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列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1]。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quences of Peace,1919)，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2]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3]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4]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10%之下，其余年份都在其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9.7%。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为迟钝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5]，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哈耶克是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在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6]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stabilizer)，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 at prewar parity)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邱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邱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30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3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低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佣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30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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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记的第一卷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那个权势集团的精英分子之一员。他几乎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他人。”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1928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他的《货币论》所作的评论时之所以对哈耶克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他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1927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F.Y.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1929年，哈耶克又曾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德文写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因为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8]
于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提到，“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9]——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对德文的了解不是这么贫乏，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10]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保存下来的他看过的期刊上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26页的书评文章中，有34处凯恩斯铅笔作的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11]
哈耶克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可能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的时候，是凯恩斯和罗宾斯在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之后仅一个月后[12]。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因为1月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讲后，伦敦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价格与生产》，他的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露脸。
1931年11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作出回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进行了私下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1931年12月10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复，他们你来我往各写了5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很满意，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写来信，哈耶克才写回信。1932年2月11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6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最后]一封信对于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经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的时候，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经过简化的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然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13]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1932年2月1日，凯恩斯写信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Piero Sraffa)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14]。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很厌烦。1932年3月29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时，凯恩斯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个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经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16]；在写于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呆在这儿[剑桥]。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17]；在1935年的一封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18]据罗伯特·斯克德尔斯基的说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发现”[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他的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20]。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有能够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脚注中，“获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埃罗·斯拉发对他的批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发先生的观点……这个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实是，斯拉发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做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发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21]
1931年到1932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间的往来被人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都不像是大论战。”[22]双方都对对方给予猛烈抨击，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23]。哈耶克的追随者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多，而到了30年代后期，几年前曾经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都纷纷投奔了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跟从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1930年代初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30年代后期，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25]。
在1952年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哈耶克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的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受着一种强烈的直觉的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地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26]
哈耶克也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27]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据科斯说，193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哈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28]。
哈耶克在30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他想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widening)还是“深化”(deepening)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中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指出，庞巴威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1]——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Econiomic Planning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米塞斯写道，“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2]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光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的论证的核心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缺的。”[3]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作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不同的]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公分目。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4]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5]。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的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的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解决。
传统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都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的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来估价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及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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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十年后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30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7]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1937)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主要作用。数十年后，一个采访他的人问到他为何会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仅搞起了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方面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8]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9]
他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须每个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1933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教职的致辞《经济学思想的趋势》中部分阐述这一思想的。他在这篇致辞中说，“大部分人仍然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既然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产物，那么，依赖于他们的一切东西就都是他们可以刻意操纵的对象”；“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最后实现了协调，但这并不是刻意计划的产物”；人们也过于乐观地“相信，一个地方，如果无人发号施令，必然会陷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现有的状况，就一定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我们对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10]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个点上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秩序(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恰当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证基本上是确凿的。他认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中间的分配是一个经济问题，既是个人面临的难题，也是[指令计划中的]社会所面临的大难题”[11]。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所缺乏的，正是“价值的标准”[12]。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指令经济中，如何能作出不确定的投资决策？他指出，“具有风险的、甚至纯粹的投机性活动，[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重要性丝毫不下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进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通常所说的‘浪费’，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损失，是否值得去做？”[13]那么，在指令经济中，根据什么标准作出相当不确定的投资决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评社会主义时，都考虑到了激励问题。不过对于两个人来说，社会主义下的激励问题都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尽管在米塞斯看来，这个问题要重要一些。米塞斯写道，“在排斥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动力”[14]。在哈耶克看来，“问题在于，决策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与他们所管理的该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15]
哈耶克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一书中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在企业之间不断地转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是有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从效率较低的企业家手中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企业家手中，是通过前者蒙受亏损而后者获得赢利这种机制实现的。谁有资格拿资源去进行冒险，他能获得多少资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等到他成功地获得并掌握这些资源后才能揭晓。”[16]在市场经济中，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取决于谁能创造最高利润。创造了利润的人掌握着管理更多资源的财力。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面临着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同样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哈耶克形成的无人指挥的社会演进观的本质。能够创造最多利润的人，未必能够对经济进步的道理说出个子丑寅卯，他们是用实际行动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可以支配更多资源。哈耶克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即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不过是件赝品而已”[17]。
哈耶克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一种形态，完全不可能配置商品。如果社会想达到某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而不是不可能——让政府控制生产资料。“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是一项在现代生活的复杂环境下根本无法理性地解决的任务。”[18]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理论。哈耶克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的反驳，与其说是认为社会主义从规范上说是不可取的，不如说是认为，它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