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August Hayek)降生在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对几乎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的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时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又是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年，它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尔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是市卫生局雇佣的一位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植物学，在这一学科，他写作了大量专著。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一位非全日制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娘家姓氏)·冯·尤拉舍克(Felicitas(nee) von Juraschek)出生于1875年，她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弗里德里希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费利西塔斯得到了相当大一笔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大半收入。哈耶克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五岁。

哈耶克曾经谈论过他的父亲对自己的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工作的那种尊重，那么，我就改变我自己的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野心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父亲生活中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的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一点清晰的想法。”[1]

除了父亲的学术追求之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三大鼻祖之一奥伊根·冯·庞巴威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 Weiser]，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被奥地利民族政府雇佣。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富裕起来。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三十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其他专著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20世纪之交的日尔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化，哈耶克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有出现，他看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2]

19、20世纪之交日尔曼语世界与20、21世纪之交的日尔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年的日尔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一点都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的天堂，那儿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有些人眼里，它却是一个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外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第一个字母K. K.或K. u. K.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的幼儿语言的人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给人的感受”。[3]

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义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对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他的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clerical)。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当然啦，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设有一个议会，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于是，就经常被关闭掉；不过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可以不经过议会就治理国家，而每一次当所有人刚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之乐趣的时候，皇帝又下令现在必须恢复到议会制了。”[4]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把189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年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5]，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战乱和流血冲突。这些年月，维也纳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

1900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可称为黄金时代，一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音乐的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

弗里德里希——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Fritz)(对此他不大喜欢)——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和学术爱好。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性笔记中，他叙述说，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

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的地区服务，因此，他家曾搬过四次家。在他未出版的自传笔记中，他回忆起家庭内部他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他跟他们年龄相差不多，但他相信，他们多少属于另一代人，哈耶克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类型的才智之士》(Two Types of Mind)，他用自己的“私下谈话”时的话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类型的心智能够牢记他曾经读过或听到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的单词。这种类型的心智是“他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陷入困惑的人”(puzzler)，他们“总是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够透过获得某种新的洞见而解决。他们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词思考的过程。他们直觉地‘看到’某种关联，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6]

这种“外显的”知识与“默会的”知识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之间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对于他形成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自己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达的知识(verbal knowledge)，而“困惑者”则具有直觉的知识(intuitive knowledge)。知识不是，或者说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达的。以为所有的知识在时间的任一点上都可以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达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以表达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惑型人物”，这令我们联想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维塞尔的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对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有所启发。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的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的氛围中。仿佛他进入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任何学者像维塞尔那样不受任何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了门格尔之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呢，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在他的大厦中，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智慧财产，即使是对别人在他之前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7]

哈耶克是在日尔曼文化气氛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作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所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交往：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信任邻人的善意。”[8]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作出了下面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哈耶克回忆说：“最让我震惊的是，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truthfulness)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紧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经奔走于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着讲真话，而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能宽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塌方对每种习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对于每种传统形态，都要揭露出它是骗人的。”[9]        

哈耶克不光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德国人的知识传统，偏爱某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独创性的’个性的发展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位青年学生时，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地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所有行为举止，都十分乐于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我曾经自然而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别人不一样、具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10]

哈耶克不断成长。冯·哈耶克家族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准备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地方来装无数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家人生活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与孩子们还会去走访费利西塔斯的父亲及其后妻与他们生的孩子。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紧密。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在外祖父家的聚会人总是很多，好几代人共聚一堂。

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以“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比较而言，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他的外祖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11]他们有好几位仆人。

“冯”是奥地利帝国两级贵族中的第二级中的第四等、也是最低一等、同时也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则是统治日尔曼地区各公侯国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sir)大体相近。

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来自布拉格的一位“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人，其观测资料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奠定了基础——译者注)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做Hagetsius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波希米亚(基本上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因而——尽管就他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说的一直是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材”。

他的祖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地区，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样。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他上来就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在上课前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距今370年前，我本人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先当时担任公爵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12]。源出萨尔茨堡地区的哈耶克的很多祖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到维也纳。.

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由于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而于1789年被册封为贵族，办工厂也让他发财致富。他的儿子海因里希(Heinrich)就是弗里德里希的曾祖父，成了维也纳的政府公务员，用他的曾孙子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13]到1860年代，海因里希已进入晚年，散尽家财，古斯塔夫也不得不去当教师。

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即传主哈耶克)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关于他如何于1918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个人都是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年前后认识他的”，哈耶克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曾经在紧邻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Neuwaldegg郊区的一个地方，租了一间瑞士乡间村舍，住过一个春夏，他们家人经常从他们更为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14]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很近。

哈耶克跟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兴趣。奥古斯特收集了大约7万5千至10万件干燥标本，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弗里德里希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了植物之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辑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专门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弗里德里希则帮他搞一些杂务。[15]

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产生过兴趣的业余爱好还有摄影、骑自行车、滑雪、帆船、爬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爬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他入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因为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覆雪和岩石交加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可以通往山顶的路线的地方，寻找自己要走的路线。这“从技巧角度看未必是最艰险的，但你知道，除非你找到了一条通往山顶之路，否则你就只能在原地打转。”[16]登山则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在1880年代曾与奥伊根·冯·庞巴威克一起爬山，他们当时都任教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大多数情况下，弗里德里希跟弟弟一起爬山，偶而会跟父亲一起爬山。

他曾谈及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说直到上大学之前，他的性格是“十分讲究实际的”，他想成个“能干的人”[17]。一位采访过他的人引用他的话说，他“真正系统地努力追求过的”第一种兴趣是“戏剧，[他]甚至发奋写作跟暴力及具有色情色彩的主题有关的悲剧——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特洛伊王子Hector之妻，以对丈夫忠贞而著称——译者注),罗莎蒙德(Rosamunde)等等”[18]。哈耶克经常去看戏剧表演，阅读了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西班牙、法国戏剧和古希腊戏剧译本。他也阅读德国诗歌，尤其是歌德的作品，他认为，歌德对他早年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的哈耶克是个身体瘦高、不修边幅的男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

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什么宗教方面的指导，尽管他的父母都是正式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带他上过教堂。学校中有一点宗教教育，但只是最低限度的。一到春夏季节，每逢周末，是他们他们家“雷打不动”[19]的全家郊游活动，他和弟弟们就缺席学校里组织的半强制性弥撒，这使他们经常与学校当局闹别扭。他和父亲有时会在星期天到森林中远游。

不过，哈耶克也记得，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有过某种“苦闷的感觉，因为他在忏悔与领受圣餐曾违反教规”[20]。哈耶克回忆说，十三、四岁那会儿，他请求他认识的每位牧师向他解释，“他们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让他信服。[大笑]这本来就是我的目的。”[21]“到十四岁那年，我确信，没有人能够对‘上帝’一词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不管是声称信仰上帝还是不信上帝，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事。”[22]他家的亲朋中没有几个人信奉宗教。

今天，他的家人讲起他在学校的生活，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叛逆的学生。这跟他的弟弟们不同。哈耶克脑瓜很聪明，但他不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孩子。除了生物学之外，他对别的课程一概提不起兴趣。十四岁那年，他的拉丁语、希腊文和数学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他换了所高级中学，而且换了两次，因为他跟老师老闹别扭。他一般是在“年终考试前突击几个星期，把几门课程一年的内容都大概学上一遍，”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用功学习”。[23]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让大部分老师恼羞成怒，他很聪明，但却没有兴趣学习。尽管他在学校表现不好，但他的伙伴们都认为他是非常聪慧的孩子。他声称自己不会绘画，于是离开他上的第一所高级中学，进了另一所专收穷人家男孩的学校(当时是男女分校)。他的大部分必修课的成绩都是班中垫底的。他对他的同龄人学的、老师们教的东西了无兴趣，而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毫无悔恨之意。

在家里，却是另一回事。他成了位小学者，帮着父亲进行植物学研究，跟父亲一道出席维也纳动植物学会的学术会议。十四五岁那年，他对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越来越不满意，想获得更多理论知识。“我父亲看出这点后，把一本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交给我。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太艰深，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疏理这样的理论性论证。如果他一年后给我这本书，我可能就会被生物学吸引住。这些东西曾经激起过我强烈的兴趣。”[24]在后来全部的学术研究中，他都对进化现象保持浓厚兴趣。

在达尔文的著作刚刚发表的头十年，进化论的地位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更为突出。适者生存的观念，与人们未曾预料到的、不是由谁指挥的演进发展的观念，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关键所在。

他的父母“彼此十分琴瑟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宁静幸福的(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25]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全家人共同进餐，在阳光下无所不谈，我们的父母总是让我们自由地闲逛、思考甚至干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26]

弗里德里希曾回忆说，奥古斯特是个对德国文学领域的“学问极为渊博的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他对父亲作出了非常肯定的评论。哈耶克回忆说，父亲每天早上都冲冷水澡，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哈耶克年轻的时候，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很多晚上，都和家人一起，听奥古斯特朗读德国的伟大戏剧和德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奥古斯特的记忆力极好，可以把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Die Glocke从头背到尾。弗里德里希将会实现他父亲未能实现的作学者的梦想。受奥古斯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长子。        

200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于1921年给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职位，担任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1]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大笑]”[2]“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3]“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4]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5]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J.赫伯特·冯·费尔特(J. Herbert von Fürth)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进行一次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不少人是、或者后来成为米塞斯私人研讨会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Max Mintz)，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Erik Vögelin)，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 Schütz)，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Walter Fröhlich)，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Gottfried Haberler)，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Oskar Morgenstein)，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Friedrich Engel-Janosi)，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Otto Benesch)和约哈内兹·韦尔德(Johannes Wilde)，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Emanuel Winternitz)，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Robert Waelder)。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6]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的讨论过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7]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8]这个小组是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10位、11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哪儿的动向”。[9]而由于排斥女性，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就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这个讨论组。

1923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马上就去了美国。这个学位是政治学专业，是大学新设立的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让维塞尔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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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自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响，但这之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会，就受到了较大影响。从1921年10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他去美国，哈耶克仍然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1]米塞斯影响过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精确的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12]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之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观察(self-examination)和内省(introspection)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13]

米塞斯在别的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下面一些领域：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政治。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14]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们。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15]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16]

哲学

文明开化的人类是将被摧毁，还是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是一个命中注定在未来几十年将行动起来的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正是他们的行动背后的观念。[17]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8]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1949)中列举出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因应之道只有一条：持之以恒地寻求真理。”[19]

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当属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20]1978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我见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去搞学术研究。[21]

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在遇到米塞斯后，立刻就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这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过程，甚至到了1920年年代后期，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的看法，仍然要比他后来要更为肯定。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力，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曾经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的时候，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出，他见到米塞斯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受的训练，他逐渐地把我拉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完全拉过去。”[22]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16个月，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还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工业波动期间发展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哈耶克后来回忆说，“正是在描述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我发展出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23]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过，当他“在24岁那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最终会爆发危机。我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贝尔勒却对我说，‘那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自己解释工业波动的一份大纲。”[24]在为重版早年经济学文章而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我利用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讨论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所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25]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个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他们的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又说，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商品”——也即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会畸形发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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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1931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7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10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家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CaféKünstler)，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总得到了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1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出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而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而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米塞斯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Helen Berta Maria von Fritsch)(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是供职于内政部的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Christine Maria Felicitas)，生于1934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Laurence Joseph Heinrich)。一直到30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也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是他美国学到手的，而对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17世纪到18世纪。”[40]

哈耶克父亲于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看到哈耶克献身科学的一生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1929年到到他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或许可以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而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Anschluss，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Hans Mayer)“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是他莫大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颠峰状态，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