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1944)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
哈耶克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样的观念的演变过程”[1]。年轻的时候，他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奥地利，在那个时候，人们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对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都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这些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了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英国也可能会滑向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的书。哈耶克则认为，一本书是否获得公众的认可，与该书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能证明哈耶克这种想法的一件事是，在《自由宪章》出版前，他曾认为这本书应该获得公众认可。从根本上看，哈耶克相信观念的力量。因而，一本书的读者的范围是与其影响有关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唯一一本对于塑造当时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影响的著作，这种影响或许不是立刻就能看出来，而是相当深远的，并且也非常宽广。这本书是站旷野上的大声疾呼：传统社会主义如果实现，就不仅会导致经济上的奴役，也会导致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奴役。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常识而已。但在他提出这种观念的时候，却根本无人知晓。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结论，也来自于其内在的价值。可以认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的深化。它不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点。在1941年的一篇评论，即他在社会主义计算论战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关乎经济效率，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这样重大的问题。”[2]
《通往奴役之路》不仅仅是写给一般经济学家的，而是写给更广泛的读者的，写给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看的。他下笔的时候，不知道它会扩散到多大范围，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很现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再仅仅是经济学家，尽管他曾经有过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总是与人们合理地期待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是让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们能读懂，并且影响他们，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哈耶克就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复德国命运的危险”[3]。在当时那一代人的大多数看来，甚至在后来的一代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怎么能认为40代年初的英国有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的危险呢？而他的看法是，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在30年代后期及其后，这种措施获得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
《通往奴役之路》中，凯恩斯只被提到了两次——一次是在注释中，一次则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凯恩斯本人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击的目标不是凯恩斯。他在该书1976年版的前言中专门作了澄清，“这几十年间，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东西可能被人误解。当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毫不含糊地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使之得以实现、并成为必不可少的中央经济计划。”[4]这本书所驳斥的也不是威廉·贝弗里奇或他于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报告》。《通往奴役之路》即没有提贝弗里奇，也没有提贝弗里奇报告。
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它来得恰到好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它都拨动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传统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的发展方向？
英国自由主义领导人威廉·哈尔科特(William Harcourt)爵士曾在1884年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则写道，“如果说今天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时髦了，这可能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已然太明显了。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不会有谁竟然质疑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其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考虑，而努力地引导其发展的方向。”[5]人们、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这样。
这本书写于1940年到1943年间，“主要写于1941年和1942年”[6]。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servitude)之路，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servitude换成了现在的serfdom，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7]。导言和前两三章，也特别讲究文字风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反复进行修改”。“整本书花了他好几年时间”。他觉得，开头那几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8]。
哈耶克几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1940)，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的这本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这种那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地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适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将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9]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C.H.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所向往的是这样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10]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沦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今天看来也有点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他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地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作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了，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将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即能实现经济效率、又能维护相对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哈耶克坚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尽管他要比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右得多；尽管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这么自称。
然而，哈耶克的成就在于正确地抓住了要害，而当时的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却搞错了：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最后总是极权主义的。
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哈耶克写作时的英国的背景——思想和历史背景。跟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长足发展，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于是，有人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这种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样，从思想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似乎蛮不错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学者也一直强调物质的欢愉、痛苦和幸福，从而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手段来实现物质上的幸福。
然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尽管是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但却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与欧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直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全球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根本是不可能想象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实施这种控制的技术。工业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没有电报和公路的社会，是很难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的。工业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尽管也是暴君或独裁者，但他们一般都让臣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把这些事交给地方、教会、行会，他们本人则基本上仅限于向臣民征税。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赫尔曼·芬纳为了反击《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通往反动之路》，最集中地体现了那种流行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让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经面临着最为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11]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12]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传统社会主义肯定会、也必须得束缚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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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13]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作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战争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发出的最关键的信息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相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它把对社会主义失灵的讨论，从经济上的无效率，扩展到会取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他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运动，尽管在1848年的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能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一般既不民主，也不信奉基督教。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几乎、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摩尔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被称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命，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却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1771年，卒于1858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密尔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最后，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了。
19世纪60、70年代，托马斯·希尔·格林是牛津大学导师，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19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20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而，有那么多20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华莱士、托尼、达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内尔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其经济秩序，而是改变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年代和3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选研究的发展方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也吸引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进行控制。19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一种休克状态。
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的结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社会主义会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其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对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进行直接控制。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16]。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地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度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17]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对民主的看法是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的权利，多数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而多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一百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邱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能够控制它自身。”[18]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可取，问题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地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19]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而建成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后来扩充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去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导着独裁者的理想的一种工具。”[20]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道，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21]。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2]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会被满足，哪个不能满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决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以与其他方面相分离的的一个方面，而是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2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的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被看成关系到自由的问题，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论辩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经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而，从自由的角度反驳传统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为切合时弊。
如果传统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形形色色的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今天人们都知道，这种信念实在是大错特错，前苏联和十几个前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这种常识是正确的，那就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简直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它的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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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一章说，写这本的目的并不是“勾勒出一个可欲的未来社会秩序的细节”[24]。尽管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出哈耶克所向往的秩序的大概。首先，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他曾评论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赞扬过“把每个人当人那样尊重”[25]的观念。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本质都在于对人的重视，对每个人倾注了最大的关注。两者也决不认为，个人只能在集体性整体中发现其最大的善，这个整体总要比构成它的个人的分量更重。杰里米·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一书中的说法，依然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好论述：“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之个人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而已。”[26]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认为，当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时，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并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和个人的效率。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及把价格、利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融为一体的竞争性市场。哈耶克注意到，“社会从严格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体系逐渐地演变为人们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制度，这一过程与商业的发育有密切的关系”[27]。历史记载也表明，对个人权利的相对尊重和民主制度，都是最早在那些竞争性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形成并成长壮大的。哈耶克尽管并不相信民主制度永远不会出错，但他也认为，民主制度最容易在市场社会中正常运转。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都突出了个人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人被认为有自己的价值、且值得尊重的地方，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才能找到其活动的空间。如果社会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则民主制服和经济自由就面临危险了。
哈耶克注意到，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所有人都是上帝平等的孩子的概念，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点，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基督爱每个人的观点，一直到罗马人提出的法律之下的平等的思想——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并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正是它突出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从古代的起源一直到文艺复兴，又从文艺复兴到近代，哈耶克追溯了西方尊重个人的观念的演变过程。“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新的生活观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向西、向北传播，在那些没有专制的政治权力窒息的地方扎下了根”[28]。个人主义在英国和荷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自由地生长发育，并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29]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这样的地方，广泛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与法治》一章的开头，哈耶克指出：“将一个自由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清楚地区别开来的特征莫过于，前者遵循我们称之为法治的那一伟大原则。撇开种种技术性细节不谈，法治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之约束——这种规则能使人们比较确切地预见，在具体的情况下政府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力，也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30]。这就是哈耶克所向往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一个守法的社会。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他心目中的最优社会秩序并不是基于下面的观念：即使没有政府和法律，社会也可以维持。事实上，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过，“对自由主义事业损害最严重的，可能莫过于顽固地坚持某种的僵硬的经验法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原则。”[31]。他认为，政府并不是生来即为恶，问题在于需要引导它，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像某些鼓吹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错误地坚持的那样不要国家。从哈耶克身上，我们可以再最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一点。自由最大化的社会并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国家到底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自由放任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也是对自由政体之基础性原则的误导性描述。”“每个国家当然必须采取行动，而国家的每一行动都会涉及到这样那样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如果国家真的无所作为，则根本不可能合理地捍卫任何制度。”[32]有些形态的组织机构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事实上，它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更进一步，他并不反对制订新的政府、社会规则和规范，以建立或巩固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权，而正是这一点，人们一直有所误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就清楚地阐释过这一思想：
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如何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体系，给予个人发挥其主动性以尽可能广阔的空间，并能最有利于个人的努力实现有效的协调。创造法律框架的这项任务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无法完成的。他们从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证明了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的正当性，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的财产、契约法律。然而，下面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像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3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同样提出，“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充分地让竞争力量充当协调人们的活动的手段，而并没有主张听之任之。其依据在于，自由主义者坚信，如果能够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引导个人的最好的办法。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甚至要强调，为使竞争能正常地运转，也需要对法律框架进行仔细的深思熟虑，不管是现存的法律规则还是过去的法律规则，都难免有严重的缺陷。”[34]
哈耶克强调说，“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教条。组织我们的事务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这条原则在具体应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深思熟虑地创造某种可以使竞争发挥有益作用的体系，与被动地接受现有的制度，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5]
哈耶克的看法是，政府不能被动地接受社会中存在的随便什么规则。在他看来，政府应当改造社会的规则，以使之能创造出更广泛的竞争和自由。1945年，芝加哥大学组织他与两位与他唱反调的专题讨论组成员，就《通往奴役之路》进行了一场全国广播讨论，在这里，哈耶克最精当地阐述了他这方面的看法：
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的方法——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政府指令。我反对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让竞争发挥作用……你在这次讨论中使用的“制订计划”一词，太含糊了，近乎毫无意义。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制订计划，并以为有人在反对一切政府活动。确实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制订计划，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要政府。他们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职能上……这里的讨论跟别的场合一样，一直非常混乱。我想指出的是，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有两种基本的、非此既彼的方法，一种是依靠竞争的方法，而它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从事大量活动以使其正常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要弥补其缺陷……我要强调的是，在你能够创造出竞争的环境的地方，你就应当依靠竞争。我一直都在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当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没有说过，竞争制度可以在法律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并被明智地制订出来的情况下照样正常运转。[36]
哈耶克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们应当享受尽可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跟他进行讨论的是两位分别是查尔斯·梅里亚姆，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梅纳德·克鲁格，曾是美国社会党副总统竞选人。梅里亚姆的传记作者是这样形容这场讨论的：“听众们一定被讨论者之间这么快就形成了敌意弄糊涂了……他们不了解的是，在那天晚上录制节目之前进行的6个小时的准备性讨论，就比平常的讨论火爆得多，节目一开始，梅里亚姆和哈耶克都没怎么遵守讲话时间规定。”[37]
在辩论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后，哈耶克作出了回应：“对你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谈论那个古老的争论话题——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还是应当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本书中作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种新的区分来替代这种古老而愚蠢的区分。我已经认识到，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而，我的整个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为此，我曾经说过，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予以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38]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竞争最大化的秩序，必须具备价格、利润、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契约、法治等等。
哈耶克充满激情地说，创造社会的中庸而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个人“有机会和平而自由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他的目标不是比构成它的个人更高级的集体性整体，而是“至高无上的自由理想和个人的幸福”。[39]
在197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哈耶克说，在写完这本书后，虽然他“费了很大劲要回到经济学领域”，但他却“身不由己”。他觉得，比起以前研究的专业经济学理论来，他“不期而然地触及的这个问题更具有挑战性，也更为重要。”而且，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的很多话也需要“澄清和详尽阐述”[40]。他踏上了新的征程。
1944年3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获得了积极评价。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纳粹德国被打败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能否被打败的问题了。哈耶克后来描述过这本书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形，他说，“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成功，他的感觉只有一个：心满意足”。尽管英国人的反应跟美国人的反应“大相径庭”，但“发行量去却不比美国少……总的来说，这本书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关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读者们也确实认真地思考着我提出的观点。”[1]哈耶克这本书让他在英国出了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书评。首版2000本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研究英国思想史的专家理查德·科奇特说，出版这本书的儒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决定立刻加印1000本，在“随后的两年中，公众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读者的需求。”[2]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儒特里奇不能一下子印那么多本。到了当年夏天，哈耶克曾经抱怨说这本书成了“奇货可居”[3]。
有一个小问题，他到底希望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1943年5月30日，他写信给儒特里奇说，他已经写完了一本“半通俗的”[4]作品；1943年8月9日的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说，“我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让这本书早一点面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迹象显示，社会风气正在发生变化，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5]不过，这可能更多地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词而已。在1945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不错了。[6]
1943年11月，他给儒特里奇发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12条要点”，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提要的观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7]这些提要写的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种理论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努力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因此而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8]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女士的反应最典型地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哈耶克回忆说，伍顿女士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经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9]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10]在英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向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在读到之后。第一封信写于1944年4月4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11]
1944年6月28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您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实在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划在哪里的问题。你同意，必须得划出一条线来，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划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根据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划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你却划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12]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威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看法，他说，“哈耶克教授作出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下面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起码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不是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暴虐的少数做梦都想不到的权力。”[13]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阅读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的书籍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所触动，更不会有谁读完这本书后，竟然对这位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和同情。”[14]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无可怀疑的。”[15]
哈耶克曾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截然不同……”[16]。《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历史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印象是很有趣的。在1956年版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能够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最后一次在美国生活，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当时我是个研究生，而这20多年间，我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怎么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士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仅是由于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17]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支持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威廉·米勒的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T.·考奇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在米勒自己于1949年出版的《书籍工业》一书中，米勒谈到了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不仅面向学术界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引起轰动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它，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18]
几年后，考奇写了一篇论述《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说，米勒正在调查在《书籍工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回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我的暗示。当时，凑巧我自己有机会向那家大出版社说，我正在读哪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卖的不错。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他们却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会这样，结果果然应验了。”[19]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是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从1945年到1960年甚至70年代的舆论氛围。我自己就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果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196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那已经是17年以后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之外，美国的报刊没有一家对它作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它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而一本跟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20]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工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赢利多少，没有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他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赔钱。”[21]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泼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22]
* * *
1944年4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美国其他几家出版社的谈判是在几个月前进行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在英国出版，因而，它在美国是否会受到欢迎，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而且，跟英国一样，美国战时实行的纸张定量供应也限制了出版社作出出版决策。
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委托审稿的人士这样说的：
1)……精湛的论述……整个探讨都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水准……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视野有一些局限性，有点一边倒。我怀疑它在我国是否会有广阔的市场，或者是否能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
2)迄今为止，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会在我国掀起一场具有更高学术水平的大论战……这本书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而缺乏建设性。它的论证思路是非此即彼。没有妥协的余地。作者写作时充满激情，本书具有伟大的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别人持有某种危险的观念，而这些人却没有察觉。他怀着充满爱意着焦灼心情，对他的同胞们发出了警告。[23]
研究自由史的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简单描述过《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出版过程，他说，“哈耶克授权当时在华盛顿任职的弗里茨·马赫卢普去找一家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份儒特里奇出的校样给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阿伦·迪莱克特教授[是弗里德曼的妻兄]，他在1943年结识了哈耶克，当时两人都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迪莱克特把校样转给弗兰克·奈特……显然，奈特又把它给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考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他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出的是战时的小开本，4-7/8英寸乘以6-3/4英寸。”[24]
1944年9月18日，美国版出版了，时为英国版出版后半年。跟在英国一样，首版开印也是2000册，而英国的幅员要比美国小得多，也没有美国人富裕。1945年《哈泼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这“清楚地说明了，出版社最初预期它是一本面向学者的严肃的学术性著作”。[25]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学术性著作，是针对英国读者写的，讨论的是英国的问题，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的奥地利学者之手。
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约翰·斯库恩回忆说，出版社准备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向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采取“特定的办法让它看起来适用于美国，而不能只是一本读者范围局限于英国的书”[26]。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请约翰·钱伯林写了一篇序言，他是美国著名学者，经常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写书评。在美国版的第一版上，钱伯林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经跟1940年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联系过，希望他为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序言，但遭到他的拒绝。[27]
钱伯林在序言中赞扬了这本书。他说，“在迟疑不决的时代，哈耶克的这本书是一个警告，是一声呐喊。它是说给英国人的，也对美国人有意义：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静的、严肃的，具有逻辑的力量。它不想讨读者的欢心，但它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只能是那种释放个人的自由的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社会’和‘整体的利益’成了判断国家活动的唯一的试金石，个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了。”钱伯林最后说，“我们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唯一的期望，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28]。
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1944年9月24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主题。亨利·哈兹利特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在《新闻周刊》开有专栏，他不惜笔墨赞美《通往奴役之路》。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写的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本书”，书评的整个内容都是这种赞美之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为他那一代人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则以强有力的、严密论证，为我们这个时代重申了这个主题。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过去50年中，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危险的方向，开始还比较缓慢，现在却越来越加速了。它对所有出于好心的计划人员和社会主义者是一声当头棒喝。如果不通读这本书，你就不能真正体验到它的全部力量和说服力。即使把哈耶克放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间，我们也必须说，他的英语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风格是庄严的、克制的、令人信服的。”跟钱伯林一样，哈兹利特也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大不列颠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就是洛克、密尔顿的传统、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传统，麦考莱、密尔和莫利的传统、阿克顿和戴雪的传统，这一传统当代最杰出的捍卫者，不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是一位奥地利流亡人士。”[29]
哈兹利特的书评发表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意识到，它这回可要发财了。它立刻下令加印5000本，几天后，又第三次加印5000本，没过几天，增加到1万本。出版社编辑斯库恩回忆说，10月份的第一周，“很多书店都断货了，我们都忙得一塌糊涂，印刷、包装、发运、配送，把大量书送到美国和加拿大读者手中。”[30]
* * *
在英国和美国，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这本书和哈耶克的名声是很重要的。在这两个国家，第一阶段的反应出现在本书刚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书评，《通往奴役之路》被当做一本大众关注的学术著作。哈耶克出名了。到了第二阶段，这本书和哈耶克则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因为1945年4月，《读者文摘》在美国发表了一个缩写本，并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著作的一本书”，而一个月后，邱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又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一种象征。
哈耶克本人经历了并且帮助推动了第二阶段的成功，1945年春天，他赴美国作了一次巡回演讲。最初是计划到五所重要的大学去作一系列演讲，而在乘轮船横渡大西洋时，《读者文摘》版面世了，形势完全改变了。当时《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接近1000万份，在电视出现之前的时代，它可是美国文化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媒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改变了哈耶克的行程安排，不让他进行学术巡回演讲了，而与一家商业代理机构合作，为他安排了一次通俗的巡回演讲。
自1924年游学美国之后，哈耶克第一次游遍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在他进行巡回演讲的同时，他也不停地撰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广播谈话。关于他的第一次演讲活动，他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到达纽约后，他才知道，计划已经取消了，他将
到全国进行一次面向公众的巡回演讲。我说，“上帝，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干不了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给公众讲过话。”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你已经迟到了。我们已经安排明天，星期天上午，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一次会议。”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我住的旅馆来接我，我问，“今天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听众？”“大厅能装进3000人，肯定会装得满满的。”天哪，我还没想清楚我要讲什么呢，“你们订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国际事务中的法治》。”上帝，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坐上主席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陌生设备——当时用的还是口述记录机——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问主席，我只讲45分钟行不行，那位主席说，“不行，你必须讲满一个小时，因为广播要进行转播。”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站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下面要说什么。但还是用坚定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尽管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而事实证明，美国公众是非常大度、也非常随和的听众。我就那样熬过了那一个小时。在美国的那五个星期，我天天都在搞这种惊险表演。[31]
这之后，通过每月好书俱乐部，又卖出了60万本《读者文摘》版。
当时的时机无疑也有利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尽管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但当年的4月、5月，美国人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身亡，8天后德国投降，当然，对日战争仍在非常激烈。还没有投放原子弹，美、苏关系也没有破裂。邱吉尔仍然是英国首相。在英国、在美国，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下一步会走向哪儿？”
1945年5月，劳伦斯·弗兰克在《周末文学评论》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论述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他说，“去年秋天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当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书，近几周来骤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被美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捧为先知。他成了1929年前盛行、但此后不再有那么多人信奉的那种经济学信念的代言人。形形色色的组织，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在大力推介哈耶克博士的书。上月，《读者文摘》出版了一个内容更为尖锐的缩写本，而每月好书俱乐部现在正要出重印本。《财富》杂志已经盛赞了哈耶克博士。与此同时，哈耶克博士又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巡回演讲。几乎没有过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虚构作品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走红。”[32]
1945年4、5月间，《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当时，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畅销书排行榜，相反是由几家大销售商逐个城市报告销量。5月20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的销量排在第二，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排在第三。6月24日那周，它在芝加哥和圣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而进入本市前五名的城市则有华盛顿和巴尔地摩。
《新共和》杂志1945年4月号上的社论撰写人的看法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那些利用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来论证20世纪40年代的企业活动的人士中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他[哈耶克]很快就成了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他受到商会、广告公司和大企业的吹捧。”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评过的学者斯图亚特·柴斯在1945年5月号的《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文章，题为《回归老祖父：哈耶克博士指引我们回到战前时代》。
在美国，该书遭到的最激烈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在前言中说，他想证明，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35]
政治学家威廉·艾本斯坦则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另一种反应，他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观念》一书中写道：“最著名的反计划论著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们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卓越，《读者文摘》发表了缩写本，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地发售这本著作……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残酷压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完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教授他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他就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公路上”。[36]
* * *
就在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英国举行了大选，邱吉尔被工党的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邱吉尔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对工党发起了攻击，他说，“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可以到哪儿，他们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地呼吸的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据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邱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了很多启发”[38]。
邱吉尔的讲话、尤其是他提到盖世太保，结果却事与愿违，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最可怕的新闻，即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新闻。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邱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39]。
“盖世太保”讲话无疑伤害了邱吉尔，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替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作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讲话让邱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邱吉尔非常不利，整个那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害处。”[40]当然，将邱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尽管英国人在战时支持邱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但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路。
艾德礼讲话后次日，《曼彻斯特卫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是《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艾德礼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肯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42]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还发表了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出来的段落。两周后《星期日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43]。
这个时候刚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邱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得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44]
邱吉尔和保守派的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邱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局势现在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糊涂了。他告诉我们大家，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社会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社会党执委会来决定。”[45]拉斯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说，“邱吉尔决定把社会主义计划等同于盖世太保，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象这次大选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两位教授的学说在一争高下。”[46]1945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是反方。
在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答应提供一吨半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一本删节本。不过，直到投票之前，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哈耶克最初对他的观点在选战中发挥作用很满意。考奇特说，他“在邱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为得意”。[47]这时，《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初版已经一年了。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了婚，这件事让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战时致卡尔·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罗宾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视他的意见”[1]。但这种愉快的状态没有持续下去。1949年，哈耶克离开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赫拉，1950年在阿肯色州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他娶了第二任妻子海伦娜。
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20]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个人才开始寻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他们两人才重新建立起友情。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50、60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他在30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消退了。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从1961年到1963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50、60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担任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唯一一家继续宣传他和他的著作的机构。
在伦敦经济学院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其他人那样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给他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哈耶克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与弗里茨·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1935年9月或10月份，当时，我在他在本学院的研究室门口认识了他。他只比我大3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籍籍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头一次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一年前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回来，他就会读完。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非常认真……在这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研讨课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3]
在1943年12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道，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4]几天后他又写道，“没有谁会比我更感激哈耶克”[5]。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两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6]
波普能在战后保住高级讲师的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1967)[7]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1963)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不大情愿称为哲学——我觉得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领域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关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思想传统的科学专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太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摆脱它确实费了很长时间。我是在离开维也纳、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贝尔勒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经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家、经济理论家泰伦斯·哈奇逊(Terence W. Hutchison)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发展历程。哈奇逊把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1936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第二期哈耶克”则始于1937年，融会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给定的。经验发现可以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乃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逊引用过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乃是我们共同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9]
哈奇逊说到，在1935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所写的导论中，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即，“1)‘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驳斥不倒的；2)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10]。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逊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11]。哈耶克1937年写的《经济学与知识》就是打算解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然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起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自己进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忆他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的那篇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叙述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说什么。但对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兴趣转向这个方向发挥了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12]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逐渐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热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占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大战刚结束那几年，占有整个世界的领土的将近一半。
战后，哈耶克到Gilbraltar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一战后占领)将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从前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1947到1948年间，她
有幸听了哈耶克的一门课，讲授“经济学史导论”。在讲课的时候，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很吸引人。他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分20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他的书目的作者有亚力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爱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Charles Gide)和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sit)。他也向我们推荐埃利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用了8堂多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哈耶克总是强调早期的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赖丝·哈钦森也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的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于哈耶克的亨利·托奇回忆说，40年代后期，他听了哈耶克开设的《储蓄与投资》课，当时学院的“气氛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学生都接受了工党政府的资助，而休伊·达尔顿后来成了内阁部长。我记得哈耶克教授在他那门课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些话，‘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试时就这么回答，但你们一定要给出自己完整的论证，因为我的看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你的论证不有力，就要丢分。’学生们大声叫好，这种事可不多见。”托奇也回忆说，1949年，哈耶克出席了罗宾斯的研究生研讨课，他的评论性发言“简短，直中要害，非常精彩”[15]。显然，哈耶克与罗宾斯的关系正在恶化。这时候的研讨课已经不复有30年代的盛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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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两人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请哈耶克帮忙，想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则要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战时通信中，他们从来没有彼此直呼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写完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6月份，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1944年5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样的。”[17]
据曾担任过8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席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18]。席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的……波普私下有点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他的《开放社会》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地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19]哈耶克提出为《开放社会》写一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他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20]。
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对波普的思想发展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考恩强调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还在学校的时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则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哈耶克是天主教徒，而波普则是犹太裔。
在两次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30年代，唯一的问题是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30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争相离开维也纳。
波普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观念的，尽管波普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写道，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的[波普]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最后两章发挥了较大影响。不过哈考恩也证实，尽管“哈耶克曾试图打消[波普的]社会主义信念”，波普仍然在政治上比哈耶克左得多。[21]
1944年，波普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位在世的思想家都要多，也许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lfred Tarlski)是个例外”[22]。40年后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说，对他来说，哈耶克已经成为“某种父辈人物”[23]，尽管他只比哈耶克小3岁。尽管如此，哈靠恩指出，波普“从来不认为哈耶克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热情地感谢和赞颂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他人是他的权威”[24]。哈耶克从来没有与波普发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种亲密的思想关系。
杰里米·席尔默也提到了波普与哈耶克的思想关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他在《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1996)中评论说，“波普在新西兰的时候，确实读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在他的著作中也对哈耶克表示过谢意，后来他在写作《开放社会》一书的时候，也确实受到了哈耶克思想观点的影响，但他们两人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此，波普在写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发现哈耶克也得出了跟他多少有点相近的结论，觉得特别惊讶……哈耶克的思想后来对波普的社会哲学产生过一些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强调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对个人的自由裁量。但在我看来，在新西兰的时候，及在这之后，波普并没有太多地关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而这一点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的关键。”[25]
政治思想史家迈克尔·莱斯诺夫也证实了这种一说法。他在论述到哈耶克和波普时说，“两人互相赞美对方的思想。然而，尽管他们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彼此也互有影响，但这种相通之处却没有双方说的那样多。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无疑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处。”[26]
50年代和60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哈耶克以前在经济学圈子中的朋友，最著名的如罗宾斯，都跟他彻底闹翻了。这不可能让他心情愉快。
1966年哈耶克在为自己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读过他以前的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在讨论他所说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错误地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归功于波普，是波普让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干了些什么，也没有强求别的学科的人去模仿他们。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27]波普在这里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的实际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是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写给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里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说到了《开放社会》：“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的自由主义者的话——的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1945年，在一次讨论《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实现他们所想望的目标的方法搞错了。”[29]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的英国费边社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30]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尽管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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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世界观中高扬人的精神——个人循着自由与真理追求一种适合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能力。用他的话说，这是乌托邦的，当然，他用这个词并不是指人们试图或期望得到本来就不可能的东西。它所欲获得的是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且，这种认识与基督教的认识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纯洁，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证明行为者之正当性；只有基于正当的理由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当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是合乎基督教义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通过自愿地从事正当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并不是这样对自由作出论证的，但他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种种试图为了改善人们的境遇而剥夺人们的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并不只是要最好的结果，还要人道的道路。
而且，哈耶克对作为人的自由之基础的人性是非常乐观的。哈耶克的哲学不多不少，只是要求人们遵循真理，不管它把人们引往何处。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个恰当的环境中，他们就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合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体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会获得充分发展，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个人的进步。
哈耶克对个人精神力量的的看法高扬人的个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为是由外力决定的。他既拒绝哲学上的决定论，也反对科学中的决定论。从高度形而上学的角度、因而也应当是从实践、从政治的角度说，在相当程度上，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个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决定着自己的个性。剥夺他们的自由，就等于抢走了他们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快收尾的时候，哈耶克谈到了“道德和个人行为的正当范围……这个领域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混乱了，有必要回归根本。我们这一代人不光险些忘了，道德是个人行为中的必然现象，我们更忘记了，只有能够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心甘情愿地为了遵循道德规则而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才能生存下去。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从各个方面都被塑造得只会做好事，他们是不配得到赞扬的。”[31]他在《自由宪章》中又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作出选择的时候，才配得到赞扬或谴责。”[32]
哈耶克强调指出，个人对于观念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此，哈耶克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可取的，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谈论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比起传统社会主义者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一种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之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顿的话说，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