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一个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幸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位“中国影后”和“问题富豪”的众多名人朋友，通过这几位朋友的叙述，我们轻松地揭开了刘晓庆生活的一角。这是观察晓庆最近的视角，可能不全面，但非常真实。 没想到为写这本书竟搅动起如此多名人，有她影视圈的，也有生意圈的，当然有更多生活圈的朋友，有新朋也有故交。对朋友的采访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到后来越感到收不了尾。总有各方面的信息让我们去接触刘晓庆各个时期的朋友。如果不是强迫自己停下来，告诉自己必须刹车，这部书也许会再写上一年或更长时间，也可能就此写成一本名人大全了。 没想到晓庆竟有如此多朋友，由于对被采访的人采取漫谈的形式，所以每一次采访都充满不确定性，每个朋友看到她的层面都有所不同，而所有这些采访到的跟她有过或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的人几乎都在说她的敬业、聪明和对朋友的关怀体贴。以前那个从媒体上认识的刘晓庆好像与现实中的她越来越对不上号。本来是想从朋友口中得知这422天的阶下囚生活对她有着怎样的改变，可采访到后期，即使是这个定位也被否定了，直到从她的圈中密友徐松子口里说出了“晓庆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才悟及此书已无法确定一个统一的话题。也许正是从这方方面面的不同角度，读者才能判断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刘晓庆。这422天不仅在刘晓庆的心里刻下了重重的痕迹，在她朋友的记忆中也成为一段不愿常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在此后的相处中，他们发现晓庆更成熟、更有人情味儿了。 刘晓庆的这些朋友里有功成名就的，有成功但没成名的，有既没成功又没成名的，也有成功过又失败了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非常爱晓庆。遗憾的是，有一个晓庆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没有在本书朋友的名单中出现，我们权且把他当成本书第二部分开篇时的一个悬念，几乎每个朋友都谈到了他——这个隐藏在晓庆背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她、呵护着她的人。 也许，用晓庆的一句话来概括这422天对她的影响更为准确：“我经历的这段日子，像铁制版画，虽然色彩比较单调，但是很深刻。”刘晓庆还是那个刘晓庆，只是这422天的痕迹永远地留在了她的心里，刻在了她的骨头上。这幅版画将是她此生最昂贵的收藏，也将是她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钱列阳：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做过10年警察后又做了10年律师。曾是江西省南昌市“德国牙医案”、“厦门远华”案等重大名、要案的辩护律师。2003年他的名字与许多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如“非典”第一案、刘晓庆税案、赵安受贿案等……中央电视台评出的2003年度“十大案件”，他一人就代理了其中的两件。 自2003年1月10日起，钱列阳接手“刘晓庆税案”。作为“四人律师团”成员之一，负责为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晓庆辩护，而其他3位律师许兰亭、张青松、李肖霖则分别是晓庆公司的辩护人、公司总经理靖军的辩护人和冉一红（刘晓红）的辩护人。 现在，刘晓庆已从“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偷税案”中分离出来，另案处理。于是，4个人变成了这样的组合：许兰亭和李肖霖是公司偷税案的辩护人，钱列阳和张青松作为靖军个人的辩护人。 采访中意外发现，这位名律师除了有理性、冷静等律师的特质以外，言谈话语中竟十分有文采，不仅出口成章，而且妙语连珠，文中所现可能也仅为十之一二。采访一开始他便声明：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能算是刘晓庆的朋友，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彼此算不上很了解，即使现在见面也只是谈案子，从未跟刘晓庆本人做过人性方面的探讨。以下便是这位理性的律师对刘晓庆的感性认识。 跟刘晓庆的接触是从她的案子开始的，当她的家人找到我时，我并没有马上答应。当时京城的律师界对“刘晓庆税案”表现出了出奇的低调，而我的父母对我是否接此案也有两派意见。在经过一周的思考后我最后决定受理此案，也同时考虑好了该如何操作，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轻若重，不能有任何程序上的失误。因为这个“名人要案”实在太敏感了。 对刘晓庆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前是从银幕上认识；真正见面时，她已是“阶下囚”；直到现在，她出来后在生活常态下见到她。跟刘晓庆接触的这段时期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低潮的阶段，由于职业关系，我得以在作为她的辩护律师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她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她的坚强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包括很多男人也是做不到的 公元2003年2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和许律师第一次见到了著名的当事人—在押犯罪嫌疑人刘晓庆。见面之前我准备了很多鼓励她的话。当时见她的时候是案件最不明朗或者说是最艰难的时期，可刘晓庆和我们见面不久就说出了让我颇感意外和震撼的一席话，她说：“即使我被判有罪，让我去服刑，去劳动，如果是去摘棉花，我也会是摘得最多的那一个。”她当时的处境就像是一个人掉在井里，周围全是墙，只能看见头顶上的那一小块天，人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沮丧和绝望，她说出这番话后我便清楚了她不需要我的鼓励。 记得第一次见面前，姜文曾托我转告晓庆:“繁忙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损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很好地反思一下。也许以后的晓庆才是真正的刘晓庆，人性会更加完整。”这番话让我也猛然一惊，一个人做事要厚积薄发，但人们经常做反了，往往厚发而薄积。于是马上思自己是否在繁忙中忽略了“厚积”呢？晓庆是个极聪明的人，我想她已经把这番话转化成了行动，学会了利用这段特殊的日子为今后的奋起而静心积淀。 由此，我便对姜文很是认可，认为他是个对生活、对工作都很有感悟的人，是个有思想深度的人。历史事件和特定的人文环境会造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升华，通过这件事使我理解他与刘晓庆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友谊已经得到了升华。升华的这种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英语里有句成语：“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即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姜文属于这样的人。 作为律师，最需要的是当事人要坚信她（他）还有希望，能够积极配合律师的工作。在押时间越长，保持这种希望的信念就越艰难。难能可贵的是刘晓庆始终认为即使被判有罪，她也就是去当“摘棉花最多的那一个”。“自助者天助之”，因此2003年8月16日，刘晓庆得以被“取保候审”，从司法传送带上得以下来是“天助之”。因为这样一个全国瞩目甚至是全球华人都瞩目的案子，任何一方的具体承办人都不可能在此案中完全做主，她坚强的精神会支撑着她等到法律的公正决定。 刘晓庆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她确实非常聪明，接受新东西和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强。她现在的语言措辞非常严谨，整个税务案件的办理过程也是她法律知识的强化学习过程，她已经非常清楚“犯罪嫌疑人是被怀疑有罪但不一定是确实有罪的人”这个概念，所以她一直坚持律师为她做无罪辩护，这也是在她掌握了相当的法律知识后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所做出的判断，坚强的信念是她保持良好状态的前提。我猜想，刘晓庆现在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她文艺界的同仁。从凤凰卫视吴小莉对她的采访中，就可以看出她的严谨，刘晓庆现在的语言习惯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她以前的滔滔不绝。这种变化会是她一生的财富，由这一案件得到的提升将是她后半生的重要积蓄，而她可能已经将这笔“财富”紧紧地抓在了手里。
对她的另一个印象是除了性格坚强、脑子聪明以外，她确实是个有点想法的人，不是花瓶式的明星，也不是鲁莽之人。以前在媒体上认识的她好像自视很高，有女强人的霸气，而接触到的她不仅仅是反应机敏，而且还是有些思想和厚度的人，能够听得进别人的话。她会通过这次税案在今后的生活中少走很多弯路。很多人“聪明但不智慧，机敏但不睿智。”刘晓庆具备的不是简单的聪明和机敏，她是个有悟性的人。 第二次见到刘晓庆是在2003年4月22日，正值“非典”时期，当时全北京城的“非典”局面非常紧张，北京已宣布是疫区。北京市公安局特别强调，要严格控制“非典”传入看守所和监狱，所以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都被要求戴上了口罩。这时案件的形势已略见好转，我就跟她开玩笑说：“现在你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全市人民都已经不敢出门上街了，跟你的自由程度也差不多，你也不用急着出去。” 因为每次会见都要严格遵守律师会见的审批程序，所以第三次见面已经是7月初了，案件也随着季节的变化由冬走到了夏。见面时我告诉她：我们在依法为她做取保候审的申请。这次见面的气氛就轻松了很多，我们都感受到屋外明媚的阳光。 我接过很多案子，其中也不乏名人、要案，这次“刘晓庆税案”是国内名人案首次以“四人律师团”的辩护形式出现，是一种辩护方式的突破和尝试。4个习惯于单兵作战的律师要形成一个面孔，而不是并排4张面孔，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这非常不易。但这样的优势是由以前一个律师转变为由律师团共同面对司法机关、被告、家属和新闻媒体，也分散了新闻媒体对律师的围追堵截。否则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已经被媒体追的精神崩溃了，由此我也体会到，“名人”对媒体的吸引力和媒体对“名人”的轰炸力，非常可怕。很庆幸我自己不是名人。 作为4人中分工为刘晓庆辩护的律师，我很早就开始杜撰为她辩护的方式了：是柔中带刚，还是慷慨激昂？如何在法庭上跟刘晓庆同步，凑成一张脸共同面对法庭、面对公诉人？但这一幕法庭上的配合和辩论永远也不可能出现了。我设计的在法庭上的辩护观点就是“刘晓庆在整个公司涉嫌偷税案中有过失，但不构成犯罪。”“作为一名在表演艺术界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刘晓庆出任晓庆文化艺术公司的董事长是自然的，但她不具备担任一个企业领导人需要的财务及管理知识。用这方面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她是不太称职的。人没有全才、全能，刘晓庆自然也不例外。在本案中，她这种忙于拍片而疏于公司管理的行为对后来发生的税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那是一般责任，是行政、民事责任，不是严格责任、刑事责任，所以不该被刑事追究。” 法律上“白”和“黑”之间的界定，传统的法律观念是“非白即黑”，只要有过失，罚你、判你都不冤。现代法制观念的进步体现在 “不能充分证明‘黑’就不能定有罪”，黑白之间的灰色部分是有过错但不构成犯罪，就不该被追究为犯罪。对刘晓庆的行为能从有罪和有错的界限上加以认真、严格区分，体现了司法机关正在不断提升的执法水平。刘晓庆对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漏税款项有偿还责任，并要接受行政处罚，也足以证明我国的司法公正和进步。 我眼中的刘晓庆原本就是个想昨天少，想明天多的人，因此她始终保持着年轻、向上的心态。如果当初她不是用这样一种良好的心态度过这400多天，恐怕出来后人会老很多。网上传闻的“一夜之间满头白发、以头撞墙”的情景在看守所在押人员身上并不罕见，但不可能出现在刘晓庆身上。我感觉她的心理年龄一直保持在了20～30岁的状态，豁达、奋进，她不会总纠缠于昨天，而更看重今天和明天。 姜文曾跟我说过：这次挫折后，晓庆今后可能在人性上会更加完整。我始终认为 “强人不是摔不倒的人，而是摔倒了能爬起来的人。”人被撞了一下可以不喊疼，但不代表不感觉疼；人生中有些疼不一定要喊出来，但会透过心肺、刻骨铭心。 每个人对疼痛的克制力和抗压力不同，这次教训会让她永生难忘。我想今后的刘晓庆无论做什么，至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而经过这422天的考验，证明她的心理抗压力是过关的。
许兰亭: 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又先后在此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2002年起，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自1993年开始从事专职和兼职律师工作，办理了刑事、民事、经济案件100多起，其中多为刑事案件。是沈阳“慕马案”辩护人之一。著有《刑事一审程序理论与实务》等书，是《法制日报》评出的2003年度律师界“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采访，是在“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偷税案”一审宣判之后的当天进行的。这位博学的律师是一个除了理性还是理性的人，语言格外简练。在整理录音中我发现他几乎在整个谈话中很少使用形容词，也不用“感觉”之类的词来描述，惟一一次用到“直觉”一词是说他在2002年11月间，凭着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本能，凭直觉有话要说，便写了一篇《刘晓庆税案再解读》的文章，于是他与刘晓庆的税案就有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四人律师团”中他是与钱列阳律师一起参与会见刘晓庆的人。 接手“刘晓庆税案”是我第二次跟刘晓庆接触。第一次是2000年成都法院到北京执行拍卖刘晓庆房产一案，当时我被邀请参加由媒体组织召开的一个专家论证会，刘晓庆也到场。仅仅是一面之交，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平易近人。 第二次见面就是在秦城看守所里，见面的环境和双方的身份都有了很大变化，她成了在押犯罪嫌疑人，我成了她案件的辩护律师。她的性格一直都是乐观、豁达、自信、坚强而聪明。她不像我见到的很多看守所里的当事人那样，没有悲观消沉，也没有哭哭啼啼，她一直对自己、对公司以及整个案件的前景充满信心。她在看守所里不断学习，学习法律有关税法方面的知识，也学习英语，从而她对整个案件有着自己的判断。首先她要求律师为她做无罪辩护；其次她相信即使被定罪也不会悲观绝望，她会积极地等到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她认为：“刘晓庆”三个字是一个不倒的信念，不管什么时候我还是刘晓庆。 即使是在押期间，她也很健谈，讲话可以说是滔滔不绝，而且成语、比喻都是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当又自然。我们都知道她没上过多少学，但她的文学功底还是相当深厚，我相信她那几本自传都是出自她自己的手笔。作为一个当事人，她的乐观自信是配合律师工作的关键因素；作为律师，我一直认为这一案件的辩护空间很大。 在刘晓庆被关押五六个月的时候，当时舆论一边倒，有些律师甚至提出刘晓庆会判无期、判死刑的观点，这是违背法律常识的推断。出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本能，也是凭直觉，我认为对此事有话要说，于是便写了一篇《刘晓庆税案再解读》的文章，在2002年11月的《法制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3个观点： 第一，对刘晓庆有必要羁押吗？ 类似刘晓庆这样的嫌疑人、被告人，只要他们不逃避侦查审判，不致再危害社会，就不应关押，或关押后及时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关押化措施。换言之，他们有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对刘晓庆这样的嫌疑人、被告人来讲，只要使其不至于出走国外（可以扣押其护照），则他们根本不会也不可能逃避侦查审判、危害社会。 在国外，保释是一项权利。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都可以保释，不允许保释则是例外。我们应将与国外保释制度类似的取保候审制度经常、大量、广泛地采用，减少这种无谓的、根本没有必要的羁押。 第二，偷税额应由法院最终认定。 据媒体报道，经税务机关调查认定的偷税数额为1000多万元。但税务机关不是侦查机关，也不是起诉机关，更不是审判机关，税务机关只能是调查机关。现在税务机关认定的数额不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数额，更不是法院最后认定的数额。只有法院才拥有审判权，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罪轻罪重，只能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准。所以，刘晓庆涉案的数额也只能以法院最后认定的数额为准。 第三，刘晓庆究竟当判多少年？ 针对当时“刘晓庆有可能会判处死刑”的观点，提出量刑的前提是有罪，而且偷税罪的最高刑期是7年。我国刑诉法有关于“无罪推定”的明确规定，即在法院做出生效判决之前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案即使构成犯罪，也是单位犯罪，应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承担责任。 值得欣慰的是，文章中我只是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的观点，而司法机关对刘晓庆税案的处理与我的观点竟十分接近。刘晓庆被取保候审是司法部门重程序、重证据的例证，表明刑事司法实践注重保护人权，也是无罪推定的体现。 从对整个案情的了解上看，我个人认为，刘晓庆做演员会比她经商更好些。她办公司铺的面很大，而且大多是她不熟悉的领域，而真正成功的只是她拍的几个电视剧。如果她能全身心地投入商业运作中，也许凭着她的聪明才智也有可能成功。但她内心对表演有着割舍不下的情结，她的每部电视剧都要亲自披挂上阵，这必然会影响她投入到市场和管理方面的精力。一心不可二用，如果刘晓庆能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会更容易成功。希望她能一直保持难能可贵的率直与自信，这是她性格中的精华，也是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的财富。
刘少雄: 法学学士、MBA硕士、经济管理学博士；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级律师、中国《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法律顾问。具有23年大学教学和公安、纪检、监察、企业管理及律师执业实践经验，主编、参编理论学术著作29部。在律师业务中，专长于民、经、刑诉讼和企业并购。接手“刘晓庆税案”是在案件初期局势和舆论最为不利的时候，在公安侦查阶段近300多天的日子里，他顶着各种压力，撇下手中很多事务，进驻北京，为刘晓庆及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诸多事务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帮助，付出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案子多出若干倍的心血。 由于刘晓庆公司的案子在侦查阶段拖的时间太长，以及某些特殊原因，后期公诉阶段的工作转由钱列阳等“四人律师团”承接。但我在采访中依然能感受到刘少雄作为律师对该案的冷静分析以及作为影迷对刘晓庆的推崇与爱护，这可能也代表了不少人对刘晓庆和刘晓庆现象的认识和态度。 我是在2002年6月下旬介入刘晓庆税案的。说来有些蹊跷，有一天我为号称“2002年中国海关第一案”往返北京，在机场书店发现一本关于刘晓庆的书。当我买了该书一边翻阅一边为刘晓庆愤愤不平时，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刘晓庆出事了，已被有关部门拘留。现在刘晓庆亲属和朋友正在为她选聘律师，我们认为你有这方面的实力承聘，我们推荐了你，请你来北京面叙。”这是刘晓庆被拘留审查后的第三天。我迅速赶到北京，我的整个工作方案接受考评后被晓庆的亲属和朋友当场相中并接受委托，我就这样机缘巧合地介入了刘晓庆的案子。 我接“晓庆公司税案”除了上述的职业因素外，还出于我对刘晓庆本人的兴趣。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刘晓庆影片的影响。我对她的认识最初来自于《小花》，刘晓庆不仅是电影银幕上的“小花”，而且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心中的“小花”。我父亲当时是个“准右派”，饱读经书之后被遣送回农村，因此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视，每年放几场电影。《小花》这部电影在我们村放映时，我被“小花”所吸引，后来《小花》到别的村放，我就挨个地跑去看，直到下下下个村实在太远了，我才罢手。我应该算是当年痴迷于刘晓庆的忠实“追星族”了，所以我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追星”的那份执著和狂热。刘晓庆饰演的“小花”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勇敢、质朴、刻苦、善良、纯情、美丽的银幕形象，给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永久的美好记忆，常使我想起“小花”而细品人生的美妙。 刘晓庆是我在秦城见到的第二位女性。第一个是“江青”，虽然她们二位一个想当女皇帝，一个演过女皇帝，性质完全不同，但对我来说却非常有意义。那是1980年10月，我在中央政法干校（现公安大学）公安师资班受训时，曾拾到500元人民币的钱包（当时是一个高级干部一年的收入）上交给了学校，学校为了表彰我，奖励了一张“审判四人帮”的特别审判庭的“旁听证”，因此我有幸参观了秦城监狱，看到了江青，而且旁听了对江青的庭审，我当时激动得三天三夜未眠。如今22年过去了，又在秦城看守所见到了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小花”—“武则天”—“中国影后”，虽具戏剧性，但我的心情却是分外沉重。对江青我是疑惑和不理解的，对晓庆我是敬重和佩服的；可我却从来不曾想到，与这两个如立云端的女人的会见，22年后竟是在同一个地点。这两个女人都使我的心里涌上许多凄楚。皇帝也是人，名人也是人，纵然他/她有过如日中天的光环，有着巍巍青山一样的坚强，但在骤然而至的打击和变故面前，尤其是当他/她面临“牢狱之灾”时，他/她就需要帮助。这种帮助包括法律和道义两个方面，江青如此，刘晓庆也是如此。 我在见到晓庆第一面的第一时刻，就感受到了她的精明和过人之处。不知是我其貌不扬，还是有人捣鬼，一见面，晓庆就问了我4个咄咄逼人的问题，虽然我也机智有力地回击了她，但她被关押了24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对自己所要聘请的律师的郑重检测，显示了她临阵不乱的大将风范和精明过人之处。虽然我从她的脸上判读到了她内心的某些困惑，但在整个会见当中她还是能一点就通。 在会见刘晓庆的时候，我还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女人。在我与她谈案情的时候，她表现得坚强、机智和冷静。而当我告知她大哥、大嫂、文萍、林竹、阿峰等人因法律规定上的障碍不能与她见面，都在外面等待并托我代向她问候时，她顿时流泪了，她说她牵连了他们，她放心不下他们，放心不下三哥，放心不下保姆，放心不下公司的职工。她还说：“没有钱给律师费了，仅有的钱被查封了，请阿峰帮忙借。”我说：“作为律师，我也有义务为你提供援助，大哥、大嫂、文萍、阿峰、周岩都有充分的准备。我不也姓刘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除了给您提供法律帮助外，还可以为您提供资助，包括房子按揭。”当时她一下子掉了许多眼泪。我能看出，这时的眼泪决不是演员的眼泪，而是一个真实的刘晓庆的眼泪，是一下子就流下来的，眼睛很红很红，那一刻我感受很深。她在谈案件时所表现的坚强和谈友情时所表现的柔弱，判若两人。
刘晓庆曾说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而我则认为， 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对自己有信心的。她敢于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是在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再按最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完善自己。这与当时所谓的“社会品德”要求虽相去甚远，但她毕竟说出了真话，可贵就可贵在这里。所以，晓庆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民族非常缺乏的东西。 另外，从个人素质来讲，她也确实是最好的。第一，她有演艺天分。她从小学到成都音乐学院附中学扬琴，附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然后开始演电影，一直演到今天，她的扬琴、手风琴、舞蹈都很出色，在好莱坞能办个人演唱会，她是全方位的，第一流的，她的“最好”为国争了光；第二，她是自己奋斗来的。不像现在有的音乐学院、电影学院的少数青年人靠傍导演、傍大款来获得角色而不去拼实力。我们现在年轻演员的成长带有非常残酷，甚至是扭曲的发展轨迹。还有的年轻女演员不惜伤害自尊，把自己的名声作为牺牲的代价来炒作自己，这是很畸形的成长。而刘晓庆没有，她是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功底和每天的努力为自己拼来的，这也是那一代导演所公认的；第三，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评判文化的标准是什么？以学历是否为本科、硕士、博士吗？显然是不对的。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和文化构成，不能仅凭是否在学校里完成了多少学历教育。学历是基本知识的学习过程，是培养学习方式、方法、思维习惯和接受知识技能的过程，真正的知识和文化必须在以后的生活和事业中加以完善。刘晓庆演了几十部影视作品，其中很多是历史上的名剧，她把剧本诠释出来，背熟了，又把它演完了，每一本书都比我们读得深，理解得透。而且演了几十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所以刘晓庆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她演过这么多电影，跟许多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她写《我的路》《我的自白录》文采很好。为什么人们都不怀疑是别人捉刀，因为谁也没有她这种特有的文化，捉刀也写不出来。有些小报把她鲜明的个性特征归结于她没有文化，没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不准确的。 刘晓庆影响了一代人，她的许多“语录”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是很勇敢的。现在大家都在个人奋斗，不论演艺界的、文化界的还是商界的都在寻求自我。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自己做好，整个国家就做好了。遗憾的事，我们总是自己做不好，要让别人去做好。别人做好了，自己难受还惦记人家，这是多么悲哀。 刘晓庆不是她自己要炒作，是社会要炒作她，是她值得炒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个演员能从18岁演到50岁，一直能保持火爆状态，没有谁能做得到。很多人都是往事如烟，但刘晓庆的往事并不如烟。她表现的是那么自立、自信、自强，没有哪个演员能做到她这一点，所以说她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并不过分，她在这个时代的文化宝库中已经留下了丰富的数据和烙印。 刘晓庆是在党的辛勤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名演员，从影至今已有27年，在电影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曾6次获得“百花奖”和“金鸡奖”。党和国家为此也给予了她很高的政治荣誉，她曾任全国青联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晓庆的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也是我国女性自我奋斗、自强不息的一个缩影。“刘晓庆”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词海里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谁也不能否认她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受着她的影响。 当然，单就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税案而言，刘晓庆确实在公司税务上有失职的地方，作为税务机关为履行国家赋予自己的职责，依法查税缴税是忠于职守。应该感谢办案机关经过400多天艰苦、细致，且求真务实的工作，澄清了晓庆许多年来自己想澄清却无法澄清的诸多问题。更有意义的是，此案也为办案部门今后如何从浩瀚的案件线索中过滤斟辨举报的真伪，及新闻报道的虚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晓庆出狱后对国家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对因她的事件而促使成千上万的从业者依法积极照章纳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是晓庆改变了自己，而是她更加成熟，对事物有了更高层面的认识。晓庆虽有422天的牢狱之苦，但若能促进国家税制改革，若能促进更多人依法纳税，若能促进中国法制步向文明，我想晓庆也会因此感到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2004年两会修改宪法后，确立了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地位，而且还将“以人为本”的精神以“人权”的明确概念写进了宪法，使我们看到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正致力于制定法制的“善”，走向法制的“真”，实现法制的“美”。 春天是复活的季节，在这“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早春三月，看见晓庆生机勃勃，容光焕发，又回到银幕上，我不禁要说：法制春天，是社会复活的季节，也是“小花”复活的
郑明明: 香港著名美容专家、企业家，香港蒙妮坦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66年创办蒙妮坦美容美发院，成为当时香港惟一一家女性开办的颇具规模及专业化的美发美容院。她推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化妆护肤品系列和领导潮流的化妆美容技术，推进了香港、东南亚，特别是中国内地的美发美容事业的发展，曾荣获世界美容权威组织IPCA颁发的“国际美容教母”的殊荣。 80年代初，由于刘晓庆的邀请,郑明明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并从此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事业。1987年，她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香港合资的美发美容职业教育学校—北京蒙妮坦美发美容学校。90年代，蒙妮坦集团在中国美容市场上突飞猛进，如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商场中几乎都可以见到郑明明品牌的化妆品专柜。对于在中国市场中取得的成功，郑明明首先要归功于她这位已经有长达20年友谊的朋友—刘晓庆。两个不同领域中的明星彼此照耀着对方的不是明星的光芒，而是单纯的友谊。 我和晓庆认识已经很久了。1984年，她拍李翰祥导演的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到香港做宣传。晓庆在香港做发型，我有一个朋友和李导演很熟，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她个性直爽，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马上就成了朋友，而这友谊从此就没有中断过。 我那时不了解内地，她也不了解香港。后来她要走的时候说:“明姐，你一定要到内地，到北京来，你要把美的理念带到内地。中国内地很需要美容方面的人才。”就这样，我到了内地。 我第一次到内地，只记得当时天很冷，我住在北京饭店，她见到我非常热情。我们在北海的一个很漂亮的饭店吃饭，见了很多名人。她把我介绍给画家范曾，还有很多作家、演员，也包括记者。当时我对这些人一点概念也没有，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内地。她还把我介绍给她文化圈的女性朋友。在国际俱乐部，我讲了很简单的美容理念，做了一些简单的美容示范，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后来，北京一所学校的校长来找我合作办学校，一直也是晓庆在帮我联络。经过2～3年的沟通，1987年，我终于开办了在北京的第一家学校，也是国内第一所美容美发学校—北京蒙妮坦美发美容学校。当时我一点背景都没有，总是晓庆告诉我要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部门，是管什么的，这个学校要归西城区教育局管等等。3年下来我基本上还是什么部门管什么都搞不清。因为有晓庆牵线，才使我认识了内地，否则不可能有我今天在内地的事业，我很感谢晓庆。 我了解内地是从了解晓庆开始的。我父亲总告诉我要“饮水思源”。我海外的朋友都羡慕我能这么早就进入内地，在内地有学校、化妆品制造厂。其实，不是我有眼光，而是因为我认识了刘晓庆，是晓庆让我到内地，我才能有今天。香港的美容界中我是第一个踏入中国内地的，后来我也把很多人带到了内地。我出生在印尼，长大后就到了香港，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中国内地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当时的北京到处都是暗暗的，没有颜色。那时我在香港做美容已经不错了，是香港做美容的第一个女性，开了第一家美容院。我从印尼到日本受到过传统的正规美发学习，当时香港都是扬州师傅给人理发，他们是用风格去做；我不同于他们，是用规律去做，而且我的美容厅很舒服。我开蒙妮坦的时候很红很火，很多当红的艺人都去我那里做头发。 在中国内地需要美容的人很多，我的学校也就有了很多学生。当时内地人去香港特别不容易，人们就跑到北京来学，西安、青岛、南京、大连等全国各地的人都到北京学，我在北京的美容学校也培养了很多人才。 我一直为一件事很骄傲。有一年晓庆跟东方歌舞团到香港，她去看我，我就介绍胡慧中跟她认识。那是两岸文艺界名人首次坐在一起，一个中国影后和一个台湾影后见面，由我牵线出面，共同面对记者，这可能是两岸三地的名人首次以民间的形式，以彼此非常友好的态度，在公众面前亮相，对外形成了一个祖国一家人的形象。当时在世界尤其是华人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她们两人日后也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晓庆经商的首次尝试是买楼花，其中我给她提供了很多建议。当时香港投资物业很赚钱，我很喜欢也有兴趣投资，一直在买进卖出。晓庆说她也要学，她说：“能在香港这么自由的地方做生意，只要靠自己的本事，就很容易成功。”她很敏锐也很好学。她想买什么楼，我就给她建议，建议她买与不买。我们在生意上共同探讨，但从不合作，我做我的，她做她的。投资物业使她真正从做生意中挣了钱。那个年代很流行“下海”做生意，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促成了晓庆后来的决定——改行开公司。 做演员和做生意比较的话，我认为她做演员更好。她做演员的天分很好，有一次她拍戏时我去探班，是古装戏，很多台词都是文言文，像我们这些人，从小中文尤其是古文基础就很差，那样的台词看都很难看懂，更别说要记住还要演出来。可她，一看就消化了，她在镜头前不仅一句不漏，而且表情好得不得了。我对演戏就没有天分。我平时也偶尔在电视片里客串一下，玩一玩，可面对镜头还是很有压力，很多表情、语言都把握不好。而她演什么像什么，演年轻的十八九岁少女，她的眼神、手和表情都很传神；转而演老年，这些动作和表情一下子就都变了。我在片场看得十分惊讶，也万分佩服。
我对晓庆的生意不了解。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我一直很谨慎地使用我的名字。有很多人想要跟我合作，但我首先考虑的是对方能否保护好我的品牌，如果可能会砸了我的品牌的话，即使对方出再多的钱我也不会给他用。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要在利益之外把品牌保护好，这是一个不让的概念。 有一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人总是急着赚钱，或者说干脆就是想利用你的钱，太急功近利，往往忽略了在钱的背后信誉是最重要的，这和国外做生意就很不一样。现在我在全球有1000多个加盟企业，每个企业我都要求观察一两年，合格后再从中筛选。要经过多方面的考核才能决定哪个企业可以冠用我公司的名字，能真正保护好我的品牌的企业我们才能合作。晓庆在国内比较容易相信人，她的名字很容易就被拿去跟别人合作，而这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对晓庆的形象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演艺圈和生意圈不一样，晓庆做生意没有经验。她在演艺圈中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围着她，她没有机会深入群众，做不到了解市场后再做生意。香港演艺圈也有很多人做生意，但一大半人是亏本，被别人骗，真正赚钱的很少。做演员的人非常感性，有太多表情，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她心里在想什么。一个成功的生意人要有相当的定力，任何事情都要放在心里，而不是写在脸上。先在肚子里消化，然后放在脑子里，让别人看不出来。商场必须要理性思维，晓庆个性率直，挡不住她很感性的特点。但做朋友我会选择晓庆，因为她没有心机。在商场中很难了解一个人，每个人都很有心机，当然在商场中交的朋友又是另外一种朋友。做朋友不能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晓庆对很多人过于友好，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 晓庆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她告诉我，进去一周以后她就开始用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了，从出来到现在她从没讲过这400多天怎么苦。晓庆现在的皮肤也很好，还很年轻，这跟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如果换作是我，也不见得会如此乐观。她跟我说：“我想好了，我还是当演员好，很开心。做老板时总要担心剪辑、演员，还要把想法都放在戏里……”“我现在拍完戏了还有自己的生活，多开心。所有的事情别人都为我安排得很好，不用我操心。”我想，她只要专心演戏就还会有突破，因为她是个好演员。 生活在回忆中是最痛苦的事。我受父亲影响很大，我父亲就是个很乐观的人。那时在印尼，经历了政变、钱贬值等等事件，父亲经常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死了，解剖了发现是心脏没有问题，而是胃有问题。但知道了也于事无补了，人已经死了。做生意我就不会去想以前的事，我帮过谁，我怎么赔了，都忘了。晓庆常说：“现在虽然没钱了，但我会很快再赚回来的，再重新买我喜欢的东西。我以前不舍得花钱，现在舍得了，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她还托我劝告香港的王安妮（刘太太）：“那么多钱别都攒着，要懂得享受。”她现在学会了享受人生，有钱开始舍得花了。她还要和我一起出去旅游，玩一玩。 晓庆很能吃苦。她以前很穷，所以拼命挣钱，舍不得花；后来有了些钱开始做生意了，还是舍不得花。她吃东西也很省，五星级的饭店能住，一星级的饭店或者很差的旅馆也能住，如果是香港的演员就做不到这一点。老百姓、海外的朋友都很同情她。前几天我去听罗大佑的演唱会，遇见香港演艺学会主席吴思远，他托我问候晓庆，说佩服她。他说：“晓庆出来后拼命拍戏，而且拍得还不错。我们都支持她，我希望我们香港的演员也能够像她那样坚强。我们有些演员太没用了，有一点点事想不开就自杀，比如张国荣。晓庆遇到那么大的事都能那么坚强，摔倒了还能爬起来。”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晓庆不简单，我以她为荣。 经历了这次波折后，晓庆开始关心别人了。以前有太多的人关心她， 而她现在总是主动打电话或是发信息问候朋友。她变得低调了，也塌实了。经过风浪又重新来过，包括香港演员在内很难有第二个能做到像她这样。在她出来的第十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点了很多好吃的菜，可她说:“今天吃不下。”我问：“怎么吃不下？”她只是讲：“胃小了。不过我明天会吃，后天会吃，我会努力恢复的。” 她也不怨这怨那，后来才知道她在里面吃得很一般，经常吃得很少。 她的个性也变得平和了许多。3月份我在北京开政协会，晓庆去21世纪饭店看我，她没带身份证，保安人员就是不让她进。她也没有生气，只是无奈地问我:“明姐，怎么办？”一直很安静地站在那儿等着。要是以前，她会争论，可能会说：“我是刘晓庆，你怎么不让我进？”后来我找来经理，才放她进来。接着那个保安小姐又要求晓庆签名，她也给签了，没有因为刚才不让进门就不给她签。从小事上看出来，晓庆真是改变了很多。 晓庆讲她以前有工作但不觉得有意义，以后她要为社会多做些贡献，多做些公益事业。以前她也不是没有做过，但经常是别人用她的名义去做事，她不收钱，可别人还是以赚钱为目的，也给晓庆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我想她会在今后更注意、更主动地去做公益事业。 我相信晓庆的明天将会在演艺事业上更有成就，依然会光芒四射。但光芒会跟以前有所不同，她的光芒会照亮更多人，因为她更加有爱心。以前的晓庆是“我的晓庆”，现在的晓庆是“我们的晓庆”，是我们大家都爱护的晓庆。
韩兰芳: 一个美丽、优雅、忧郁的女人。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先生的夫人。她本人也是一位电影编导，曾任《精变》、《春桃》、《狂》等影片的编剧，由她担任总撰稿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法门寺探秘》正在筹拍中。1999年凌子风导演去世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并继续从事着影视创作。 很幸运，能够在对晓庆朋友的采访中认识了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情”字。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她与晓庆亲人般的友谊让我几次随之热泪盈眶，而且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每每听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潸潸然。这是一个对“情”有着细腻体会、对“情”有着准确表达又善于表达的剧作家的表达方式。采访是在我们每个人都含热泪，共同举起茶杯“祝晓庆幸福”声中结束的。 她沉静的性格、生动的语言、优雅的举止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美丽的女人”，原来，美丽和优雅与年龄无关。 刘晓庆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有相当地位的电影明星。她不同于一般的名演员，从80年代出名到现在，拍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得过名目繁多的奖项，曾在“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的角逐中，赢得“三连冠”和“天皇影后”的美称。多少年中，言电影，必说刘晓庆，说起刘晓庆来，可能从城市到乡村没有人不知道的。明星里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 就晓庆的艺术成就，她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她不同凡响的艺术感召力，以及始终围绕着她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各种传说、传闻，她的个性，和她真实的经历，就是将来编一本多厚的书都不易包容。 我觉得她是一个色彩斑斓、耀人眼目的人物，无数缤纷、飞旋的光束让你不能一下子看到她的全貌，甚至要看清哪一个光斑具体色彩的组合都是不容易的。于是，她被传奇化、神秘化了。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走近刘晓庆，在合作与交往中，看到了她身上很多的色彩。 我是1988年拍《春桃》的时候接触刘晓庆的。那时候她已经很红了，拍了《火烧圆明园》、《芙蓉镇》， 应该说已经是中国的大明星了。第一次看到晓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确实让人很难一下子接近她。因为我是编剧，凌子风是导演，我们常常一起谈本子、说戏。我发现，一开始谈艺术、谈角色，她就不一样了。可能是出于特有的职业习惯，她对导演凌子风十分尊重，我甚至觉得她一下子就从一个大明星变成了一个学生，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春桃这个人物是生活在30年代老北京的一个靠捡拾垃圾为生的年轻女人。晓庆是四川人，接触的“老北京”比较少，她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凌子风分析人物，讲老北京的风土民情。我和凌子风陪她下去体验生活，老太太生火啦，擀饼啦，吆喝叫卖啦，她学得非常认真。 晓庆入戏快，而且一旦进入角色，她就是春桃，她就是那个捡破烂儿的，那个整天在最脏的垃圾里讨生活的女人。 有一天，我们拍捡垃圾的一场戏。在城市生活一辈子，天天扔垃圾，可很少有人知道垃圾成堆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天特别热，一踩到垃圾上去，那个气味就甭说了。上面太阳晒着，下边很恶心的垃圾味儿蒸腾着，踩起来是扑哧扑哧的感觉，真的是很难承受的一种环境。我们穿着短袖还都热得受不了，她背着个大筐，戴着个草帽，脚腿都打了绑腿，再加上上下蒸腾的那种气味和热浪，她没有一句抱怨。 开拍了，飞尘、喧嚣随着一辆满载满装的垃圾车向垃圾堆的高处急冲了上来，晓庆马上就扑上去，根本就不管脚底下是什么，混在一帮挎筐携篮的脏孩子和老人当中围追着车子，迫不及待地边跑边伸手从车里捡东西。暑气汇着尘土，又呛又闷，人人汗流浃背，尘垢满面。她的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掉。按理说，拍这样的戏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出眼泪水的小瓶子，做汗水的喷雾剂，可她什么都不需要，全都是真实的。这场戏下来以后，摄制组所有的人对晓庆都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 凌子风拍戏一向要求严谨，而且和她一样，都是一到现场就六亲不认的主儿，有时候不满意了常大光其火，发脾气。奇怪，晓庆从来都是哄着他，不管导演为什么事恼火，她和姜文都能无伤大雅地化解它，把老头儿的情绪给哄过来。所以进入拍摄不久，我就觉得她很亲了。我有时不在现场，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哎，老爷子又发火啦—为了什么事什么事，您甭管了，我们已经把他哄好了……只觉得这个戏完之后，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很亲情的那种友谊。 她还有一场戏很感人。冬天，在午门，那一带非常空旷。我们要抢早晨的光，她得3点钟起来化装，4点钟我们就到现场。冬天拍的是夏天的戏，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大围巾，只有她穿着短袖的小褂，背着个大筐。有时候为了布光，她得站在那里配合，半天不能开拍，午门的穿堂风刺骨的冷，她冻得实在受不了了，还打着哆嗦开玩笑：“我怎么还没入党？” 她的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深有感触。 为什么她会成为一个大明星？并不是只要有多高的演技，有多好的形体，或者有什么样的形象，就能成为一个明星了。真的不那么简单，除了个人的功力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略的东西。她这种为了塑造人物什么苦都能吃的精神，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做到的。她能成为明星有她的必然。戏拍完了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在一块儿聚会，就在我家客厅的那张大桌子上，好像一个星期不来就非常想似的。有时晓庆、姜文他们甚至会突然间推门就进来，也许不是在约定的时间，一进门就嚷嚷：“导演我饿！兰芳我饿！”我就赶快给他们弄喝的，弄吃的，就好像是家里人回来了。
她是四川人，爱吃火锅，大家经常在我家里聚会吃火锅。每一次都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每人选一条刮掉鳞的鲫鱼，把它放在火锅里，谁的鱼放进去能一下蹦起来，谁的运气就好。这个刮鱼的任务就显得很艰巨。活的鱼把鳞刮了，放在桌上等着，有时候刮完鳞它还有点蹦，我是不敢碰。所以刮鳞这种活儿往往就交给晓庆和姜文。只听他俩欢声笑语地在厨房里头又喊又叫的。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原来又有一条鱼蹦到地下了，真是挺好玩。 那时，好像她和陈国军离婚的事已经风起云涌了。在报纸上看见这种新闻会觉得晓庆不怕事，似乎什么事她都能够承受，其实不是。经常在拍戏的间隙就会看见她坐在旮旯里发呆，有时候我会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就会说陈国军又怎么怎么着了。她是一副很担心、很忧虑的样子。虽然她后来又碰到很多事我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觉得她并不是像外人想像的那种“铁女人”的形象，其实也像普通的女人一样，有很柔弱的一面。 除了创作上非常配合非常乖之外，有些事情她也很固执。我编剧完了之后就开始管宣传，有些对影片的发行很重要的采访，她都不想出来见，不配合。戏里搭了一个场景是春桃的家，她家里有个土炕，不拍戏的时候里头没有灯光，她就经常在那个炕上盘腿坐着或是歪在枕头上候场。有一次来了一个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采访完编导后一定要采访刘晓庆，可晓庆却说什么都不出来，那个人就不走。他西装革履的，站在摄影棚里的那些破街道、破房子旁边显得反差很大。他一再跟我讲，给我鞠躬，希望见见刘晓庆。我一趟趟进屋去跟她商量，进去一趟，晓庆不干，再去跟她商量，晓庆还是不干，最后我说：“不行，你这样老不去的话，他老在这儿，也影响咱们工作。” 我就哄着她：“哪怕就是说几句话，拍个照片咱就回来，行不行？” 这回她还不错，总算听话，出去了。出去后也是很不配合的样子，那个人讲了一些很客气的话，然后跟她拍了张照片，她就哧溜一下又躲回屋去了。 她对媒体躲避，我感觉可能是很怕受到伤害；再就是不愿意人家干扰她拍戏，我们拍外景戏的时候每次进现场她都要提个条件，就是要围观的人远一点，更不要让媒体过多地打扰。我们那时候拍戏跟别的剧组不一样，外国记者特别多，一些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记者经常是连续几天跟在现场。她基本上不接受采访，因为她要酝酿情绪，提前入戏，我们很少看见她在现场背台词，她总是事先把这些台词都吃好了，现场的表演往往能一两条就过，而且经常有出乎意料的戏出来。跟晓庆、姜文一块儿拍戏，的确是一种绝好的享受。作为导演，凌子风说：“就像画画一样，每一笔下来都能给你一个惊奇，或是一个惊喜。”我很喜欢看她拍戏，也很喜欢看她进入镜头前的那种自我沉醉。也许是互相欣赏，一部戏下来之后，我们这种绵长的友谊十几年来就没断过。 她从秦城出来以后，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天，在电话里我突然感到了她的改变，她说了一些话，非常动情。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说说笑笑，大大咧咧的，可是这次在电话里，她那种非常贴心的话语，让我始料未及。她说：“导演去世以后，我怎么就没想到心疼你呢？”她的这些话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温暖。她说：“我就觉得我过去心太粗了，怎么从来没想到兰芳也是需要人心疼的呢？”讲到自己，她说：“从影以来，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不能克服的，任何别人看起来天大的事我都有办法把它化解。进了秦城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无能为力，到这时候我才觉得我有多么的无奈。我才去想：都这样了，还能为爱我的人、挂念我的人做些什么？想来想去，惟一能做的只有健康地活着，只有一条：调整我的心态。我现在就希望你，为所有爱你的人保护好你的健康，惟一的办法就是调整好你的心态。你知道吗，我们都爱你！” 那些话是过去十几年从来没有听她说过的。她整天在忙碌中，除了拍戏、出书、应对媒体，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她很难有机会去想到某一个朋友如何。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一下子觉得，十几年来她应该是一直有这份心思的，只是到现在才说出来。 晓庆进了秦城之后，据我所知，所有她周围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想帮助她的。我这个人从来都没想过会跟什么公安、检察院这类的部门有什么关系。可是她进去以后有很多传说，我的外甥女在香港，有朋友在国外，他们经常会打电话来，说在他们的报纸上看到晓庆在里头自杀了，说晓庆头发全白了，说晓庆在里边没事就撞墙了……那一阵，我和我们多年来共同的好友开鹰、怀桂经常通电话，非常非常挂记她，除了无望地商量解救途径，惟一的办法就是到处去找关系，问她到底在里头怎么样了，最后问到的是：挺好的，没怎么着。 经过了422个日夜，她终于出来了！有一天，开鹰突然通知我：“在马克西姆！今天晚上！” 我抑制不住迫不及待想见到她的感觉，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时间，就赶快赶过去了。到了马克西姆，匆匆上楼，那种急切啊，强烈地推拥着我，拐来拐去的，在最里边的那个厅里见到了她！一进去我们就抱在了一起，紧紧地抱着，就觉得是失去了很久的一个亲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里。我定神一看，果然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她依然光彩照人，靓丽如初！
如果换作别人被打倒了，像被打得这么惨的，要爬起来恐怕真不那么容易。我猜想出来时她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因为我知道，她在里边时阿峰一直住在她那个别墅里等她回来，冬天不敢开暖气，吃最简单的饭。北京的冬天，那么大个屋子没有暖气，他在屋里得“全副武装”，比上冰场还穿得多，甚至有人到他家去谈事，得一人裹着一条被子才待得住。我想，对阿峰来说是一种坚贞；从晓庆的角度来说，就意味着她确实是一无所有了。但晓庆仍旧英气不减，她说：“我能够站起来，很快我就能站起来。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毕竟失去的是短暂的和有价的，而得到的是长久的和无价的。” 晓庆出来不久就说到结婚。那时候我和朋友们真的有些担心:“你想好了吗？” 晓庆跟我说：“我相信他，我就是想跟他‘你耕田来我织布’, 过这样一种最普通的家庭生活。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生活，”我并不了解阿峰，晓庆在秦城的时候，我们几个一块儿商量怎么找律师时才跟阿峰有了接触。我们曾经跟阿峰一块儿到马克西姆去，或者是到我家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算是比较近距离地接触了阿峰。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可以为晓庆付出一切。原来我不是很看好他俩，因为我不知道接近晓庆的人在接近她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但是通过这段接触，我觉得阿峰真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开鹰告诉我，姜文曾表示要给他一笔钱，让他维持生活，他谢绝了。仅这一点就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晓庆历届的男朋友我都见过。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晓庆这一生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姜文。可以终生为友、为伴的也许只有两个人：前者是姜文，后者是阿峰。 晓庆出来后，姜文第一次看到晓庆时，有一个画面让所有在场的朋友都为之动容：姜文看到她，匆匆走过来，在她身后，一把把她搂住，贴着她的脸。这个画面一直让我很感动。这是友谊啊！晓庆进去后，姜文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办法帮她，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过多年历练之后凝结出来的暖暖的友情！ 这里，我很想提一句，当阿峰看到这一幕时，在猝不及防之间他的眼神里充盈的竟是一种理解和感动，所以我觉得阿峰了不起，“爱一个人，就要爱其所爱”，我想阿峰做到了。 晓庆说：“我感到，这种安稳的生活只有阿峰可以给我。”晓庆这辈子颠簸得太久了，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关心她、爱她，她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由衷地祝福她！
徐松子：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曾获首届中央戏剧学院“学院奖”、第二十六届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女演员奖”、表演学会奖等多种奖项。主演过《芙蓉镇》、《老店》、《红尘》、《红天鹅》、《橄榄绿屋顶》等影片；导演过电视连续剧《走过冬天的女人》。最近执导的《我的梦》，获美国首届好莱坞国际电影电视节最佳故事片奖。 这是我惟一一个做了两次采访的人。第一次见面时，她那种典型的艺术家的落拓不羁与率直随意让我有点儿把握不住谈话的中心，随后整理出来的文字彼此都不甚满意。补充采访时我们像是老相识，一边吃饭一边聊，她不时闪现出智慧的火花，不等我恭维就得意地露出孩子般的喜悦，这是个既有才华又单纯得可爱的人。她有着圈内公认的才气和名气，但也能和普通人一样过着随意的，时而散淡时而忙碌的生活。有趣的是，这个自认为很“刺儿”的人，满眼看到的竟都是刘晓庆的优点。 我特别欣赏晓庆，也非常喜欢她。最初我是喜欢她的银幕形象。记得当年看《南海长城》的时候，这个女演员一出现就觉得眼前大放光彩！很漂亮，真有味道，特甜。极有观众缘儿，她不仅仅是好看，现在我都能“看到”她那时的样子……从那时起我也和全国她的影迷一样，关注她的每一部戏。1986年拍《芙蓉镇》的时候，我在戏剧学院导演系读书，第一次拍电影就能和她合作我特别高兴，也觉得很幸运。在拍摄过程中和以后交往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觉到她很有个人魅力，当然也包括她的演技。演技的魅力和个人的魅力在她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可能是互相习武的人碰到了对手，我们在相互欣赏中成为朋友。我们是比较正常的朋友关系，就像普通人的交往一样，不因为是朋友就有意吹捧，也不阿谀奉承。真正的交往是没有架子的交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够继续交往下去的基础，没有这种真诚和平和，不可能成为真心的朋友。晓庆无论在任何场合，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心情如何，她总是实实在在地和你交往，非常友好。 我和晓庆的友谊是从一起拍《芙蓉镇》开始的。想和她成为好朋友是源于她对她家人的关爱，对她父母的孝敬。那时候打长途很贵，也很困难，可是她每天都跟家人通电话，而且非常关心，事无巨细，甚至吃什么、穿什么、天气如何都问得一清二楚。再后来，我就经常出入她的家中，并未感到拘束，行止坐卧从不把自己当外人。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我到她那儿便有回家了的感觉，她也很能“容忍”我。并且这十几年来，我从未见过她发脾气，一直觉得她脾气挺好的。十几年过去了，岁月如梭，《芙蓉镇》已是回忆，但我们的友谊却在日益加深。 1 2002年“五·一”，我们《芙蓉镇》老班底相约故地重游，本来说好一起去的，但后来晓庆没有去。当时谢晋导演和我们大家都很失望，也很着急，因为有那么多的观众在等她。我还以为她在拿架子，就给她打电话，她说：“我非常想来，但是我有麻烦，不能出北京城。我以后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很合理的解释，我真的不能来。” 实际上她是因为税案出不来了。 在此之前，她一直说会有好转，没事儿。我也没有在意，可后来果然出事了。我很惊讶，当时又觉得可能她在里面休息几天就会出来吧？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来向我了解情况了，当时我还是以为不会有什么大事儿。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超出我的想象，关于她的报道和各种传闻真真假假、铺天盖地，我这才感觉到事情已经非常严重，简直是无可挽回了。 当时有人说她会被判7年，判无期，或者会枪毙，我听见就会跟人家吵：“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懂不懂法！”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躲晓庆的事远点儿，当然，她们都是为我好，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做不到，我总是对她们说：“不行，只是我人微言轻，无能为力，如果我有能力做到，我一定要为她做些什么。”因为她对我的事从来没躲过，她总会很真诚地给我出主意，而且会很诚恳地告诉我：“这是我的经验，供你参考。”朋友落难之时跑掉不是我的性格。当然，我也仅仅说的是我们的个人之间的感情，而不是法律。 那是怎样难熬的日子呀！ 我们几个朋友非常关心她的事情，也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办法，互通信息，焦急而无奈，每天靠不停地通电话互相安慰。甚至还商量过：她欠了钱，看我们凑钱出来给她补上行不行？但是不行……我们一直都在徒劳地尝试着各种方式想办法帮她，我们几个好朋友和晓庆的家人就是这样相依为命般地度过了漫长的422天。 还有，当盛传她满头白发，用头撞墙要自杀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她可能会发脾气，可能会想不开、会难过，但绝不会失态，没有尊严的事她绝不会做。她是非常理智的人，我想她会比在外面时还乐观。因为这种时候必须用精神战胜逆境，否则就一塌糊涂了。大哥、大嫂、阿峰都担心她会不会想不开自杀，我就非常坚决地宽慰她们说，晓庆绝对不会做傻事！我也一直坚信，她不会很久才出来。
果然，她回来了！ 她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就见到了她。我当时正在上海拍戏，可我还是专门从上海的剧组请假，一刻不停地飞了回来，我真的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她！！！ 一到北京机场我就跟姜文通电话，我在电话里止不住地哭，姜文告诉我：“不许哭！不许哭！见到她千万别哭！就像平常一样，知道吗？记住没有？”我已泣不成声，一边答应着：“好，好，记住了。”路上我一直在掉眼泪。 可是从推开门见到她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却是笑着的，确实是笑的，而且是哈哈大笑，从心里发出的欢笑。大概是每天都在惦念她吧，因此，并没有多日不见的感觉，就像我们每次见面时一模一样，既不客气也不热情，甚至都不很亲密，我们甚至都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相贺。我的眼睛倒是一亮，我们都开心极了。看着她乌黑的长发，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像从巴黎回来的嘛！”她特别得意，说：“是吗？你一定要对别人说我像是从巴黎回来的啊！哈哈哈……”她的笑容如前，她的笑声如故，亲朋举杯声声祝福。她竟然还在饭桌上口口声声说“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听起来还是很心酸的，她倒一点都不回避。我总是笑着把话岔开，不想让她再提起那段日子。以前的事就把它尘封起来放在一边，等我们空闲的时候再去回味、咀嚼它吧…… 刘晓庆毕竟是刘晓庆，没有多久她就又开始拍戏了。尽管我自以为是那么了解她、熟悉她，可我第一次去剧组探班时，她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她的精神和创作状态竟还是那么好，真是难以想像！她不仅还是那么漂亮，而且比以前更投入、更热情、更敬业，我真是佩服极了。本来我担心她演戏会有种吃力的感觉，毕竟她是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人。可她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面对镜头了，并且外形也保持得非常好，表演也还是非常轻松自如。她的每部戏我都去看了，她的状态是越演越好。她不停地演戏，不停地走，毫不退缩，这需要她具有怎样的毅力啊！ 2 晓庆是我见过的女人中不多见的最聪明的那一种女人，她的聪明是大智慧。和其他女人不同，她是办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事。她的聪明在于她非常全面，而且肯于吃苦下功夫，做事认真、努力，她很有凝聚力，也很有亲和力。 古人曰：“聪明反被聪明误。”想来不无道理，她要是不去做生意呢？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但是“吃一堑能长一智”。有一天我又来探班，她刚收工，对着镜子一边卸下头上沉重的饰物，一边跟我说：“我觉得演戏真好，当演员只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干吗操那么多的心。” 是呀，应该承认，她有经商的才能，现在她做演员比经商做得更好，为什么不选择继续做演员呢？其实以前她大多是靠演员的名气来经商的，而演员应该是很单纯，好演员尤其如此。因为演员要相信所发生的事，才有信念感，才能表现出人物的喜、怒、哀、乐，否则就不能演好戏，而商人可能恰恰相反。其实她把自己给分成了两半，十分矛盾的两种角色让她有点顾此失彼。 其实她嗜好演戏，不演戏她心难受，只要观众一直需要她，她就会一直演下去。一位朋友说刘晓庆像只不死鸟，我觉得比喻得真像。不是吗，她又要翱翔了。只是我希望她的海面风平浪静，晚霞燃烧的海面更加绚丽辉煌。 3 晓庆回来后，我们好多朋友都觉得她更加懂事、更加关心人了。比如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谢晋导演80大寿和从影60年的纪念活动，晓庆没能来，但她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谢导，写得很好，我们都很感动。那天会后又放了电影《芙蓉镇》。已经是十几年前拍的电影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都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当我塌塌实实坐在影院又看《芙蓉镇》时，这才恍然发现，刘晓庆演得果真是好。我演这部戏的时候很年轻，还是学生，对生活还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悟和理解，比如我当时还不太懂什么是偷情，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她是怎样用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我当时都不太在意。那天重看时才发现她的表演非常细腻，是那么准确、精彩。后来我跟晓庆说：“晓庆，这次我又看了《芙蓉镇》，你演得真好！你演得太好了！那么多的瞬间，你不见了，演员本身消失了，那才叫没有表演的表演呢！比如说，你和秦书田依偎在一起看儿时的照片，你们躲进门来，怕人发现一下子蹲在门边……听到‘你要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时的眼神……”她说：“什么？你才看出好哇，20年后你才夸我？”她知道我不是乱说好话的人。我说：“是。”可能是我的表演也提高了吧，都快20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赞赏过她，当然，现在是真心的。我也想告诉别人：她真是个好演员，不信你去看《芙蓉镇》！看她现在的表演状态！这大概也是我欣赏她的地方和基础吧，因为我喜欢那种肯努力、求上进的人。犹如当年一样，晓庆又从艺坛走来，而且脚步铮铮。她能够这么长久地没有在观众的视线中消失，并且还一直为人瞩目，我认为她真的是出类拔萃。 当然，评价一个人不能仅仅用是否成功来衡量，但成功往往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晓庆真的很能吃苦，我忽然觉得有些惭愧，应该说她是我见过的最敬业的女演员之一，当然是屈指可数的了。都说她脾气不好，但是我没看见她跟谁发过脾气。拍戏的时候，无论冬天夏天，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什么气候、什么身体，她都会坚持在片场，而且很有兴趣和热情。有时她会坐在一边等候几个小时，如果是我可能就会着急了，可她还在那儿玩游戏机，在和人聊天。她每天化妆就得用去两个多小时，很烦的，尤其是拍古装戏，头饰非常重，在头上顶着，抓着头发。梳头时自己的头发和假发加在一起很重的，一顶就一天。服装也是，长裙子、长袖子，里 的一大堆，很不舒服，但她每天都是这样搬个凳子在一边等。我觉得这些辛苦和耐心是一般人都难以体会的。演员这个行当其实是很苦的，不仅仅在心，还有身体。
无论如何，刘晓庆是个大明星，从我见到她的那天起，就突发奇想地认为她就像是被绑到了风车上，被一股强大的风吹得不停地跟着风车旋转。下来就意味着失败。这次刘晓庆应该说是摔了下来，摔得很痛，然而她坚强地又爬了起来，又去一部接一部地拍戏，她披星戴月，昼夜兼程…… 以刘晓庆的聪明完全可以用别的手段去赚钱，或是可以嫁个大款，出国也是很好的选择，她没有这么做。当初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出国，她说：“我离不开银幕，离不开我的国家，离不开我的朋友。”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也绝无说他人不是之意，只是假设，如果她选择了不是“我的路”会怎样呢？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最让我吃惊和敬佩的是她的胸襟开阔和坦荡，她仿佛不计较任何荣辱得失，很坦然地进去、出来，不去理会个人恩怨。她是一个豁达的人，一直往前看，她眼睛里只有前面美好的憧憬。她不管身后的事，积极地朝着前方的美景奔跑、追逐，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是一个很乐观向上的人。 她是个女人，是个女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她今后绝不会触犯法律。作为朋友，她没伤害过我，我们就永远是朋友。她常说：“我在秦城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惦念她，从不担心她的生死、生活自理能力、精神状态等等。只是这个环境和那个环境的区别而已，也就是不能玩了，不能唱歌、跳舞、去饭店聚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她的是非曲直，自有公断。我现在说的，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一个演员和另一个演员的友情、交往、共同的经历…… 人一生不可能特别顺利，遇到灾难时人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晓庆的承受力要比一般人更强一些，因为坚韧早已是她性格的一部分。在我眼里，她依然是从前那个没有变化的刘晓庆。
牛朝阳：年轻的音乐人，《281封信》的编剧、导演。该剧是他的第一次触电。2002年被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看好剧本后，他又毛遂自荐争当该剧的导演，刘晓庆力排众议，决定启用新人，推出这部青春偶像剧，圆他一个导演梦。天有不测风云，《281封信》因刘晓庆税案戛然止步，他的导演梦也就变成了一个彩色的泡泡随风飘散了。 2004年2月1日《281封信》正式开机，牛朝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导演，刘晓庆也如先前承诺的帮他整体把关，在充当制片人和艺术总监的同时还在剧中出演方美慧，为他的全剧“添了一把火”。牛朝阳也许从此便成为炙手可热的音乐人和名导演了。 总是快快乐乐的，忙忙碌碌的，如孩子般天真，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刘晓庆老师。 第一次见刘老师应该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吧，在电影《瞧这一家子》里。第一次见她本人是在《火凤凰》拍摄现场，时间好像是2001年夏天，在京城北部某仓库，仓库里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山洞。 我去探一个朋友阿威的班，正在仓库外转悠，听到有人说刘晓庆来了，看过去，只见一个很随和的女子下车，笑着和周围人打招呼，进仓库去了。当时也没觉得怎么光芒四射，心里还说很普通嘛。 第二眼印象在我脑海里更清晰一些。刘老师扮演一位旧上海女子，走进昏暗的山洞，来回地看，叫一个人的名字，眼神很急切，很迷惑，很天真，还有几分无辜、无助。拍了好几条，那清丽的旧上海女子茫然四顾的样子便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了。 又看了刘老师拍其他场次，拍戏真的很累，一遍一遍重复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坚持不住，纷纷被枯燥打败逃走。要不是为了等阿威，我也早闪了。刘老师却一直很认真，很热情，每一遍都用心地讲台词，还亲自跑到监视器前看把她拍得美不美，而有些镜头再电视剧里用的时候，恐怕才不到两秒钟。还对有点疲惫的工作人员讲：你们别怕麻烦，要拍好，观众都知道我年纪不小了，知道把我拍年轻拍漂亮都是你们的功劳—这些话只记得大概，但下面这句一定是原话—你们要尊老爱幼嘛。 刘老师第一次见我是在晓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2年刚过完春节，靖军总经理就打电话，说刘老师看了我编剧的《极度流行》（后来被刘老师改名为《281封信》），要见我。 我爱人也想见大明星，就一起去了。在公司接待室里，刘老师来了，和我们面对面坐着谈话。这次距离很近，看得很清楚。看上去她也就三十几岁吧，不可思议的年轻，美丽得近乎精致。下午的阳光穿窗而入，把刘老师的额头照得亮晶晶的，眼神活泼灵动，动作语言随意洒脱。10分钟以后，开始间或开个玩笑，谈到夸张的事情，她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这次我多少有点紧张，觉得刘老师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再我心里实实在在地光芒四射了好一会儿。刘老师把我表扬到让我随时要晕倒的地步，说她从来没看过这么好剧本，一口气看完满眼泪花，说她拍了这部戏我就火了。她还叮嘱我火了以后的几条注意事项，还说年底我的手机就会被打爆，我爱人的手机也会被打爆。最后，我和我爱人就像是两个被吹起来的大气球，晕晕乎乎地飘回了家。 筹拍《281封信》期间，我帮着挑演员、排小品，见刘老师的次数就多了，有一阵子几乎天天见。 刘老师很忙，走路很快，手机电话不停地打，风风火火的，总是有很多事情。我问她把自己搞得这么忙、这么累干吗？她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刘老师特爱开玩笑，但必须是熟人，无论有头有脸的要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和她熟一点，都会被她开玩笑。大家一起吃饭或者聊天的时候，一定是她声音最大，话最多，说说这个，逗逗那个，像一只刚学会飞翔，在树林里兴奋乱撞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遇到不大认识的人，她才变得沉静。 趁刘老师赏识我，我开始闹着当导演。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都说不清我是怎么争取到导演这个职位的。我的争取自然有几分执著感人，也狂下了一番功夫表现自己，但刘老师最后居然真的答应了，还是令所有人意外，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要知道，当时的我，毕竟没有任何实际的影视剧导演经验。 再后来，事情演变成《281封信》被搁置。在这期间，我获得了和孙树培导演联合执导我的另一部戏《少女总裁》的机会，有这么一个台阶，独立执导《281封信》的把握当然就会大一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刘老师于我有莫大的知遇之恩。 刘老师说话很直，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她会立刻表态，直言不讳，所以肯定有人对她有意见。但刘老师遇到欣赏的人和事，也会立刻表态，大加称赞。长期以来，刘老师就一直很赏识我，我当然觉得刘老师又好又伟大。 除了在影视剧里，我从来没见过刘老师发愁的样子，包括税务风波前后。靖军被带走以后，刘老师和我通电话，多数时候竟然依然说《281封信》剧本怎么改，怎么拍，有时候我忍不住问那件事究竟严重不严重，她会答一句“挺严重的”，但语态之从容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还笑着说如果她进去了，要我给她送辣椒。
一年多以后，2003年8月下旬，在玫瑰园又见到刘老师。去的路上，我是抱着恍如隔世的感慨准备好好安慰一番刘老师的，没想到，她那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还是那么热情快乐，清瘦了些，反而让她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倒是我嘟嘟囔囔地抱怨说我的手机别说被打爆，简直就没人打，反过来还要刘老师安慰我。 就要拍《281封信》了。刘老师还在横店的时候，打电话让制片主任通知我和所有演员，说如果这部戏我们火了，每人请她吃一碗面。后来又追问主任说了这事没有，主任说说了；又问主任我们答应了没有，主任说都答应了。刘老师是认真的，后来我跟演员聊起这件事，知道了她跟女一号约的是吃一种四川面，跟女二号约的是阳春面，而跟我说的是一种陕西面。 周围的人对刘老师有不同的称呼，有的叫晓庆，有的叫晓庆姐，有的叫老板，我称她为刘老师。因为，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一个人，总是快快乐乐的，忙忙碌碌的，如孩子般天真。
陈孝英：喜剧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任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中华梨园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华曲艺学会、中国视协喜剧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幽默的奥秘》、《喜剧美学论纲》、《世界喜剧艺术概观》等53部著作，发表文章500篇。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视协“特殊贡献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理论文章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数十项奖励。 他在《自传》中对自己人生的“错位”有这样的概括：“生于南国之滨，大半生却注定要在北京的四合院和西安的大杂院里度过；喜爱以形象思维见长的文艺创作，几十年教书和经商生涯却注定要跟枯燥的外文字母及阿拉伯数字打交道；性格本缺乏幽默因子，后半辈子却注定要与‘喜剧’结下不解之缘。” 2000年起他决定“换个活法”，下海从事文化产业。不料前半生只知读书写书的一介书生，在出任北京华百年传媒投资公司总经理后所遇上的第一个项目，竟是跟大名鼎鼎又刚刚取保候审的刘晓庆合作—作为投资方代表参与拍摄青春偶像剧《281封信》。通过与刘晓庆短短几个月的频繁接触，对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诸多旧友的认识，于是我们便读到了下面这番有着文艺评论家独特眼光的审视。 人们说，刘晓庆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女人。 她自己也多次表白：“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下了上面那个标题。 原因之一:经过各种善意的和未必那么善意的描摹、渲染、炒作乃至虚构和加工，她已被制作成无数个拷贝，但据我十分肤浅的近距离观察，那不是她，或者说只是雾里的她。 原因之二:在以往每次风波之后，她几乎都要感慨万分地宣布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惟有最近这一次未见她本人宣布过什么，但感慨于她终于开始成熟了的人反倒日渐多了起来。然而越是这样，我越发从她的沉吟、沉思，乃至沉默中生出 “雾里看花”之感，而且随着与之交往日深，这种感觉也在不断加深。 晓庆是涪陵人，其故乡素有“雾重庆”之称，我们不妨透过缭绕于山城上空的重重迷雾，来透视一下这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雾都“魔女”。 遍体鳞伤的雷者 20多年前，一部《小花》震撼了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一句台词的翠姑裸着膝盖在石阶上跪行，殷红的血水宛若飘零的花瓣滴落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我记住了这个陌生而又大众化的名字—刘晓庆。 20年后，我作为电视连续剧《281封信》的出品人，和出任艺术总监兼主演的她共进晚餐，酝酿拍摄事宜。席间她劝我少点两个菜，我笑答：为了请翠姑吃这顿饭，我等了整整20年。 是的，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她吸引了我们几代人的眼球。 她所到之处，记者云集，行止坐卧，遂成新闻。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皆有可能成为媒体的爆料。 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一部《我的路》，曾使洛阳纸贵，引来万民声讨；一句“我是最好的”，更令习惯于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瞠目无言。 在这位笑傲影坛、浮沉商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艺术家兼文化产业经营者身上，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她睥视万物、我行我素的性格，却忽略了被这层狂傲外衣包裹起来的那种永不妥协的叛逆精神。 她似乎是个与生俱来的叛逆者。而且总是一叛到底，既不允许改良，也不俯就折衷。 她似乎是个与生俱来的行动主义者，总是走在奔向下一个目标的路上。 叛逆招来了流言和非议、批判和压抑。她的回答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抵拒。她不屑理会身上的脏水和脚下的雷群，对她来说，似乎周围空气中压根儿就不曾振动过那一阵高过一阵的围攻声浪。 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听命于惯性和任性，把已经开了头的事干得更大、更快、更张扬。 她的性格已无力阻遏，她的狂热已无力降温，她的悲剧已无力回天。 于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自己的嘴和手伤害得遍体鳞伤。 她坦言：“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 一家刊物披露她在秦城中曾对律师说：“从进来的第一天我便不许自己流眼泪，然而我没有做到。一个演员经常为虚构的故事流泪，谁又能在真实的遭遇面前不痛苦呢？我在体验我的生命低潮，也在体验别样的人生。” 从秦城出来之后，谈到自己在里面的感受时，她也说过：“从影以来总觉得天大的事我都有办法解决，‘进去’以后才知道我也有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时候。直到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多么无奈！” 这是一个遍体鳞伤的雷者舔着自己伤口时的痛苦反思。 无所不能者终于无可奈何。自信者终于不再自信。叛逆世界者终于开始叛逆自己。这就叫“物极必反”吧。 在我看来，这位遍体鳞伤的叛逆者一生中不仅总在跨越雷池，而且几乎永远都在雷阵。一般的人一生中上一回雷足以谈论一生，而她却不间断地奔走于若明若暗、星罗棋布的大小雷群之间。地雷炸断了胳膊，炸飞了耳朵，炸折了腰，然而硝烟散尽之后，人们发现，她依然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延缓自己飞奔的脚步。
是的，对世俗和陈规的叛逆无可非议，抵拒亦无须厚非，可是，当感性大于理性、意志大于思考、欲望大于认知时，这种搀有盲目性、偏执性和狂热性的叛逆及抵拒，是不是也会指错方向、甚至南辕北辙呢？ 其实，真理与谬误仅一步之遥。乘上真理的东风，你会所向披靡；但若向谬误之渊偏出哪怕仅“一步之遥”，你也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时，事物就会朝自己的反面转化，喜剧就会向悲剧交出接力棒。 要弄清这“一步之遥”最终的分水岭，实在是一场高难度的手术。得像谨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刀切下去，疮痍尽除而不上血肉。 脏水当然要泼掉，孩子却一定要留下。 我们的雷者终于安静下来，开始认真地反思了。 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呢？ 不断越境的“不倒翁” “不倒翁”是姜文对晓庆的评语。他说，晓庆“如同站在海洋中的冰块上，虽然履着薄冰，却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一直屹立不倒，是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尽管“履着薄冰”，却能够始终“屹立不倒”，这确是她进秦城之前独特人生的独特写照。 是的，有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她倒下，能够使她停下迈向目标的脚步。 在这位从来没有倒下过的“不倒翁”身上，人们追寻到的动因大抵是“意志”、“承受力”、“气度”之类，但似乎忽略了一个远非细枝末节的“奥秘”，那就是姜文所提到的她“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即她一生都在不断地“越境”。 姜文的话客观地描述了她始终“屹立不倒”的行为过程，而我想强调的是：她之所以能够做到始终“屹立不倒”，是因为她具有不断“越境”的开拓性、创造性思维方式。 “我从来喜欢做新的事。” “一个人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反复证明一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成功的事情。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人生。” 这两句话引自她那本长达451页的《我的自白录》之409和410页。在与她合作拍片的过程中，她对我说得最多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弃旧图新者。痛恶恋旧，钟情创新。 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既不允许重复别人，也不允许重复自己。既不允许重复昨天，也不允许重复前天。既不允许重复失败，也不允许重复成功。即便是成功，也得透出一股新鲜劲儿！ 所谓“越境者”，即跨越边界的人。边界是临界点，也就是危机之处。越境者往往要面对危机。晓庆本人说过，她“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由一个个危机构造而成”。年轻的哲学家彭富春告诉我们：危机既包含着危险，也包含着机遇。越境者所跨越的最大的边界，是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任何一个边界的转换都能为越境者敞开新的地平线，在那里可以看到大地上最美丽的风景：日出与日落。 她似乎一生都在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往返跨越，危险和机遇永远同时与她相伴。边界成为这位冒险家的乐园，她乐此不疲，因为“越境”总能为她“敞开新的地平线”，从“日落”走向“日出”，从“无”走向“有”，从“死”走向“生”，从“危险”走向“机遇”。 对此，她本人有一段生动的自白： “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再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面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 曾经踌躇满志地扬言“这辈子我平静不了”的她，终于平静地坐在摄像机面前对吴小莉说：“我首先要承认的是我失败了”，“成名”和“成功”加上“渲染”和“夸张”造就了我的“张扬”，导致了我的“失败”。 不断越境的“不倒翁”实现了迄今为止自己的最后一次越境：从成功的峰巅跌入迷失的谷底。 但愿这次越境并非她人生的最后一次。 但愿一觉醒来，在“新的地平线”上，明天重新为她捧出一轮充满希望的“日出”。 我们的越境者经历过炼狱的洗礼之后，最终能否像一只火中的凤凰一样涅再生，成为人生真正的“不倒翁”呢？ 我们将一起拭目以待。 霸气与柔情并存的“魔女” 一次朋友聚会，有人带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得知此人居然不知“刘晓庆”为何人，她不能自已地出声喊道：“你怎么连刘晓庆都不知道?!” 在养育了她20多年的故乡涪陵，为了拍《皇嫂田桂花》，剧组和老乡发生了矛盾，她头脑一热，竟冲着乡亲喊了起来：“四川好不容易出来我一个刘晓庆，你们还如此刁难我，怪不得四川出不来人才！” 对于这种掩饰不住、也不打算掩饰的霸气，她自己的解释是：“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 有人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种“有棱有角”、“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犹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向‘媚俗’与奴颜提出了挑战”。
也有人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去“挑战”国人的承受极限。 比如，一位和她相识、相知23年的女友告诉我：大概是帝王将相演多了，晓庆不自觉地把艺术人物的霸气带到现实生活中来，这让她吃尽了苦头。 比如，她的一位男友曾对她直言相劝：不要总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不要总对人家把你的年龄说大了耿耿于怀；不要总对人说你自己连门都不会开了，好像只有做不了小事的人才称得上大腕儿。 一次，我谈起因一句“我是最好的”所引起的那场声讨，她说她至今仍困惑不已：“我从不说别人不好，为什么就不能说自己好呢？”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演戏，如果多有几个人敢于像她这样公开宣称自己演得最好，不是既可以自勉，又可以激励别人共勉吗？然而，这显然为我们的国情、民情所不容。那么，究竟是她应该修身养性、削足适履，还是我们的观念应该改一改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她：你尽可以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不必勉强别人都承认你是最好的，更不能强迫别人都按“最好的”规格来对待你。前者或可称为“勇气”，而后者则不免被人视为“张狂”了。 应该说，走出秦城之后，她身上的这种霸气已经衰减了许多，但是，当我看到她的原部下必恭必敬地一口一个“老板”称呼她时，当她以自己特有的跳跃性思维将其属下指挥得团团转时，当她有意无意地打断旁人的话头时，我发现，当年那股霸气的影子在她身上依稀可辨，而且我朦胧地感到，这种挥之不去的霸气已深深地渗入她的性格体系之中，成为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今生怕是难以更易了。 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女人，常常使人感到又是一位柔情万种的女人。 那年她回家，目睹父母亲为了省钱大热天连空调也不开，结果全家都捂出了痱子，一向孝顺的她和母亲发生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激烈争吵：哭天抹泪，声嘶力竭，最后嗓子全部失声。吵毕，她强行给全家制订开支计划，并要求家人留好全部账单，以备她下次回来检查。还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执行，她就把这些钱全部撕成碎片儿扔进大海去！ 2003年8月，我第一次见到她和阿峰。阿峰和我是老相识，按惯例尊称我“陈老师”，她听了笑吟吟地接过话茬对我说：“你是阿峰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以后我也管你叫陈老师，行吗？”接着又冷不丁冒出一句陕西话：“你是阿峰的乡党（老乡），也是我的乡党，对吗？”她那半生不熟的陕西方言配上一抹她特有的狡黠的微笑，把我和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2004年大年初五，在几十位新朋老友的春节聚会上，晚宴结束后她发起组织余兴活动，兴致勃勃地自任报幕，为每一位友情出演者送上几句风趣的赞美和得体的揶揄，并跑前跑后播放伴奏带，甚至趴到地上调整音响，碰上节奏欢快的曲子，还情不自禁地离席手舞足蹈一番。 尽管自己负债累累，还为母亲不舍得花钱大动肝火；尽管自己背负着巨额债务和重重官司的双重十字架，却依然幽默风趣，为朋友送去欢乐 —— 这就是刘晓庆，这就是和那个霸气十足的刘晓庆全然不同的刘晓庆。 说到她的幽默，我发现，那是一种混合着机智、调侃、嘲弄、揶揄还有恶作剧的“冷幽默”，那上面盖有不会误辨的刘氏印戳：言者一本正经地讲述，“纹丝 不笑”；听者一旦顿悟，便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时言者及时地添上两声夸张的怪笑，于是听者爆出“号啕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这种乐天的幽默和童心末泯的恶作剧在她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一次我和她共进午餐，席间说到我们正在写一本关于她的书，打算用15天先拉出一个草稿，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15天太短了。此后又几次三番地重复：“15天真的太短了。”直到席散分手时，她又一次不动声色地强调说：“陈老师，15天实在太短了。”稍作停顿后，又不经意地加上一句：“起码也得16天吧？”说完，还诡谲地朝我挤挤眼睛。 每每看着她这类幽默的恶作剧和快乐的笑靥，听着她那真诚亲切的体贴话，站在我面前的显然是一个柔情万种、魅力十足的女人。说“魅力”还不够， 应该说是“魔力”，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凡走近过她的男人，尽管分了手，尽管恩怨重重、天涯海角，仍对她情牵梦绕，断难忘怀；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她误会至深的陌生人，只要一走近她做近距离观察，就会误会尽释，从她身上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可爱女子。 是的，她身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魔场”，弥漫于其上空的是各种彼此既相冲又相补的“魔气”。初识她时，我把她身上同时拥有的霸气和柔情怎么也对不上号，待处久了才发现，原来二者之间不仅有抵牾，也有相通：她的霸气中往往不乏天真和人情味儿，正如她的柔情中也往往不乏霸气和任性。奇怪的是，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性格侧面在她身上居然没有相抵相克，反而相得益彰，从而造就了这样一位霸气与柔情并存、魅力与魔力共生的奇女子。 这种霸气与柔情“并存”的关系，和她对电影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她在《我的自白录》中谈到电影时饱含深情地写道：
“啊，电影，你这个海洛因，你这个罂粟花，你这个鸦片烟，你这个让人受尽磨难又让人上瘾的东西啊。” “没有任何一项事业像电影这样甘苦并存得如此绝对，如此极端。” “她是这样地魅力无穷，使你一生都对她矢志不渝……你会觉得任何其他的事同她相比都淡而无味，兴趣索然……” 去掉一个最高分：“矢志不渝”；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海洛因”。 如果把这些描述电影的语言移用过来，描摹其作者那诸多侧面并存得“如此绝对，如此极端”的多面性格，是否也有几分神似呢？ 从不服输的反思者 1986年，晓庆正在外景地拍《芙蓉镇》。春风得意的她就“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大概说了8次”这样的话：“这部戏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 突然，有人毫不客气地把她噎了回去：“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此人便是她的好友兼搭档姜文。这一年他才22岁。 尽管她听到这番话觉得“犹如在背后猛击一掌”，尽管她自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捕捉反面信息就是我的特长”，但这时的她已被太多、太轻易的成功冲昏了头，只记得曾闯过五关，不记得也走过麦城。因此，从不言败、自信今后也决不会失败的她，只需要凭着自己那百试不爽的先验感觉，沿着既定的方向朝前走去，而不必回过头去检视、反思此前所走过的路。 正因如此，这时姜文所提供的“反面信息”根本就不可能改变她的任何思路。她那所谓“特长”其实并不“长”，更不“特”，它得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之后才会真正属于她。 17年后，2003年10月18日，当她走出秦城，走到凤凰卫视的采访话筒前全面反思自己的人生时，她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在背后猛击一掌”，什么叫“听取不同意见”和“捕捉反面信息”。 从不服输的她终于坦然承认：“现在觉得我特别失败，事实上我艺术家做得不是非常成功，经商更不能说是好的，需要重新定位。” 而曾几何时，她不仅自诩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发出了“无敌最寂寞”的喟叹，而且自诩是“颇具规模的企业领导者、决策者”，发出了“‘人’要一撇一捺才成其为人。拍电影是一撇，做生意是一捺，……一撇一捺才是完整的人生”的感慨。 从不服输的她终于坦然承认：太“张扬”“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问题和障碍”，“这些都是造成我失败的原因”。 而曾几何时，她竟然公开宣称：“假如我不嚣张”，“不霸道”，“就不是刘晓庆”。 从不服输的她终于翻然悟及：“船一定要在大海里才能航行，有大海就会有浪花”，船若翻了，“你能怪大海吗？”“没有什么是可以责备的。” 而曾几何时，她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永远充斥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怨天尤人：怨穷，怨累，怨“活着没意思”，怨电影“残酷冷漠”；怨媒体，怨公众，怨合作者背信弃义，怨生活伴侣不近人情……惟独不怨她自己。 观其今忆其昔，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的她会说：“我要特别感谢这个事件”；为什么今天的她要说：“这段日子就像铁制的版画，色彩比较单调，但是很深刻。就像小溪秘密地流淌，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这是因为，这个事件还给了我们一个真正开始成熟起来的刘晓庆。 我之所以说“真正”，是因为20年前，她曾经自以为“成熟”过一次，那是在《我的路》经受了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之后。《我的自白录》记录了她那石破天惊的自白： “藏起真诚与纯洁，用谎言和虚伪做先导。我再也不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了。” “三把两把揪下自己身上要做乖孩子的遮羞布，我变成了一个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成熟女人。” “经过这次《我的路》炼狱的磨难，我由生铁变成了钢。” 这里，痛感自己的真诚受到了亵渎和伤害的她，由义愤而激烈，由激烈而扭曲，于是为自己，也为世人树起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 真挚 + 纯洁 + 乖孩子 + 遮羞布 = 生铁 + 不成熟； 谎言 + 虚伪 + 我行我素 = 钢 + 成熟。 历史老人容忍了20年。 2002～2003年间，一个名副其实的“炼狱”把当年她一气之下揪下的“真诚”和“纯洁”这两块“遮羞布”又重新还给了她，把“我行我素”的任性孩子又重新教育成“乖孩子”，把海市蜃楼式中的“钢”又重新回炼成货真价实的“生铁”。正如她自己所言：“现在是负数，还没有站到起跑线上，正朝起跑线走过去。”“过去我没有站在地上，现在是塌塌实实地站在地上了。” 经过横跨两个世纪的一个轮回，她就像是杂技演员手中的飞去来器，绕场一周之后又回到了起点。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成熟”？什么是“百炼成钢”？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反思”？她终于悟出了一点什么，她终于脚踏实地地站在大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朝起跑线走去。 她又一次充当了人们的一面“镜子”。何止是镜子，没准儿还有可能成为世纪之交国人的一部人生教科书呢。
这也许就是“铁制版画”和“秘密小溪”的“深刻”之处吧？
申小雨：60年代末生人。坐过机关，也干过外企；涉足过房地产、进出口，也做过翻译、记者；曾不甘心给别人打工自己开了公司，却承受不了经营之苦又重新塌塌实实地去挣工资。本来想找个只用小脑不用大脑的“助理”的工作，没成想老板要写书，而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经历让我在这个需要大量采访的任务中无可选择。 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新闻的第一要素是客观真实”的概念，让我在写这个娱乐圈里是非最多的人物时倍感艰辛。本来是个只爱读书，从未想过要写书的人，一动笔竟触动了一个名人和一个名人圈。累、难、苦，由衷同情那些在娱乐圈里笔耕不辍的文字工作者们。 大概是12岁那年我拍过一张侧面照，取相片的时候，照相馆的阿姨拿着照片跟我对照了好半天，几个人频频点头说：“还真挺像刘晓庆的”，“瞧那眼神也挺媚的”。当时也搞不清“媚”是不是个好词，但说我像刘晓庆着实让我美了好一阵子，不管谁到我家都会让人家看看我这张照片，还附加一句“人家都说我像刘晓庆”，好像自己跟这个大明星也有了某种联系。从此便不管能不能看懂，只知道凡是有刘晓庆的电影就要去看。也许，那便是我懵懂之时开始对刘晓庆的关注。当然，关注她的人不只是我这样的“小毛丫头”，80年代初在大众公认的不多的明星中刘晓庆是很容易被大家记住的一个。至今我不仅仍能记住那个跪着抬担架的“真小花”，还有那个《瞧这一家子》里“把他打蒙”的售货员。 时光荏苒，20多年过后，有机会跟刘晓庆真的面对面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早已学会了克制，虽然内心充满了探究的渴望，却也能安静地坐在一旁冷眼观察。此时的刘晓庆已由一位风光无限的大明星，变成了一个刚从秦城 “取保候审”出来的身无分文的“亿万富姐”。那是我到华百年公司上班的第一天。虽然一天里一连见了公司的若干个老总，陈老师（华百年总经理）向我介绍了公司正在运作的若干个项目，但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可能会很有前景的项目——跟刘晓庆合拍一部名叫《281封信》的电视剧。当天晚上，我就随公司的几位老总一起在重庆饭店见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主角，也是大名鼎鼎、是非不断、刚刚度过“牢狱之日”的大明星—刘晓庆。 这是不用介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那张脸，那天凤凰卫视吴小莉对她的采访刚刚在报纸上转载。我们一起在饭店的一层咖啡厅吃自助餐，席间大家谈论着报纸上的转载文章，以及《281封信》合作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搞喜剧理论出身的陈老师在注意分寸地跟她开着一些玩笑，于是我便能够抽空专心地在一旁观察。见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真显年轻”。我坐在她身旁，具有最佳的观察角度。用女人看女人的那种严格审视的目光，我努力搜寻着她是否做过整容、是否满头白发被染成了黑色的蛛丝马迹。她可能早已习惯了应对各种审视的眼光，依旧谈笑风生地跟大家开着玩笑，有意识地调节着餐桌气氛，使每个人都不致太过拘谨而显得尴尬。 我近乎不礼貌盯视的结果居然是没能找出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像是一个30多岁的美丽女人。不禁感慨明星毕竟是明星，不管岁月如何磨砺，竟然还能光彩依旧。也想上帝还是公平的，既然给了你如此姣好的容颜和无限的风光，现实生活中当然也要给你制造一些挫折，有大起又有大落，人才能脚踏实地地生活。 陈老师拿出了上次他们在一起时的合影，晓庆看到照片后说:“陈老师，真不好意思，居然两次跟您见面穿的是同一件衣服。”我插了一句，“是忽略了这个细节”，她侧过脸来诚恳地跟我说：“实在是没有几件衣服可换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都觉得秦城的生活可能是她一个巨大的阴影，话题都在有意回避着这段经历。可晓庆好像并不忌讳，在介绍妹妹时就来了一句：“这是我的同案嫌疑犯刘晓红。”大家都不由得一怔。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凤凰卫视对她的采访，不知道对这段经历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反思，但她的话不禁让我瞪大了眼睛，意识到面前的这个刘晓庆可能有很多层面我们还不够了解，但肯定不是我印象里的那个表面张狂的刘晓庆。也许从媒体中认识的那个刘晓庆是真实的？也许是这场磨难使她有了很大变化？究竟真实的刘晓庆是什么样子呢？正是这次见面后陈老师便产生了出一本关于刘晓庆的书的计划，我也欣然受命，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计划的实施者。 如何才能反映一个真实的刘晓庆使我们大伤脑筋。20年前，她便写了一本自传体《我的路》，使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后来她又出了好几本书 ，其中也包括那本把她标注上“亿万富姐”头衔的《我的自白录》。而别人写她的不是打官司的对手，就是闹离婚的丈夫，再就是一些根本没见过她本人却拿着道听途说得来的素材七拼八凑的人，这许多人笔下的刘晓庆有着太多的面孔，如何找到描写这个众说纷纭的人物的最适宜角度？于是我们想到了她的朋友们，想到了那些近距离接触过她的、了解褪去了明星光环的刘晓庆的人，他们眼中的她可能更接近真实。采访刘晓庆的朋友的工作便由此展开。 对朋友的采访是从韩兰芳开始的，正是这次成功的采访促成了我们对本书体例和角度的确立，也让我对继续接触刘晓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朋友充满了期待。收录到书里的每个人都充满了鲜明的个性，每个人的经历都丰富得可以独立成书。有趣的是，直到完成采访后我才发现，这几位朋友中的“故交”竟是清一色的女性，而我在多次参加晓庆跟这些老友的聚会中，也着实领教了其玩笑和揶揄之中闪现的智慧和亲昵。
这里必须提到晓庆的一位老友，她是我们与刘晓庆合作过程中的线索式人物，是这本书中很多朋友的引见者，同时也是晓庆生命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在对她的采访完成后，她坚决要求在书中隐去她的名字，于是我们采用了晓庆本人也是我们大家对她惯用的称呼“大姐”作为她那篇文章的署名。但就在书稿即将交稿之时，我们这位可敬可爱的大姐又一次坚决要求我们把她的文章拿掉，理由是：“出书这样的事我不想给她当陪衬，到我出书的时候让刘晓庆给我当陪衬还差不多”。而我们深知她是能为晓庆两肋插刀的人，是一直用行动表达着对晓庆深情厚爱的人，可其刚、其狂、其傲足以使刘晓庆“小巫见大巫”，媒体眼中那个狂傲的刘晓庆在这帮朋友中其实是极温和也是露不出锋芒的。 今年大年初三，晓庆邀请我们华百年公司的几位老总和她的一干老友在马克西姆餐厅聚会。宋怀桂女士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她是皮尔·卡丹中国区总裁，也是马克西姆餐厅的股东之一。这是一位雍容大度又智慧幽默的长者，也是晓庆20多年的朋友。大家都到齐了，只有晓庆还没到，这时就见我们那位火爆脾气的“大姐”隔两分钟就是一个电话在催晓庆：“你到哪儿了？怎么这么笨！在崇文门！”“崇文门都找不到？简直气死我了！你急死我了！”“怎么还没到？谁开的车？这么笨得要死！”……晚餐的气氛也就在这热切的通话中弥漫开了法国葡萄酒的气息。 我们的主角到场时，我们可爱的大姐抢先冲上去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晓庆赶忙赔罪：“真对不起，来晚了，今天是晓红开车，她不认识路。”接着又半开玩笑半嗔怪地对大姐说：“人家大过年的都说些吉利话，什么恭喜发财啦，健康平安啦，只有你，还没见面就又是骂又是死呀活呀的！”说完，她还是乖乖地坐在大姐身旁。那天长条桌两侧大约坐了有20来人，谁要想讲话让大家都听到就得放声大喊，每每晓庆开口讲话总会被大姐截过去，而且要连拉带拽，又打又闹的，很是开心。晓庆可能怕我们这些新朋友不习惯，就假装跟我们抱屈：“你们看，人家还说我是‘中国影后’，哪里有我这样的‘影后’被人推来搡去的，连脑袋也要被人拧来拧去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身份嘛。”而其情之浓、其谊之密，早已毋须言表。 大姐拿掉的文章中有这样两段话很能代表刘晓庆422天生活的状态，摘录于此，以便让读者能够零距离地听到晓庆的心声： 她出事后第三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见你，我特别想见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面我就掉泪了。她说：“你哭什么呀？我不就是从巴黎度假回来吗？”“你别哭啊！你把我当成是从巴黎度假回来了，你看我漂亮了吗？”姜文就说：“瞧你那样儿，要知道是这样，你多待两天好不好？还漂亮了？怎么回事呀你？”她就是这样，别人特别难过，她会用特别俏皮的话遮掩过去。看见我们掉眼泪，她那么一遮掩，我们大家一笑，她也就过去了，其实她心里肯定也特别难过。 很多人奇怪，她出事之后怎么还那么水灵，脸上还泛着光。我说是她的心态好，好得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她的精神上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打击。她进去后我特别担心，担心她会不会疯了，从那么高的一个高度一下子跌下来，怕她精神上会崩溃。她的心理承受力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她跟我讲：“在里面虽然只有8平方米，4个人，我就经常闭着眼想像，想像我前面是一大片森林还有遍地的鲜花。吃得不好，我就想像各种美好的东西，想像中的美好生活给了我很大力量。” 她说:“这次出来，对人生的认识真的挺深刻的，对自由，对朋友，对亲人都应该很珍惜。以前忽略了很多亲情、友情，现在知道了，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出来后，晓庆有一次从横店拍戏回来，跟我说她又看见唐国强了，她说唐国强也挺快乐的。唐国强也算是大腕儿了，现在来演几个配角，也没什么钱，但是他还是来演了，大腕儿就不能当配角了吗？晓庆现在能特别平和地对待每一个朋友，由衷地喜欢每一个人，接受每个人的新观念，接受每个人给她的感悟。晓庆过去肯定是不会去做配角的，就是总想到自己是个腕儿，现在她能甘心在《281封信》里演配角，在以前的确是绝不可能的事，但她现在做到了，就说明了她在很大程度上的变化。 本来，在本书中还可以有宋怀桂、唐国强等更多老友的文章，由于交稿时间所限，加之采访对象跟采访时机总是谋而不合，使很多老友未能再给我们讲述更多的故事。在书的策划方案中原来还有采访陈国军、王建中等人的文章，这些曾经爱过、恨过的人，现在不知对刘晓庆是何种态度，他们本该归为书中的“故交”部分，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跟他们联系上，也许对他们的采访会更精彩，也许他们的观点会超乎人们的想象，也许曾经反目成仇的爱人、朋友又能不计前嫌重修旧好，但书要截稿，也许已没有也许了。 朋友中，除了陈老师本人就是本书的编者不需要采访之外，其他人则一律都是我的新识，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很多色彩或是光环：郑明明的柔美与精明，韩兰芳的细腻与贤淑，徐松子的开朗与才情，钱列阳的犀利与儒雅，许兰亭的宽厚与平和，刘少雄的热情与务实，牛朝阳的谦虚与执著。
我只是采集了他们眼中关于刘晓庆的某一个侧面，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而每一个采访对我来说都是对人生的另一种透视。每个人都像是一面镜子，我有幸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为自己竟树起了这许多的参照，在梳理刘晓庆成长道路的同时，也在追寻着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一面面质地上乘的“镜子”，使我能更清晰地寻找自己的目标，并要脚踏实地朝那目标迈进，哪怕每天只是一小步。 2004年4月6日下午2点，我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3法庭的旁听席上生平第一次旁听了法庭审理和宣判。虽然我既非原告也非被告，但坐在旁听席上听着法官宣读那长达84页的判决书，看着被告人靖军穿着羽绒服头发有些蓬乱的背影，一种莫名的感受在心中弥漫开来…… 走出法院的大门，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阳光下初春的气息又一次在我身边盘旋…… 案子宣判了，书稿也要完成了，我终于又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