叔叔便出任代理部长，他"主意很多，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使他着魔的似乎只是订购军火和扩大海军"。特德叔叔在他那不到两年的助理海军部长任内为自己赢得了举国瞩目的荣誉，并藉此轻易地当选纽约州州长，随后又登上总统宝座。这对罗斯福显然是一种启发和鞭策。潜意识里的活动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有一次罗斯福趁丹尼尔斯不在首都华盛顿，半开玩笑地对记者们说，"今天又是一位罗斯福负责……你们还记得上次有位罗斯福担任这一职务时发生的事吗？"叔侄二人的仕途如出一辙，罗斯福从不放过任何标榜这一共同点而又不致招人反感的机会。他将接任此职的消息告诉了母亲，萨拉立即在回信中叮嘱儿子：“我最亲爱的富兰克林，别把签名写得太小了。许多知名人物的签名都是这样糟糕，让人看不清。”  
　　３１岁的罗斯福坐到了１６年前另一个罗斯福用过的桌子旁，一些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妻子起初甚至把他当成了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但是很快这位"大学生"就开始向那些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将军们发号施令了。他所受到的注意和尊重部分地来自他的职位和姓氏，大部分地来自他本人的工作才能、领导气质，以及对海军业务的熟练掌握。他脱口而出的是航海行话和专业术语，对美国海军发展史上的大小人物、事件甚至掌故、花絮都了然于胸，如数家珍。他机智风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军官。他的妻子埃莉诺，在逐步克服着羞怯与敏感的同时，也开始在军官们的妻子中和华盛顿的社交界应付裕如，并逐渐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罗斯福一家特意租住在华盛顿的"小白宫"，这幢楼房是特德叔叔当年在等待遇刺总统麦金利的家人搬出白宫时住过的，故有此名。为了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维持门面和声望，罗斯福一家有时得同时雇佣１０个保姆和仆人，开销很大时经济不免拮据，尽管助理海军部长的年薪有５千美元，加上夫妇俩的财产收入一年共达２万多美元。这时，母亲萨拉就主动地接济他们。  
　　起初，罗斯福把自己的上司丹尼尔斯看做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庄稼汉"，他不时拿着一些非常没有分寸的报告和备忘录来给他过目，他还在华盛顿上流社会的熟人圈子里滑稽地模仿和嘲笑丹尼尔斯的言行举止。对此，饱经沧桑的丹尼尔斯表现出了一位长者的宽厚与大度。至于助理部长那路人皆知的功名心，他总能将之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两人开始了长达７年的合作共事，对工作过分主动并总想于出成绩的罗斯福有时僭越了自己的职责权限，分岐、隔阂和不快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开明通达、谦逊其实的丹尼尔斯总能将这些不好的苗头消弭于无形。随着阅历的增长，罗斯福越来越依恋老头子。这一对气质和工作风格迥异的搭挡在经历了一段磨合期后关系日趋密切，随即在两人间形成了一套分工制度：罗斯福负责几乎所有的技术性事务，其内容庞杂而富于弹性，它主要包括海军文职官员的人事管理、军备物质的采购和生产、海军收支预算、军用船厂和仓库的管理、文职人员与军官的关系协调等方面；丹尼尔斯则统筹全局，负责方向性的决策工作，此外，他还要用大部分时间去国会山同那些负责海军拨款的"权势人物"作马拉松式的谈判。丹尼尔斯因故不在华盛顿时，罗斯福就代行部长职务。罗斯福委任路易斯·豪为自己的助理，豪兢兢业业地工作，在７年间替罗斯福出了不少好点子。他以精明的政治眼光教导罗斯福如何等待和利用那稍纵即逝的机会，并将政治角逐场上那些攻守进退的微妙之处一一指点出来。  
　　上任伊始，罗斯福就通过发表演说和文章，推动了一场要求扩展美国海军力量的运动。在此之前，他对美国海军现状作了一番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在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８日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他发表了《我国海军的问题》一文。他认为美国海军目前效率低下，人员缺额１．８万人，且凭炮舰根本不是德国和英国的无畏战舰的对手，因此急需提高和增强美国海军的战斗效能。不过，这时的罗斯福除了重复马汉上将关于这制海权理论的一些论点和引伸当年特德叔叔的一些见解外，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有人甚至将此举归结于他刻意模仿西奥多·罗斯福的一种惯性反应，因为当年刚刚出任同样职务的西奥多也是这样叫嚷的，不免让人耳熟。但是这一运动立即博得了美国海军同盟——一个主要由钢铁业、造船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把持的组织的热烈欢迎。该组织十分清楚，此举若能兑现，则无疑意味着海军将成为不断增长的国家订货的最大主顾。罗斯福由此开始同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往来。１９１３年春，美日关系出现危机。罗斯福立即与一批好战的海军将领联名强烈要求调动舰只和军队。但理智的威尔逊总统认为，这将是一种过火的反应，将被世人视为主动挑衅，从而否决了这一请求。１９１４年，当威尔逊政府对墨西哥乌埃尔塔的"违反宪法与公众良心的"政府采取不承认政策并因而导致美墨武装冲突升级时，罗斯福在豪的示意下公开发表声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美国迟早一定要到墨西哥去整顿那里的政治混乱。最好马上就去。"罗斯福把这种战斗精神和像特德叔叔一样的个人冒险欲望结合起来，期望自己因此能够一鸣惊人，赢得声誉，以促进政治前程的实现。他随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国防必须要扩大到整个西半球，必须要远涉万里海洋，必须包括菲律宾和我们贸易所及的整个海外地区。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要保卫我们的海岸和财富，还要能够在战时保卫我们的商船队，不论它们驶向何方。”  
　　罗斯福的这些主张和活动，不仅同当时的国务卿布赖恩和丹尼尔斯部长所一贯奉行的和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与当时威尔逊总统温和持重、委婉克制的态度大有出入。关于这一点，雷克斯福特·特格韦尔推测，可能是老谋深算、含而不露的威尔逊总统有意识地放手让血平方刚的罗斯福如此大肆渲扬强烈的扩军备战观点。当时欧洲局势严峻，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总统借他人之手施放探测气球，以试探有着浓厚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的舆论反应。从罗斯福这些言论所要表达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倾向看，它们的确没有飘离或超越威尔逊的思想体系，它们也没有达到威尔逊３年后向国会发表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中所表达的那种基于其国际主义新理念的微妙匠心。另外，罗斯福此时发表的这些主张同他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薰陶有关，并且现在又成为他在华盛顿结识的那些社会名流们的共同看法，即除非美国安于做一个在世界的伟大事务中无足轻重的国家，或在商业及发展和平的文明事业方面无所事事，否则美国就不能失去对海洋的控制。  
透过战火的瑰丽大梦
　　１９１４年８月１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风风火火地赶回到华盛顿海军部时，发现这里仍然处于平静如水的夏季休假时期。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不满地写道：“我一来到海军部感到吃惊的是，对于欧洲发生的危机，似乎谁也无动于衷——丹尼尔斯先生在他对于人类本性、文明和近乎理想主义谬论的信仰遭到可怕打击时，主要是表示非常伤感而已。所以我开始单枪骑马地做好准备工作，并为海军一旦瓦解时应该怎么办拟定方案……威廉··Ｊ布赖恩和丹尼尔斯这些可爱的好人就欧洲全面战争的意义在心目中所抱的概念，竟处于埃利奥特①对高等数学那样的认识水平。"随即，罗斯福声称他将不惜公开同威尔逊政府的现行政策展开辩论。他扬言将要向新闻界披露美国海军的诸多弱点，“即使这样做会给我带来麻烦，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关于海军实力的真实情况，而不是那些政治家们对容易受骗的公众发表的关于持久和平的美妙动听的废话。”他甚至表示自己"在未达到令人震惊地抛其中立的目标之前决不罢休"。１９１５年夏，他要求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以监督工业动员，并公然宣称自己是华盛顿政府内部"唯一能够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清这个一定程度地完成持久建设的大好时机的人物"。他以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的姿态强烈要求建立比政府所赞许的还要强大得多的海军。罗斯福的这些举动确实有些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当他在豪的启发下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就开始小心谨慎地调整措辞，向新闻界提供的"真实情况"也是经过反复酌斟和挑选而又能说明、补正他的论点的一些内容。１９１６年秋季，威尔逊竞选连任。罗斯福也识大体，让自己的言论服从于民主党当前的首要任务，着眼于民主党需要加强团结、统一思想和言论的大局。他明白，威尔逊竞选连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决定或影响自己的政治命运，最起码也将影响到自己预设的仕途进度表。此后，他在①这里指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的刚满４岁的儿子。不放弃标榜自己的上述主张的前提下，尽量把自己的言论克制在一定限度之内。１９１６年秋，他利用一次与总统会面的机会，当场敦促威尔逊设立国防委员会。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门罗总统１８１４年的备忘录手稿复印件，向总统证明其中已经包含着后来被反复阐发了的美国必须参加欧洲战争的真谛。  
　　虽然威尔逊在大选获胜后的１９１７年初倾向于作出美国参战的决策，但罗斯福认为这是不够迅速果断和彻底的。在威尔逊请求国会采取行动以前，《斯克里布纳》杂志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罗斯福的一篇题为《我们的责任》的文章，文章要求把美国海军人数增加４倍，并警告说，谁也不能认为我们美国就不存在战争危险。罗斯福还会见了当时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主要人物，其中有西奥多·罗斯福、伦纳德·伍德、享利·Ｃ·洛奇、Ｊ·Ｐ·摩根等。罗斯福同他们讨论关于推动政府建立更完备的国防体系以保护中立权利和扩军的方法，他还抱怨说美国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钱比用在海军上的还要多。罗斯福的这些作为就总体而言，并没有超越助理海军部长的职责权限，但打打擦边球或轻微的越俎代疱还是时有发生，只不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走得太远而已。罗斯福个人的知名度主要地由于他的上述表现而大增。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学徒生活》一文中，将这段时期罗斯福的表现评价为"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即当他在为稍微遥远和不可预见的将来投机钻营时，他希望尽可能地提高他的政治声誉。"事实上，即使没有罗斯福的这些活动，或者他当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美国也会在１９１７年４月如期参战的。此后，罗斯福同他的各级行政上司们的分歧已不再是政策性质上的，而是方法程度上的了。罗斯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时紧张而又庞杂的行政管理工作。海军部的工作量剧增：海军人员编制迅速成倍扩大，到战争结束时已达４９．７万人；战略物质采购量扩大了几十倍；海军的整个基础设施和后勤建设也须迅速加强；海军的防御措施和作战计划须周密详细地制定；同商船队进行合作，同英法就舰艇的调度进行磋商等等。"虽说有约瑟夫斯，但实际工作归我管。"然而很快地，罗斯福就对这些技术性的事务工作感到不满足了。同特德叔叔相比，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中还缺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军事荣誉曾经几乎是直接地把特德叔叔推上了州长——总统的宝座。他此刻越发相信，战后飞黄腾达的政治仕途需要一定的军事履历作为陪衬或支撑。作为海军文职官员的罗斯福急切地要求穿上军装上前线服役。但现任岗位离不开他，他终于没能像特德叔叔那样如愿以偿。  
　　使罗斯福最接近于弥补这一缺憾的，是他于１９１８年夏季奋力争取到的欧洲之行。此行的使命不太明确和集中，大致包括巡视海军基地、察看部队医院，以及与协约国就海军协调行动进行磋商等方面。７月９日，助理海军部长乘着刚投入服役的驱逐舰"戴尔号"开始了为期２１天的横渡大西洋航程。旅途是相对安全的，但渴望战斗的罗斯福始终亢奋地参与戒备潜艇袭击的行动，虽然得到的警报都是不真实的，而"戴尔号"也只是受到了几次虚惊。似乎只有一次情况有些危急，当"戴尔号"驶往亚速尔群岛时，它被几十海里开外的德国潜艇追踪了一阵子。这场虚惊为以后的故事提供了素材，根据罗斯福后来的说法，距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愈远，敌人的潜艇距"戴尔号"的距离就愈近。一些新闻媒体甚至把这件事渲染成是助理海军部长的战斗洗礼。罗斯福请画家把当时的情景绘成一幅画，题款为：“助理海军部长的旗舰，美国驱逐舰'戴尔号'在佩达尔加达港，１９１８年７月于亚速尔群岛。”该画挂在海德公园家中最显眼的地方，以资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罗斯福在英国会唔了首相劳合·乔治、鲍尔弗勋爵、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和陆军将领。他与丘吉尔的会面是在一次午宴上，因彼此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２３年后的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把重逢当成了初识。７月３１日，罗斯福终于到了法国前线，目睹了战争的破坏，亲身经历了激烈的炮战。一位试图带着他走安全地带的军官受到了他的严厉斥责，并差一点儿被赶出海军。到了１０月份，罗斯福该办的差事已经办完了，他再也没有什么借口继续赖在前线了，于是这才乘"海兽号"回国。这时他不幸感染上了战争中的流行病细菌，先是重感冒，继而发展成双叶肺炎。船到纽约港时，他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１９２２年６月，罗斯福给一位正在负责树立一块格罗顿校友参加世界大战纪念碑的人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该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这首先是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考察了人们服兵役的情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而且我在欧洲时，实际上领导了那里的海军作战工作。"罗斯福后来还申请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在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就在酝酿着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计划：为什么非要在行无踪迹的汪洋大海中与德国的"机械鲨鱼"（即潜艇）游斗不可呢？难道就不能将它们阻挡在窠穴里吗？这个计划要求在从苏格兰到挪威的北海咽喉处布设一道规模巨大的水雷壁障，以阻断德国潜艇通向大西洋的出口。这需要５０万颗水雷和相应的技术保障。该项提议因困难重重而直到１９１８年６月才开始付诸实施，到１１月份共布下了７万颗水雷。它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大战就结束了。但此举有力地打击了德国海军的士气。多年以后，罗斯福进而认为，它“对瓦解德国海军，而后对德国军队的暴动，最终对结束世界大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威廉·西姆斯海军少将关于建立护航舰队的提议已迅速得到了采纳，而听音器（用以察觉潜艇的螺旋浆声）、探测仪和深水炸弹的试用与改进，已表明它们在用以对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小型潜艇方面很有成效。实际上，这种护航系统比其他任何一种因素都起了更多的作用，它基本上能够使美国部队和供应物质安然横渡大西洋。  
　　巴黎和会期间，罗斯福正在欧洲各地处理美国海军的复员工作。在清理美国军事物质时，他同法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此时，他听到了特德叔叔于１月６日因动脉栓塞发作去世的消息。  
　　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带回了由他负责草拟并被写进《凡尔赛条约》的《国际联盟盟约》草案。该草案是他的"十四点"的具体化，它设想在国家自决、自由贸易以及由国际联盟维护和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世界秩序。他解释说：“我们所寻求的，是在被统治者同意和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的局面。"他坚持认为，民族自决就是国内政治中的民主在国际上的同义语，因此应体现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自由贸易则可以缓和国家间的敌对竞争并促进经济繁荣，而国际联盟就是通过互相保证领土完整和采取共同行动反对侵略来保证这整个体制的设施。可以说，国际联盟饱含着威尔逊的心血和理想，他出自内心地强烈希望它能在国会获得通过。但他返回美国时，却发现参议院内气氛乖戾，共和党以两票的多数控制着参议院。他的主要对手、参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享利·Ｃ·洛奇负责初审条约，洛奇为了阻止民主党作为缔造和平的政党进入１９２０年的选举，他要使盟约被修改得不再带有威尔逊的印记，否则就宁愿它夭折。  
　　但威尔逊这一次不打算作出任何妥协，形式问题已同坚定的信念融为一体。９月３日，他决定背离华盛顿政治的传统做法，为他的国联问题直接向美国人民呼吁。年逾６０的他不顾劳累、病痛和挫折，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艰难而无益的巡回演说，简直在进行一种殉道式的追求。在作了４０次演说后的９月２５日，他在科罗拉多州的火车上得了中风。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参议院以１４票的多数否决了条约。威尔逊因那不可调和的党派偏见、促狭的个人恩怨，以及自己不能通权达变、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昧于世情，导致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悲剧性的失败。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富兰克林·罗斯福并非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自始自终地观察着这场盟约之争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像观看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一样感到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受到威尔逊的"新自由"信念和国际民主思想的影响，罗斯福在关于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有了发展。他充分地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加入国际联盟来实践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理想，否则美国将可能回到"一种同外界隔绝的古老中国的长城政策上去。"他认为：不这样做不仅对美国和整个人类的道义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同国际现实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未来年代里的国际事务将会出现许多危机，美国将"不可能不发出重要的乃至是支配性的声音来。"因此，他把自己站在威尔逊这一边的姿态称之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抉择"。他甚至把威尔逊起草盟约时用的那张桌子运回到了海德公园。他多次发表支持国际联盟的演说。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意识到人民中间正在出现战后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政治情绪逆转的趋势，理想主义的大幕已渐渐收起，所以罗斯福在演说中少了几分威尔逊式的理想与激情，而把他支持国际联盟的论点建立在讲求实际问题和强调实验的基调之上。罗斯福之所以迅速完成了从鼓吹扩军备战到支持国际联盟的过渡或转变，是因为在他的国际事务概念中，他认为两者原本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他也相信，作为威尔逊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言人，无论起受欢迎与否，都将在日后任何选举运动中成为有价值的资本。  
　　罗斯福从威尔逊的悲剧性结局中悟出了一些对他将来大有裨益的心得体会。他对埃莉诺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别的谈判条约的办法，现在这套办法不知已经失败多少次了……，照现在这样，由总统和国务卿去谈判和签署条约，等事情办完后再送交参议院，这种做法不对头。如果我来干，我将尽可能对参议院甚至整个国会做到推心置腹。我要使他们对原则问题承担义务，然后再在谈判中制订具体细节。这样就能有把握了。"罗斯福认识到，总统如何去同与自己充满敌意的议会打交道，将是一门高超的政治技巧。威尔逊总统失败的教训在于：缺乏政治灵活性，甘愿付出高昂代价而固守不合时宜的道德理想高地，拒绝妥协和撤退。他还清楚地记住了威尔逊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过的话：  
　　“要随和一点，要根据宪法的真正精神采取行动，要主动与参议院建立信任与亲密的关系，而不要祈求全部实现自己的计划，也不要以不是接受就是拒绝的最终形式向参议院提出这些计划；为了进行一些名副其实的协商和调解而不是挑战和竞争，在他的计划讨论之时，他要与参议院领袖保持彼此信任的联系……”  
　　可惜威尔逊在同洛奇参议员打交道时，忘记了自己的这段至理名言。  
水手本色与既定航向
　　海军部只设一名助理部长。７年多里，罗斯福日复一日地处理着那些层出不穷而又棘手的行政事务，积累了丰富的使他日后当总统时也受益匪浅的行政管理经验。  
　　当时，和平时期的海军是一个庞杂而松散的组合体，它还没有完全实现从帆动力向蒸汽机的过渡，它在几十个造船厂、船坞和海军设施里雇用有大批文职人员，海军和海军陆战员的在编人员已达６５０００名。其陈旧、低效率的管理机构及运行方式可追溯到泰勒和波尔克任内，长期基本上没有变化。和平时代它得不到政府和公众的有力支持，年度拨款仅为１４３５０万美元。罗斯福通过对自己管辖领域情况的全面检查，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是不现实的，他首先能够做的就是大力提高海军的效率。同时，这也符合威尔逊新政府提倡的"新自由"精神和进步改革运动。  
　　他广泛听取意见，只要他认为是好的建议就一概采纳，而从不去考虑它出自谁手。他呼吁文职人员和海军军官之间要精诚合作，尽量减少意气之争和平狭的派性磨擦。“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让大家感到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更能提高工作效率了”。他对由一大堆惯例、手续和规定所垒起的陈规陋习，对毫无生气而压抑个性的层级节制、繁文缛节、衙门作风深恶痛绝。他在作出某项决策并采取相应行动时，尽量绕开这些羁绊而去充分相信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他决定对东西海岸的所有军用造船厂进行一番关、停、并、转的大改造，将具备条件的厂改为能够充分开工和自给自足的工业基地。因其计划周密，工程效率高，从而为政府节省了大笔资金。  
　　但他并不是一位只顾盲目追求效率而不管其他影响的经营家。譬如"泰罗制"是业已被公认为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的科学方法，他领导下的军用船舶制造和修理业的劳工在大战前就有５万多人，这些有组织的工人坚决反对推行这一"巧妙的剥削手段"，于是他就放弃在各地工厂中采用它，这使得他名扬全国。他还在路易丝·豪的坚持下出席关于劳工政策的听证会，以便亲自掌握这一政策的实质。他通过这种途径，同辩论各方都保持对等的接近，并很快学会了同工会领袖们搞好关系。战时的海军部与工人组织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为此专门为海军部创设了营地调整委员会和劳动标准管理处，以负责推行工资和工时的标准化。但机构设置之初极不健全，又无先例可循，作为委员会成员的罗斯福又不得不同这一大套混乱不堪的制度打交道，他在几个关键环节的成功介入，有促于工人工资的小幅度提高（不得超过１０％），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劳资冲突。在他任职的７年多里，这些被组织到劳联各行业工会的工人们没有举行过严重的罢工。但是，在处理劳工问题的过程中，他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就改变那种由来已久的武断、偏见、排挤、推诿、忧虑、攻击一切、坐等研究结果以及退缩不前的现象。  
　　罗斯福在采购军需、签订订货合同、负责基本建设时不得不同承包商、经纪人、制造商进行复杂而艰难的周旋，同这些对手的谈判和争论增强了他作为一名进步政治家的声望。在面对那些为争夺装甲钢板营造权而作出相同投标报价的制造商、那些垄断优质煤的矿场主、哄抬物价的投机商、索取高额佣金和回扣的经纪人时，他不得不与之正面交锋，寻求有利的突破口。费用总开支取决于国会的定额拨款，罗斯福的立场是，让每一美元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用节省的经费来购买更多的军舰。有一次，几家美国主要钢铁公司提出同样报价竞争装甲板的建造合同，罗斯福转而接受了一家英国公司的低价，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罗斯福这种"非爱国主义的行为"。罗斯福愤怒地反击，声称这些趁国家卷入战争之机而欲大捞一把的制造商根本不配奢谈爱国主义。另有一次，为了省钱，他从其远亲经营的维拉德·布鲁斯公司购进了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煤，国会为此进行了调查并举行了听证会，罗斯福在罗伯茨众议员的质询下坦率地指出，此举旨在打破荒谬的煤矿价格垄断，况且在购买了合同中的一小部分并发现气质量不好后，我们已主动中止了这份带有试验性质的合同。罗斯福在战时负责分配定货单，他认为政府企业在战时的职能主要是补充私营工业的不足，所以大部分定单理所当然地应分配给私人承包商，而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容易以权谋私的。他很清楚共和党将在下一年控制国会，而威尔逊领导下的战争方针，包括海军部的战事行为均将受到严密的审查，他显然不能让自己处于易受国会的任何攻讦的地位上。结果，战后国会的调查委员会除了发现罗斯福过多地照顾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会，以及将部分定货单分给了与自己有交情的公司外，在海军部战时由他负责经手开支的几十亿美元中竟然没有任何可称之为丑闻的事件。  
　　罗斯福在处理具体问题以及应付局势方面进步得很快，他总是直接了解各种情况，他通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不断丰富自己对政府僵化、繁琐的工作方式的认识。陆军部长牛顿·Ｄ·贝克对弗兰西斯·帕金斯说：“年轻的罗斯福很有前途，不过我认为这样不加选择地和人们保持广泛的交往会耗尽他的精力。但正如我所观察的那样，他正是依靠这种交流来澄清自己的，并丰富自己的经验的。"他有时像一块海绵，不加区别地吸收各种知识和意见。他有时又像集邮那样，先从各种角落搜集意见，然后再由他自己决定把它们放在哪里。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为我所用，这也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场因固执和刚愎自用而引发的悲剧中吸取的教训。他自己很少制定新政策，但他从各方面吸取新东西。他涉及的几乎每一件重要事务都包含着政策、技术、政治和商务诸要素，他总是每走一步就看一下结果。"他的态度是：不断地将坚定的行动与谨慎的承诺以及对结果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如此热衷于试验和探索表明了他风格的灵活，这种风格也集中体现在他与人们的交际方式上，在路易斯·豪的帮助下，他日益熟练地掌握了沟通不同利益、不同的好奇心、不同反应和感情的诀窍。  
　　海军部还负责美国海外领地以及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地方的事务。罗斯福作为助理海军部长不时地前往这些地区巡视，他去过加勒比海地区的巴拿马、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多米尼加、维尔京群岛，太平洋地区的萨摩亚群岛、关岛、菲律宾、夏威夷、威克岛、豪兰克等地，还去过大小无数的海外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所到之处，他认真检查驻地军官所采取的步骤及其后果，鼓舞海军士兵的士气，监督属地法令的实施。几乎每次从海外回来，他都要照例呼吁一番，主张美国应当拥有强大的主力舰，以保卫这些海外领地和军事基地。  
　　在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２０年的７年多里，罗斯福是否自始至终都心无旁平地完全埋头于海军事务而无暇他顾呢？他虽热爱海军，但这毕竟不是他的终生事业。他明白自己真正的职业还是政治，他从不甘心从此作个被人遗忘的民主党实干家。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他敏感地判断和捕捉着每一个可以促进其政治前程的机会。  
　　１９１３年底似乎出现了这样的机会。当时与坦慕尼协会作对、并因此遭到弹劾的纽约州州长苏泽尔被裁决撤职。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民主党在纽约州陷入分裂，仅坦慕尼协会的联合候选人赢得了纽约市的选举。罗斯福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他请求威尔逊委托他来恢复民主党在纽约州摇摇欲坠的地位，途径是去参加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预选。威尔逊则先是含糊地暗示他可以支持罗斯福，尔后又在审时度势中反复权衡，于一再延宕中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但受到暗示的罗斯福倍感鼓舞，他让人四处放风声称自己将成为州长候选人，并通过运用手中的任免权来加强反坦慕尼协会的民主党人的力量，他企图利用人们对墨菲集团贪赃枉法的不满浪潮，像特德叔叔那样在助理海军部长任内的第二年就登上州长宝座。然而被激怒了的坦慕尼并不是好惹的，１９１４年７月２３日，众议院最重要的拨款委员会主席菲茨杰拉德代表２０名纽约市国会议员警告威尔逊说：“自称代表政府讲话的造谣者把我们看成是走狗、懦夫、强盗和冒险家，我们决不会听任这种诽谤而不采取行动。"威尔逊终于意识到，他必须在众议院几十名议员的向背和一个助理海军部长的功名之间作出选择。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支持像后者这样的进步派，否则那些由坦慕尼协会控制的议员们将会不投票支持他的"新自由"纲领。他虽然名义上控制着民主党，但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自己却受制于这个党，因为他无法或者很难运用自如地把民主党组织当作改革工具。当罗斯福读到刊登在第二天《纽约时报》上的威尔逊与坦慕尼协会的和解声明后，他不得不黯然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保全面子，他甚至公开辟谣，声称种种关于他的传闻均属无稽之谈。  
　　但是，罗斯福并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他那些为竞选州长而提前铺开的准备活动，以及他煞费苦心地打下的一系列基础及其成效统统因之而付诸东流。难道就不能将这些移作他用吗？果然在３周后，他正式宣布自己将作为纽约州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联邦参议员。此时，他的助手和政治导师路易斯·豪恰巧外出休假，不知轻重和深浅的罗斯福决定自己先行动起来。这一次他甚至没有同威尔逊通气，他希望能迅速进入角色。  
　　罗斯福又一次犯了低估对手的错误。不动声色的坦慕尼协会的头子们慎重地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威尔逊政府驻德国大使詹姆斯·杰拉尔德——一个因正在世界大战中出色地保护着美国公民在欧洲的利益而在国内享有极高声望的正派人。罗斯福仍然没能认清形势，他激动而滔滔不绝地向远在欧洲的对手提出了许多雄辩的问题。他请了３个月假，不拿薪水，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竞选。他再次深入到曾经是他的福地的波基普西地区作巡回演说，被动的路易丝·豪怀着清醒的无望留在总部苦撑大局，然而最终一切都无济于事，在１０月的预选中，可怜的罗斯福仅获７６８８８票，他的对手杰拉尔德的得票几乎是他的３倍。但１９１４年的中期选举总体形势对民主党不利，杰拉尔德在１１月份的选举中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Ｗ·瓦兹沃斯。  
　　威尔逊等党的领导人写信严厉地教训了罗斯福这种头脑发热、不识大体的轻率行为。然而，"失败却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教育过程"。这轮较量使罗斯福和坦慕尼协会得以互相认清了对方：罗斯福真正领教了对手所拥有的潜在的影响力，并认识到任何一个企图获得全国性胜利的纽约州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坦慕尼协会的支持，终将前功尽弃乃至一事无成；而坦慕尼的头子们也掂量了罗斯福的能量，感到这个激进的家伙并不十分可怕，说不准什么时候把赌注押在他身上也不致于有太坏的结果，如果形势需要的话。  
　　这段插曲之所以会提前发生，就罗斯福个人而言，主要是其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和仿效特德叔叔的冲动的作怪，从而使他在羽毛未丰时就仓促上路，结果欲速则不达。而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看，此番折冲无疑有助于罗斯福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它客观上培育了罗斯福与坦慕尼协会日益走向和解的契机，也预示着一个血平方刚、冲劲十足的激进的罗斯福开始成长为一个精气内敛、老练沉稳的政治家。  
　　这个时期，罗斯福在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插曲，战时疯狂的工作节奏感染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风华正茂的罗斯福在工作之余暇很善于调剂自己。华盛顿风光无限的上流社交活动随时向这位身着伦敦燕尾服的年轻人敞开着大门。１９１３年埃莉诺聘请了２２岁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塞默尔。从此，这位风华绝代的美人闯进了罗斯福夫妇的两人世界。同许多知名人士一样，这样的绯闻总被渲染得满城风雨，据说罗斯福的家庭生活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怨忿交加的埃莉诺在１９１８年发现丈夫邮件中的情书后，带着孩子去了坎波贝洛。１９２０年露西同大她３０岁的富翁Ｗ·拉瑟弗德结婚，风暴似乎就此平静。但此后的岁月中，两人一直保持着隐秘而愉快的关系。埃莉诺从那时期就毅然开始寻找家庭以外的独立生活道路。"平静的背后无不隐忍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从此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竞选与道义
　　１９２０年全国面临着战后第一次大选，民主党则处境维艰。这种颓势实际上从１９１８年的国会选举中就出现了。战后民主党遇到了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本身所造成的困难。人民对于威尔逊执政期间的种种紧张、紊乱和不和——"战争、征兵、没肉吃的日子和实行战时节约的斯巴达式生活、国际联盟之争、'赤色恐慌'，等等"——早已感到厌倦，共和党人便充分利用了战后人们通常发生的政治感情逆转或觉醒的心情。民主党人曾因操持战时经济历经种种困难而受到了损害，致使他们的联合体分离为许多互相争斗的利益集团；他们对于从战时过渡到平时也同样处理得不好，结果造成了经济失调；失业、饥荒和种族骚动；劳工们对埃斯——卡明斯法案、战后收入锐减和罢工遭到强制性约束感到忿恨，总检察长米切尔·帕尔默滥捕工人不仅毁坏了威尔逊政府一度作为工人的进步朋友的形象，而且还被自由派谴责为"政府保守倾向在日益增强"；农场主针对农产评价格下降了１３而B农业用评价格维持不变的现象，向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西部小麦带农民早就对１９１７年的利弗法案表示了不满；中产阶级被战后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所累及。此外，由于威尔逊坚持以战争赔款来惩罚德国和把战争罪条款列入《凡尔赛和约》，从而疏远了自由派，而他不带任何一个共和党人去参加巴黎和会并且在那里一再妥协，也招来了人们的指责。重病缠身的威尔逊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和象征，其影响力正在日益消退和减弱。一位威尔逊政府内阁的成员说：“威尔逊现在之不得人心就像他一度深得人心一样。"但是他已经把民主党同他的国际联盟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威尔逊及其追随者们强烈要求在民主党竞选政纲中提出国际联盟问题，以借此实现威尔逊的宏愿，从而使这次大选成为一次"伟大而庄严的公民复决"。面对这些现实，罗斯福同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忧心忡忡，他担心他的党难以取胜，但也没有完全失去信心。１９２０年６月底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破例在旧金山举行。一开始似乎是威尔逊的女婿、罗斯福的好友、前任财政部长威廉·Ｇ·麦卡杜有望被提名的局面，但因分歧严重而形成僵局。大会直到在芝加哥的第４４轮投其中才选定了以报纸出版商七家、两度担任俄亥俄州州长的詹姆斯·Ｍ·考克斯为总统候选人。考克斯在随后考虑副总统候选人属谁时选择了他并不认识的纽约州代表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之前，特意征求了墨菲的意见。墨菲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党人此次得胜的可能性不大，并且罗斯福这几年间已没有像从前那样刻意同自己过不去，于是对考克斯的代理人说：“我不喜欢罗斯福，他在全国并不出名。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破天荒地第一次对我这样尊重，所以，只要考克斯愿意，我准备连魔鬼都支持。请告诉考克斯，我们将集合起来，在第一轮投平时就提名罗斯福。”  
　　考克斯作为一个妥协性的候选人，在州长任内致力于长期性的改革且政绩尚可，他同威尔逊长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考克斯之所以选择罗斯福作为竞选搭档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罗斯福以其在海军部卓著的政绩正成为一颗上升的政治明星，而他的籍贯、派性和政治倾向都恰好可以在竞选过程中发挥一种平衡效果，他同举足轻重的坦慕尼协会的关系已有所改善，这将可能使民主党在纽约这个全国人口最多的州的严峻竞选局势有所改善。此外，罗斯福的姓氏可能会从共和党那边争取过来一些进步分子，因为西奥多去世的时间还不算久。罗斯福本人在被提名之前并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他只是对代表大会前夕流传的有关自己可能会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谣言"表示了赞赏而已。  
　　考克斯和罗斯福专程拜会了威尔逊总统，中风后的总统神色憔悴，言语不便，内心的理想之火却仍在燃烧。也许是出于一种伟大的忠义之情，这对搭档不顾支持者的劝阻，毅然决定把国际联盟作为他们竞选争论的主要问题，但这个过于侧重于对外政策的竞选纲领显然不会为民主党带来好的效应。他们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将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结局，因为考克斯——罗斯福的"前途被威尔逊长长的身影遮挡着"。实际上，考克斯在竞选期间所作的许多冗长而措辞模糊的声明，已经表明他的政纲对国联问题作出了某些修改甚至重大保留。但为时已晚，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势。  
　　而他们的共和党对手、俄亥俄州马里恩县的"活动木偶"、国会参议员沃伦·Ｇ·哈定则几乎完全迎合了１９２０年选民的心意。他举止潇洒、相貌堂堂、嗓音浑厚深沉、和蔼可亲、极富心机。他以貌似超越对手的高姿态表明自己讨厌唇枪舌剑的辩论，并且常常无关痛痒而又无关大局地指出考克斯——罗斯福这对搭档的一些长处，而同时，又瞅准那种可以在民众中间产生最佳心理效果的时机，对竞选对手犯下的哪怕是极轻微的疏忽或错误也要惊叫一声，故作大惑不解、大惊小怪乃至小题大作状。尔后再郑重地对其归谬、指正。此举竟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整个竞选期间，同考克斯马不停蹄地跑了２２０００英里、作了４００次演说相映成趣的是，哈定几乎足不出户，只在马里恩老家的前廊发表过一些文告和演说。哈定的绝妙本领就是能将争端问题搅得模棱两可、不明不白，他在参议院本来是坚定地反对国际联盟的，但他的竞选文告和演说竟能使拥护和反对国联的双方都认为哈定站在自己一边。正如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辛克莱所说："哈定一生都在尽力争取别人对他的赞许。他最讨厌被迫作出招人怨恨的决定。在他事业中的每一特定时刻，总愿意借风使舵，博取欢心。"他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恢复正常"，他宣称美国极须恢复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调养创伤，不是各种济世妙策，而是正常状态……不是进行实验，而是保持平衡，不是沉湎于国际理想，而是维持优胜的国家地位。"他还预言，美国若参加国际联盟则无异于从此承担了处理永远不会完结的战争的义务，他大声反对美利坚居然还有１７％的文盲，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还居然存在着贫穷。１９６２年美国历史学家投票排列历任总统的名次，哈定在３１位总统中名列最后，是最失败的两个总统之一。  
　　一般而言，副总统的竞选通常是稍逊一筹的。它作为一种陪衬，一种重外在形式而轻内容的例行公事，很少搞得场面壮观或轰轰烈烈。几乎历来的当事人都明白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尾随着总统候选人四处走上一遭而已。但是罗斯福打破了这一传统。  
　　自１９１４年竞选联邦参议员受挫，罗斯福踏踏实实地干了６年，方熬到今天的出头之日，所以他分外珍视这次被提名的机会，并且本能地将其同自己的政治夙愿联系起来。尽管他已经大体上预见到它的结局，但性格使然，他决不能在众目睽睽下偃旗息鼓或顺其自然。很多似乎无望的事情正是经过苦斗反而出现了转机。况且，那条竭力向前延伸并将贯穿着他的事业的平行线依旧横卧在他的意识深处——向特德叔叔看齐——特德叔叔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是４２岁，而他现在才３８岁。  
　　罗斯福迅速交代了海军部的事务，随即便与同事们挥手道别。海军部的工作人员献给退役的罗斯福一只银杯作为留念。罗斯福在临行前对丹尼尔斯表达了动情的感谢，他尤其感激这７年多来丹尼尔斯对他的体谅和容忍，以及丹尼尔斯"在他竭力要飞上天去的时候，巧妙地教会了他在地上走的本领"。  
　　８月９日，竞选运动的帷幕正式在海德公园村拉开。在此后的８０多天里，他绝大多数晚上在竞选专车上度过。他毫不停歇地在全国各州旅行，每天通常是发表７次有时甚至是１３次演说，总计演说次数近千次。这次远征的阵容中有埃莉诺、宣传人员斯蒂芬·厄尔利、总管马文·麦金太尔、专职采访记者斯坦利·普伦诺西等。路易斯·豪后来也从华盛顿赶来助阵，他把罗斯福结识的上千个新朋友记了下来，尽力通过这次竞选让全国都熟悉罗斯福，他的眼光早已越过当下而投向了未来。  
　　罗斯福在演说中不知疲倦地为国际联盟问题吁请公众支持。在反复阐明这个主题时，他说：“对于我们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要么闭起双眼，像东方人那样梦想着过去，过着与世隔绝的国家生活；要么睁开双眼，认识到当代文明世界已经变得如此错综复杂，而各个国家的人民生活也日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建立种种体面而亲密的外交关系日益变得不可避免，但是这种势在必然的正常关系竟然被魔鬼令人心惊地诬称为'国际的纠纷'。"他进一步地宣称，国际联盟"是一个对现实形势的一种现实解决的方法。它虽不如我们最初提出的宪章那么完善，但它不反对国家而反对战争。通过它，我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式加入这个组织的政府在和平的局面下互相贡献我们的精力和潜在力量。而把这一目标同美国政策对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主张要组织进步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不断地研究美国的工业、财政税率和社会问题，不断地采取行动以改善公民生活状况。合理保护和使用自然资源，实行较高的劳工标准，而不要"堕入某一个集团的心血来潮或机会主义之中"。  
　　这些主张无一不预示、暗含或标明了罗斯福的那些正处于反复探索和变动之中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的特征与结构。人们只是在过了整整１０年之后才在无助的绝望中蓦然发现它们的意义。１１月初，罗斯福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的结束性演说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正是我心中的信念使我确信，美国将选择进步的大道，把绝望的论调、卑怯的嗫嚅、倒退的小路统统抛到一边！”  
　　罗斯福全身心地投入这次竞选，其积极进取的主动姿态格外引人注目，但并没有因过分“突出自己而使主角考克斯州长黯然失色"。在１１月６日的大选中，像这样的错误并没有对结局产生多大影响。共和党人哈定——柯立芝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多数党地位也得以恢复，并将此局面保持了１０年之久。  
　　罗斯福以达观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在一封信中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位前副总统，已被解除职务了。"他并非一无所获，他获得全国性的知名度，结交了许多重要人物、了解了民众的情绪和要求、尤其是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教训——政治是实现可能实现的事物之艺术。而任何试图绕开或抵制政治现实的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所有这些都对伺机东山再起大有裨益。  
在野的商人政客
　　３８岁的罗斯福１０年来第一次成了普通公民。在与日渐长大的儿女们和老朋友们度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休整齐后，他要开始工作了。整个柯立芝年代被实业家们称为"新时期"，电力的普遍使用和Ｆ·Ｗ·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促进了全国工业的惊人增长，经济一派繁荣，商业投机、金融业活动既有利可图，又充满着风险。  
　　波士顿富豪范·Ｌ·布莱克是罗斯福在游艇俱乐部的伙伴，他经营的实力雄厚的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正好要在纽约开设一个分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证券发行的担保和海外投资等业务。罗斯福便担任了这家座落在百老汇１２０号的分公司经理，年薪丰厚，是他当助理海军部长收入的５倍。同时，他又重操律师旧业，在华尔街５２号开设了埃米特——马文——罗斯福法律事务所。他给朋友写信说：“这两项工作显然可以很好地相辅相成。”  
　　在此后的８年中，他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冒险活动，但绝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年后，他的政敌仍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到２０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罗斯福在商务活动方面的失败。他参与其中的各类公司都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在１９２９年到来的大萧条中，除一家之外全倒闭了。  
　　罗斯福并未因接二连三的失败而遭到巨大损失，因为他很少在一笔买卖上大量投资。对此詹姆斯·Ｍ·伯恩斯认为它反映了罗斯福作为一位不肯对一次选举进行孤注一掷的政治家的谨慎作风和保守性的一面。似乎只有一次投机给他带来了收益：他帮助一家加拿大公司买进贬值的德国马克，用于购买各种德国公司的股票，尔后在出手股平时赚了一笔。罗斯福还加入过一些金融联合公司——"康普·邦德公司、联合银行公司"等，他大胆的闯入姿态引起了金融界的某些不安。１９２３年夏，罗斯福与一家行为可疑的企业发生联系时，金融情报协会秘书长Ｆ·安德烈写信给他说：“我非常痛心地发现，有人正在利用您的名字发售新股票，这尽管是出于良好动机，但从商业观点来看，终究是非常冒险的……十分令人惋惜的是，您的光荣而令人尊敬的名字正在被此类商业交易所利用。"罗斯福答复说：“您应当了解，对于一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来说，避免让他的名字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各种企业所利用，有多么困难，不过我一定尽量设法注意这些问题。"罗斯福总是热衷于不停顿地提出新计划并参与试验，他喜欢新鲜事物。  
　　１９２２年，罗斯福担任了美国建筑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作为建筑工业的一个行业组织，是按照商务部长胡佛的企业自动调节理论建立起来的。胡佛亲自主持了挑选罗斯福出任主席的会议。该委员会下辖全国２５０个建筑行业组织，成员有建筑商、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行业工人。当时的建筑业因到处充斥着牟取暴利、工程舞弊、质量低劣、价格昂贵而招致公众的指责，新闻界和各种论坛纷纷要求对其内幕进行调查。罗斯福认为这是一种很好且健康的做法，但他反对由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干预。他在该委员会的发言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不是可行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是笨拙的，而且需要很多资金。这意味着要雇用一些人来从事这一工作，这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公众不需要这种做法，工业界也不需要。"有一种习惯于历史地看待问题的观点认为，罗斯福在①任总统之前的很多年里就已经基本形成了"新政"的关于政府调控私营经济的思想。其实这是没有依据的臆断。作为一个曾长期是威尔逊主义的温和派代表，他只是反对政府对于工商业的绝对放任自由政策。甚至到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４日，州长罗斯福在坦慕尼厅的演说中，仍坚持重复着上述观点。罗斯福在担任美国建筑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地依据反垄断法对一些建筑行业协会进行了起诉。他还帮助收集资料作出长远规划，以消除建筑行业中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他提倡在建筑业中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主张提高建筑工人的社会地位，恢复行会精神。  
　　  
　　①（美）理查德·霍夫施特塔：《美国政治传统》，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３页。  
　　  
　　罗斯福还积极参与其他一些社会组织的活动并担任着一定的职务，他是哈佛大学监理会成员，海军教会学校名誉校长，海洋俱乐部主任，大纽约童子军俱乐，主席、美国地理学会会员，援助近东国家委员会会员，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积极参与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主教派会圣约翰大教堂的一些社会活动。另外，他于１９２４年退出了埃米特——马文——罗斯福法律事务所，重新建立了罗斯福——奥康纳法律事务所，从事几乎什么都干的业务经营。  
命运之约
　　１９２１年８月初，纽约市热浪逼人。范·Ｌ·布莱克建议罗斯福全家乘他的豪华游艇去坎波贝洛度假。罗斯福在航程中驾驶着游艇，十分疲惫。次日，他又在捕鱼时掉进了冰冷的水中，冻得浑身发抖，好半天才恢复过来。布莱克及其随行人员在坎波贝洛小住几日后就走了。８月１０日晨，当罗斯福夫妇和孩子们乘着自己的单桅小帆船"维里奥号"在芬迪湾一带游弋，１４岁的大儿子詹姆斯发现附近小岛的树林里起火，于是他们就一起赶去扑火。两个小时后，站在灰烬中的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浑身烟灰且筋疲力竭，罗斯福便建议大家到附近的一个湖里去游泳。随即他就先跳进了刺骨的湖水中，寒气逼得他赶紧上岸，而后就穿着透湿的游泳衣同大家一起回家了。家中刚好来了一批邮件，罗斯福也没换衣服，看了半小时的信件。他忽然感到很不舒服，就早早喝了点热汤上床了。  
　　第２天病情恶化。他的背部和双腿剧疼，且高烧不止。埃莉诺请来的贝内特大夫诊断是重感冒，并让他卧床休息。第３天，罗斯福的腿已不能动弹，甚至连笔也拿不起来。路易斯·豪赶来了，他和埃莉诺请来了正在附近度假的费城名医Ｗ·Ｗ·基恩博士；这位老大夫诊断为下肢血栓形成或是脊髓受伤，并提出了强力按摩的处置意见。８月２５日，世界一流的专家罗伯特·Ｓ·洛维特终于做出了正确的诊断：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是一种多发生于夏秋季节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在多汗发热、周身疼痛数日后常常会手足软绵无力、不会动弹，称为"驰缓性瘫痪"，这是因为病毒侵入了相应部位的神经组织所致。严重患者病毒可侵入其脑神经，出现面瘫、吞咽和呼吸困难，乃至危及生命。该病患者绝大多数是７岁小儿，仅有极少数成年人因未获此病毒的免疫力而招致不幸。病势较轻者可以在一两年内恢复到一定程度，不幸的罗斯福万幸属于后者。他的两腿完全瘫痪，并伴有向上蔓延的症状，膀胱和直肠括约肌也一度瘫痪，必须插导管。有时剧疼放射到全身，体温变化不定。  
　　埃莉诺日夜守护着他，给予了他"最坚定的、最微妙的和最温柔的照顾"。萨拉立即从欧洲回国赶往坎波贝洛。路易斯·豪依旧外表轻松地代表罗斯福同外界保持着社会的和政治性的联系，他压倒一切的考虑是，既要让罗斯福充满信心地挺过这次灾难，又不能让外界知悉内情。９月１４日，在豪的周密安排下，罗斯福乘火车回到了纽约，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们都亲眼看到罗斯福斜躺在临窗的卧铺上，面带微笑地叼着一根带烟嘴的香烟。豪对新闻界说，这次患病只是使罗斯福膝盖以下的小腿暂时失去了活动能力，但绝对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  
　　但是，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两位大夫却不这样看，他们作出了最后的诊断——瘫痪已完全形成，两腿的肌肉和神经已被破坏，且背部肌肉也可能萎缩。其中一位是罗斯福在格罗顿和哈佛的校友乔治·德雷珀大夫，他在报告中写道：“在他的治疗中，心理因素居首位。他坚毅勇敢、抱负远大，但感情器官却是少有的敏感。因此，要做到使他既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又不至于使他在精神上垮掉，这需要我们拿出我们的全部本领。"由于埃莉诺和医生们的精心照料，更由于罗斯福自身蕴藏的巨大勇气和坚定的自信，因此，在经历了最初的沮丧和失望之后，罗斯福开始变得愉快起来。  
　　萨拉怀着强烈的母性本能要求儿子从此跟她回海德公园安度余生。对此，埃莉诺和路易斯·豪早已在罗斯福的前途问题上达到了共识，他们模糊地相信，工作和事业是医治病痛的良方。他们联合起来挫败了萨拉的计划。这个过程中，埃莉诺再次认识了豪的品格并改变了以前对他的冷漠和厌烦。路易斯·豪的活动则始终围绕着如何让罗斯福当上总统这一既定目标。作为对罗斯福政治活动能力暂时不能发挥的一种补偿，他竭力鼓励埃莉诺走上社会前台，以便使罗斯福的名字不要从此在政治地平线上消失。埃莉诺克服了羞怯，走出了家庭圈子，学会了速记、打字、开车和演说。她加入了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的妇女工作部，在那里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和新朋友，并当上了财务委员会主席。她还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不久她就在支持民主党的妇女选民中赢得了好感。她忠实地向他反映民情，几乎成了罗斯福的助手、耳目。她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实质问题上具有影响力的第一夫人。  
　　罗斯福没有顾影自怜，他不甘于隐退到海德公园舒适的住宅里过幽静的绅士生活。他隐忍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几乎每天都在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治疗措施，他学会了操纵轮椅，掌握了一些移动身子的新方法，经常连续几小时锻炼身体。几个月后，他的腰部以上看起来像一个肌肉发达的运动员。１９２２年春，德雷珀大夫为他的双腿配了支架，每副支架用钢管和橡胶制成，绑在大腿和小腿上，支架在膝盖处有一个特殊设置，可以在他坐下时弯过来。当他被搀扶起来时得有人插上销子，使支架保持固定和笔直。这样，他就能撑着丁字形拐杖，从腰部下面甩动双腿，一步一步地移动。如果扭转身子，他还可以走上小小的斜坡，但因双腿被固定得像制图员的圆规脚一样，他一个人再也无法登上超过３英寸高的台阶。  
　　当罗斯福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丁字形拐杖并研究了这种走动方式的利弊之后，他断定现在可以出去公开露面了。他情绪乐观、精神饱满、思维依旧敏捷，朋友们都不把他当成病人。路易斯·豪这时告诫他：“在公开场合千万别让别人抬着你走，需要上台阶的地方干脆别去。"罗斯福顿时领悟到了这条金玉良言的高明之处。从此之后，就像魔鬼不能越过圣水一样，台阶成了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路易斯·豪甚至规定在公共场合他最好坐轮椅，而尽量不要搀扶他，他的侍从人员很快就在应付这种场面时变得十分内行了。他在多年之后才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像健康人那样走路了。但在以前的岁月里，他一直充满着希望，他多次写信告诉朋友们，他将很快就可以撑着支架独立行走，最后单靠手杖就可以走路了。在１９２０年竞选运动中给他担任过助手的玛格丽特·利汉德小姐这时成了他得力的私人秘书，她在很多方面给他以无微不至的帮助和体贴。他辞去了一部分职务，保留了大纽约童子军俱乐部主席和哈佛大学校务监委会委员等职。他向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提出辞呈，被好友布莱克拒绝了。于是他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公司拉了很多大客户。  
　　１９２４年秋，乔治·Ｆ·皮博迪写信告诉罗斯福，说他在佐治亚州有个荒废的温泉疗养所，在那靠近长满松树的山坡边有一个游泳池，温泉的水富含矿物盐，能轻易地把人体浮起来。罗斯福来到了这个荒凉的地方。这里只有一家破旧的旅馆，几间小屋，周围连医生也没有。他按自己选定的方法每天在这里进行游泳和日光浴。１个多月里，他双腿获得的力气竟比此前三年的还要多，他的足趾从患病以来第一次有了感觉，这使他恢复健康的信心陡增。有两名记者在访问温泉后以《游泳恢复健康》为题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在１９２５年春暖季节，成群结队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怀着希望来到温泉。罗斯福积极帮助他们安排生活和治疗工作，热心地把自己编的游泳动作教给病人们。到了晚上，病友们围在篝火前联欢，寂静的温泉顿时一平生机。当一个医学专家小组应罗斯福之邀，对能否把温泉作为脊髓灰质炎疗养所的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并作了肯定结论之后，一场改造温泉的紧张工作展开了。他用近２０万美元买下了包括那个破旧旅馆和其他设施在内的大篇土地，为此他几乎耗尽了个人的财产。１９２７年初，"佐治亚温泉基金会"正式成立，他要迅速使这个地方改观。他在改建房屋、修筑道路、植树造林和旅馆现代化等方面向设计师和建筑师们提供建议，还亲自参与研制新的供水系统、捕鱼场地设施，计划筹建一个包括有舞厅、茶室、野餐和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他遴选了疗养所医务人员，到年底疗养所已经对１５０名患者进行了治疗。  
　　罗斯福此举意义重大。他不仅树立了一个与疾病作斗争的榜样，而且，使温泉疗养所"成为一切需要与疾病作斗争的人的希望之象征"。任何事他只要觉得有奔头，他就一往无前，其他的自信、智谋和运迫使之变为现实。事实上，从事改造温泉的费用很大，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捐助。他当选为总统后，每逢他的生辰，就有无数的小额捐款单雪花似飞到温泉，温泉成了罗斯福的第二个家。１９３２年他在这里建了新居，人称"小白宫"。在此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在这里度过大量光阴，在这里他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整和内心的平衡。他最后就是在这里去世的。１９３８年，罗斯福建立了小儿麻痹症全国基金会，通过遍及全美国的近３０００个地方分会提供住院治疗、护理和应急费用，并为立志于研究此病的科学家们提供研究基金。  
　　随着佐治亚温泉在全国知名度的日益提高，罗斯福的名声又一次响了起来，人们也愈益感觉到它与罗斯福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特征的一致性。罗斯福对脊髓灰质炎进行的战斗具备了现代英雄传奇的一切戏剧性情节。伯恩斯冷静而准确地指出：“他那残废的双腿实际上已成为他的一种政治财产了。它们为他赢得了同情，否则，他就可能得不到这种同情。在以后的岁月里，千百万美国人为罗斯福在公众场合露面而深受震动——为他那紧张、痛苦而笨拙地移向舞台中心的样子，为他周围的助手和政客们的忙乱，尤其是为罗斯福容光焕发的微笑和刚劲有力的手势所深深震动。”  
　　正如发达结实的双臂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两腿的残废一样，身体不便也给罗斯福带来了某种有利之处。欧内斯特·Ｋ·林德利在１９３１年出版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追求进步民主的一生》一书，由于该传记成书较早，并未从总统的角度去看待罗斯福，故具有其他传记无法比拟的优点。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利的方面显得越发珍贵。过去他难得安安静静地工作——他坐不住，耐心不够，总是东奔西走，因为他精力过剩……如今他不能活动，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他所从事的工作上了，他摆脱了一部分无谓的应酬和奔忙，完全避免了城市生活中最折磨人的那种神经紧张和许多微不足道的刺激因素。他有充分借口不去作他不想作的事，同时也能采取普通人常常采取的办法——逃避难题。"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这使他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因从前很少读书所可能造成的某些空白或缺限。埃莉诺负起了选书的重任，并设法请作者到家中来同罗斯福交流思想，罗斯福从谈话中受益不浅。但是他终究未能沉溺于纯学理性的政治哲学中，也没有能够因长期严谨认真地研究社会科学而成为第二个威尔逊。他读了一些传记和历史学，但更多的是游记和探险故事。  
　　此外，生理疾病确实使罗斯福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心理学意义上的变化。譬如待人接物方面的傲慢和居高临下已得到明显克服，且显得具有人情味；对事物的专注程度也提高了，而不像以前那样漫无边际地没有一个着重点。但并未产生根本上的转变或结构上的重组。他患病之后的情况表明，他在诸如人生信条、生活态度、政治倾向、社会理念、乃至自信心和耐心、喜欢试验等方面都与以前差别不大，没有出现什么质的变化。人们往往习惯于用陈旧的思维定势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推测、评价罗斯福患病的意义。过分地把这次疾病渲染成为是对罗斯福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再洗礼，更有甚者，还认为这次疾病充当了一次具有多种功能的改造工具，即把"一个有点目空一切的年轻的社会名流和业务政客转变为一个具有雄心壮志、权力和民主信念的政治领袖。"美国历史学家Ｒ·霍夫斯特德也曾指出，那种关于罗斯福因疾病一跃成为同情弱者和体恤民间疾苦的哲学家——的传说，无疑是一种现代神话。如果说他在患病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上述值得肯定和称道的特征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在多年之前的罗斯福身上找到其基因组织萌芽或潜在的发展趋势。其实，正是这种历经巨大创痛和打击而不改本色并依然故我的现象已经反映了本质：罗斯福具有一般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禀赋和意志。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在６０年代出版的著述中也确信，并非小儿麻痹症造就了罗斯福的性格，而是他的性格使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詹姆斯·Ｍ·伯恩斯认为罗斯福患病的政治意义不外乎表现在时间方面，即疾病使他的广泛政治接触和通讯中断了一段时间，使他参加竞选职位的日期顺延了几年。幸好在柯立芝的"新时期"，民主党人普遍地不吉利。  
　　实际情况也正如伯恩斯所言，在从疾病袭击到１９２８年的７年间，除了最初的几个星期外，罗斯福一直没有停止使他的政治前程得到发展的努力。就在他患病后的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纽约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职务。深秋时节，他开始给纽约州和其他各州的民主党领导人写信以恢复联络。１９２２年，他在艾尔弗雷德·Ｅ·史密斯重新当选纽约州州长的竞选中起了重要作用，并担任美国民主党提名的参议员候选人洛伊·Ｓ·科普兰竞选运动的名誉主席。与此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２０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１９２０年的大选标志着一个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顿挫了要求改革的各种进步力量，民主党的内部团结已不复存在。农民在２０年代境况始终困难，共和党政府对此几乎不加理睬。在每次劳资冲突中，政府都是对资方予以支持。１９２０年的国情起查表明，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对美国人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不同国籍的移民间的冲突日趋激烈，移民加入了城市中的民主党，而民主党中的农村平民主义派基本上仍旧沿袭着布莱恩的思想特色，其改革目标开始超越经济和政治范畴而致力于谋求拯救或保全昔日农业美国的社会准则和传统美德，并使这些准则不受与城市化结伴而生的城市腐败——城市政治机构、沙龙、罗马天主教、犹太人的信条、没落的剧院和用外语演唱的歌剧、坦慕尼协会的黑手、贩卖违禁酒类、不健康书刊、宗教的现代主义、街头色情——的污染。罗斯福的故友威廉·Ｇ·麦卡杜成了该派的领袖，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禁酒主义者，一方面声讨着纽约这个华尔街的巢穴的种种罪恶，另一方面又与新近崛起的三大党组织及其无孔不入的势力达成了某种默契，以图在１９２４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民主党的另一翼——主要代表原城市民主党人和城市新移民的纽约州州长艾尔弗雷德·Ｅ·史密斯，则是个致力于长期目标的著名改革家，他除了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本领外，因其改革侧重于注意实际的工时、工资、医疗卫生、货币情况以及城市日常问题，故俨然成为城市平民的代表。罗斯福早在１９１０年的希恩事件中，就对这个坦慕尼协会中少有的正直坦荡的人印象深刻，自１９２０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先后彼此支持对方的提名片，两人就建立了良好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友谊"。在史密斯１９２２年再度当选纽约州州长后，罗斯福已经开始应邀帮助他筹划竞选总统的有关事宜。  
　　但史密斯作为一个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的儿子，自幼在纽约市曼哈顿南区长大，是罗马天主教徒，主张废止禁酒的一切法案。早期在奥尔巴尼州议会，他把实用主义的改革与为党的指导机关服务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１９１８年初任州长则证实了支持他的城市移民的力量的日益强大，也表明了他在范围甚至更广的公众中具有威望。他现在已成为民主党竞选１９２４年总统的主要候选人。罗斯福担心的是，史密斯的宗教信仰和反禁酒主张将是他成功路上的最大的两个不利因素。他建议史密斯在大选年以较为委婉和变通的方式对待这两个问题，但坦率诚实的州长不愿意这样做。１９２４年４月，史密斯宣布罗斯福出任纽约州的史密斯竞选总统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查尔斯·Ｆ·墨菲死了。  
　　罗斯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通过大量的通信和复杂的情报网络，他取得了关于各州代表团中的个人和政治方面的情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详细地看到了全国代表大会上推推拉拉的表面活动后面隐藏着的潮流和逆流、互相敌对的个人和派系、选举法和选举机器。他为史密斯争取到的代表虽然为数不多，却为自己的政治教育补充了一课。"弗兰克·弗雷德尔也认为，罗斯福加入这次竞选运动并非作无谓的自我牺牲，"而是１９２２年的故技重演。那时他支持史密斯是出于个人目的——使自己成为纽约政治家的领袖。１９２４年史密斯又使他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达到这一目的。”  
　　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４日在纽约州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在１７岁的大儿子詹姆斯的搀扶下撑着丁字形拐杖，缓缓地顺着后面的斜坡走上了讲台，吵闹的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他把拐杖递给儿子后，用双手紧紧地抓住放讲稿的小台架，然后开始了他自１９２０年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演说：“我真诚地请求大家克服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要牢记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任何人都充满友善。'"他响亮有力的声音传遍了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他赞扬史密斯"因其深切的同情心和对人民的杰出贡献，他的名字业已成为忠实的象征。……他具有英勇善战的领袖气质……他是驰骋于政治疆场的'快乐勇士'。他受大家的爱戴、信任和尊敬，大家也承认他能在今年为我们赢得巨大胜利，这个应运而生的人，我们州骄傲地把他奉献给我们国家，我们自己的艾尔弗雷德·Ｆ·——"……姓名的最后一部分湮没在经久不熄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复出后的罗斯福的表现无懈可击，其精彩动人的演说本身获得了空前成功，并因其恰如其分地引用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名句而被传颂为"快乐勇士演说"。  
　　大会陷入了预料之中的僵局，史密斯从投票一开始就控制着足够阻止麦卡杜当选的城市地区选票。双方都不肯放弃提名，投票直到第１００轮仍未见分晓，到了第１０３轮，民主党终于同意了一个折衷的候选人——华尔街的著名律师约翰·Ｗ·戴维斯，并让"伟大的平民"的弟弟查尔斯·Ｗ·布赖恩作为他的伙伴。戴维斯后来追述道：“他们陷入了一场南北搏斗，战斗结束时，提名已成为不屑一顾的事情，他们不得不在候选人名单上写上个名字。“由于电台首次报道了大会实况，这就使得候选人之间的互相扯皮及其属下的愚蠢行为家喻户晓。在场的罗斯福明白，给民主党候选人名单宣判死刑的是代表大会本身和以其为象征并被迫所扩大了的党内分裂。一位明尼苏达州的代表给罗斯福写信说：“六月份在纽约我们把自己打败了。"果然柯立芝连任成功，戴维斯得票的比例之低创造了现代民主党的史上新纪录。  
　　１９２４年的大选重新确立了罗斯福作为一名活跃政治家的地位。戴维斯创造的记录促使他试图探索民主党惨败的原因。他认为，整个２０年代的繁荣是战后经济环境等机会造成的，并非共和党人努力的结果；只有恢复杰斐逊的原则，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虚假的繁荣结束之前，民主党人将很难取胜。但民主党人不应坐等经济危机的到来，而应行动起来做好准备，并且要作自我调整和改组。因为没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民主党这个全国唯一的进步政党就不能取得多大成就。主张对党的改组要循序渐进，不能走极端，指出：“如果不是每一步都走在坚实牢靠的土地上，我们就不能发展。沿着我们某些急进的朋友们称作伟大的乌托邦道路盲目乱闯，则意味着我们将毫无希望地陷入愚昧的政治理论和不切实际的管理学说的流沙之中。"这里"急进的朋友"显然指的是罗伯特·拉福莱特及其激进运动的支持者。  
　　在路易斯·豪的直接协助下，罗斯福向参加过１９２４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发出了三千封公开信，以谋求"东、南、西、北各地民主党人都能接受的共同点"。他在信中请他们提出如何改进党的建议，并附有详细的启发式的提议：全国党应在两次选举之间的时间里发挥指导机关的作用，要同州的党组织更加密切协作；党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财政基础；应当改进党的宣传工作；党的领袖们应该经常地会面，商讨如何采取联合行动。各地党员对罗斯福公开信的答复反映出了普遍的不满和悲观。多数复信承认了党存在着社会的和地区的对抗状态，并支持罗斯福关于党内改革的提议。  
　　罗斯福收到几百封代表的复信后，便计划藉此在华盛顿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怎样使全国委员会成为一个经常发挥作用的工作机构问题。许多重要的民主党人都响应了这一号召，但全国委员会主席克莱姆·谢弗拒绝合作，有人甚至怀疑罗斯福此举动机不纯，是罗斯福为了使自己取得党的领导地位而采取的关键步骤。于是，罗斯福试图改革民主党的努力终告失败，但他在全党的感召力无形中得到了提高。  
　　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民主党的办事机构几乎不复存在，它的家俱和档案都放进了储藏室。但民主党在选举州长、议员，市长及其他职位时，其结果比在选举总统时好得多。"这是一个各个部分比它们的整体要强有力得多的党。"罗斯福①在这时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又写了几千封信向这些新当选的民主党人表示祝贺，向落选者表示同情。一遇有机会，他从不放弃与新朋故友会唔，其中包括劳联的领导和布赖恩。他依旧密切关注着国内外重大时事及敏感的争端问题，并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温和而得体的评论。这期间，他还谢绝了纽约州民主党组织要求他竞选联邦参议员的方案，主要原因是避免卷入众目睽睽的国会山的党派争端。路易斯·豪也认为他此时出山时机嫌早，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担心这样将不利于他那似乎渐入佳境的疗程。  
　　  
　　①（美）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６５页。  
　　  
　　转眼到了１９２８年的大选，４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的史密斯一枝独秀，他那些积极进步的改革，卓有成效，且影响早已超出纽约州的边界。在６月２６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首轮投票上，就以绝对优势获得提名。罗斯福再次作了提名史密斯的演说，与上次不同的是，现在他仅是一手扶着儿子的手臂，一手拄着手杖，走得轻松多了。代表大会之后，他去了温泉，党魁们则开始准备提名他竞选纽约州州长。  
　　罗斯福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提名，他的心思一度几乎全扑在经营温泉和恢复健康上，再则他已经敏锐地预感到１９２８年局势仍对民主党不吉利，他不愿陪着史密斯去失败。何况他已经上升为一名举足轻重的没有陷入派系斗争的全国性人物了，纽约州州长则毕竟是一位地方人士。他向往着放长线钓大鱼，以便时机成熟时从容地入主白宫。但史密斯和纽约州民主党首领却不这么看，他们现在亟需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填补史密斯离任后的空白，以免纽约州为共和党所乘。雪片般的电报飞向温泉，电话铃整天响个不停，劝驾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罗斯福提出的理由和难处被一一迎刃而解，甚至包括经营温泉的资金缺口也由杜邦财团业务总经理、“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约翰·Ｊ·拉斯科布给自动填补上了。现在，罗斯福面临着他无法控制的众望所归的局面。他欲罢不能，只得"服从党的需要"。恰巧同１９１４年竞选联邦参议员时的情形一样，路易斯·豪这时又不在罗斯福身边。  
　　罗斯福接受提名的消息迅速在各地传开。共和党的报纸立即指出：被权势欲蒙住了双眼的史密斯硬是把最后的预备队员——不幸的残疾人罗斯福推进了政治斗争的火炕。报纸号召凡是具有良知并爱护罗斯福的选民，最好的表达方法就是投票反对他。史密斯奋起反击，他说：“州长不需要一个运动员来当。我们选择他，不是因为他会向后连翻两个筋斗或能倒立行走。"罗斯福本人也站出来表白自己并非为人所迫而行不得已的事。他宣称：“我自己也感到，史密斯州长建立的州政府的整个宏伟结构以及他树立的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崇高理想正处于危难之中，所以我才接受了提名……这事关重大，我决不能丝毫考虑个人的得失。”  
　　１０月１７日，他正式接受了提名。尘埃已经落定，他决定同共和党对手、州司法部长犹太人阿尔伯特·奥延格展开强力对攻战。光景似乎回到了１９１０年，罗斯福乘汽车到全州各地作巡回演说，平均每天行程１８０英里，演说７至１２次。只是他的竞选工作班子比那时更加出色了，这其中有萨缪尔·Ｉ·罗森曼——纽约州议会前届议员，曾在州立法法案委员会里供职３年，现为律师；詹姆斯·Ａ·法利——大个子爱尔兰人，承包商，州民主党委员会秘书；爱德华·Ｊ·弗林——布朗克斯区民主党党魁；当然还有路易斯·豪和玛格丽特·利汉德小姐。这个工作班子还得到了学术界的援手，路易斯·豪请来了哥伦比亚大学雷德蒙·莫利教授。这些人后来都跟随他进入白宫，成为助手、智囊团成员或出任公职。  
　　在３周的竞选运动中，罗斯福就种族和宗教偏见、每周４８小时工作制、卫生计划、圣劳伦斯河发电站非私有化、养老退休金法、普及教育、劳工问题、农场救济计划、卫生计划等问题作了广泛的演说，但都带有因地制宜、见机行事和浮光掠影的味道，并且前任州长成绩太好，以致于罗斯福无法宣布更为理想的新计划，但罗森曼准备的资料十分丰富，而罗斯福又善于深入浅出地将其表达得精采、生动。故演说大受欢迎，但听众事后印象并不深刻。罗斯福在竞选中还利用无线电广播对听众发表演说。  
　　１１月６日大选之日，史密斯和罗斯福在纽约一家饭店里等待公众的裁决。到了午夜，投票进程的通报表明，史密斯大势已失，他这次又败于宗教和禁酒两大难题，又一次成了偏见和他高度忠于自己特有教养的牺牲品，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则在"柯立芝繁荣"的背景下大获全胜。而次日凌晨的结果表明，罗斯福在总共４２０多万选民中，仅以比对手多２５５６４票的微弱优势险胜，他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个人的胜利。所以在两年后，他常以"０．５％的州长"自许。        

轮椅州长
　　１９２９年元旦，４６岁的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入主设在奥尔巴尼的纽约州州长官邸。那个刚刚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竞选工作班子也随即取代了史密斯特意留下来的人：弗林出任州政府秘书，法利接管了州的党务工作，罗森曼为州长秘书，豪则负责经管罗斯福在纽约市的利益，这是一个对罗斯福忠诚负责而又精明强干的核心小组。罗斯福也显得健康乐观，他的左腿在不久前开始长出新肉。帝国州长的担子并非想象的那样沉重，一年之中他仍有不少假期和闲暇在温泉、海德公园、纽约的居所和外地旅游区等地度过。安娜已经结婚并给他生了个可爱的外孙。埃莉诺从事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福利工作也进展顺利，并且似乎劲头越来越大。  
　　罗斯福并不甘于在前任州长的荫庇下坐享其成，因为史密斯留下了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行政体制。他还要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一个旨在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并具有明确目标的专家型政府。他让州长秘书罗森曼担任司法改革顾问，他以前曾在立法法案委员会供职３年。小享利·摩根索担任农业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对纽约州的农业问题素有研究并进行过成功的实践。苗条秀丽的弗朗西丝·帕金斯出任工业局长，因为她曾先后１０年担任过州工业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研究公用事业管理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利兰·奥尔兹、哈佛大学的法学专家菲力克斯·弗兰克福特等都成了他在水电和公用事业方面的顾问。后来，莫利教授从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中遴选出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加入了这个圈子，雷克斯福特·Ｇ·特格韦尔是农业问题的权威，林赛·罗杰斯在关税方面很有造诣，小阿道夫·Ａ·伯利在信贷和公司领域的见解有独到之处。来自衣阿华州、长期在纽约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哈里·霍普金斯也在大危机年代逐步地走进了罗斯福的视野，弗兰克·沃尔克、威廉·Ｈ·伍丁、老亨利·摩根索等也成了他的财政问题顾问。这些有识之士从各自擅长的领域献计献策，后来构成了罗斯福竞选连任州长、入主白宫、推行新政时的智囊团的主体。  
　　罗斯福竭力想为他任内的州政府树立一个不再被党派斗争的裹挟并直接面对人民的公正形象，他尤岂不愿意看到那些一味贪婪地从事"私人政治"的坦慕尼协会成员将污泥秽水溅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又不能与之公开斗争的尴尬局面，因为这将导致民主派的更加分裂。为此，他在上任伊始就尝试了俨然超党派的行动准则和将重大争端性议题直接诉诸于人民的努力。他在"行政预算案"修正问题上同议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展开了首轮交锋，最后靠诉诸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而取得了胜利。在围绕圣劳伦斯河动力开发和经营方式问题上，双方经过了旷日持久的争吵后陷入僵局，罗斯福便扬言将马上就此问题向全州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从而迫使共和党对手基本接受了自己的提案。他还在农业政策、劳工立法、公用事业、监狱体系的改组、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议案，他发现对付那些固执保守且故意从中作梗的州议员的最有效压力方式，就是通过无线电广播同全州人民进行一系列不拘形式的谈话（民主党已向全州所有电台都购买了每月１个小时的广播时间）。从１９２９年４月３日期，罗斯福常对着麦克风发表语调直率而亲切的谈话，他老练地声称谈话内容都是超党派的。而每次谈话的实际效果则是，那些反对派议员要么被迫举手通过，要么被公众谴责为出于自私的目的有意从中阻挠。这一斗争武器成为后来白宫岁月里"炉边谈话"的预演和前奏。尽管罗斯福追求进步改革的效果并没有预其中的那般理想，因为几乎他提出的一切重大计划都因涉及面太广而在软弱的抵制中被打了折扣，但罗斯福以平坦诚、直率而新颖的姿态和广泛的舆论影响打动了广大选民的心，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在他和小亨利·摩根索的建议下，民主党组织出资于１９２９年初在奥尔巴尼设立了一个新闻处，向北部地区和共和党控制的农村报纸无偿提供带有民主党倾向的材料以及州长工作要览，他还卓有成效地绕过亲史密斯的州委员会来加强民主党在州北部地区的基层组织，他更加广泛地在州内巡回视察，发表政见——所有这些努力都为竞选连任州长打下了基础。  
　　共和党对手面对着声名日隆的罗斯福，决定狠狠打击他的最薄弱环节——他与坦慕尼协会的关系。共和党揭发了一篇与罗斯福有涉的州司法机关的肮脏交易——罗斯福按例行手续任命了一个坦慕尼分子担任普通法院法官，而这位法官在此前花了３万美元从坦慕尼协会买到了这个职位。他们声称罗斯福是坦慕尼协会种种龌龊勾当的同情者和纵容者。对此，罗斯福只得依靠妥协的策略摆脱困境，他认为"不能在对手安排的阵地上投入战斗"，而要迂回到另一些问题上争取主动。一方面，他以超越党派利害关系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将此案移交给州检察长（共和党人），并指定一名共和党最高法官召集特别大陪审团进行审理，他甚至还要求最高法院上诉法庭对地方法庭进行一次普遍的调查。另一方面，他以耐心的解释让坦慕尼协会认识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情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在对待劣迹斑斑的民主党人、纽约市长吉米·沃克的贪污案时，他采取了类似的策略。１９３０年的选举在即，罗斯福离不开坦慕尼协会的支持。与此同时，罗斯福还采用了当时先进的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来宣传自己的业绩。１９３０年夏，一部名为《罗斯福在干什么》的有声影片上映。多家保险公司的代表在医生们检查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时到场，检查表明４８岁的罗斯福就像３０多岁的人一样健康，保险公司对他投保５６万美元，而通常一个人的健康保险最多不超过５０万美元。共和党为了击垮罗斯福，特意从首都请来了国务卿亨利·Ｌ·史汀生、助理财政部长奥格顿·Ｌ·米尔斯，陆军部长帕特里克·Ｊ·赫尔利等纽约州人回来助拳，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罗斯福实际上纵容了坦慕尼协会的贪污舞弊。但一切终究无济于事，罗斯福以超出对手７２．５万票的绝对优势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  
脱颖于大萧条年代
　　罗斯福州长是在国内太平无事、欣欣向荣的背景下走马上任的。柯立芝曾说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