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北京。崇文门。马克西姆餐厅。 因税案身陷囹圄422天的影后刘晓庆取保候审出狱，在这里与她的朋友们聚会。 北京人都知道，这家名为“马克西姆”的西餐厅，是除莫斯科餐厅之外在北京开办的第一家外国餐馆。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它是在东西方阵营壁垒森严水火难容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地位显赫的国家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神秘、堂皇而又谨慎的国度的首都开的一家专营西餐的馆子。这件事情本身在当时北京人的心目中所引起的震动，恐怕不亚于今天的“神五”发射成功。 神秘奢靡的法国资本家在社会主义中国首都开了餐馆，这恐怕是中国关隘开放、西风东渐的标志之一。从那时起，马克西姆在绝大多数北京人的眼里始终保持着它的神秘和高雅。它像一个不事张扬不矜自贵的美丽而年长的公主，使很多人望而生畏，只敢远观而不敢亵玩。在昂贵的价格早已不是障碍的今天，阻止多数北京人脚步的是它的纯法兰西式的文明。那种宁静的热情、高贵的周到、逾20年之久而不稍同化于东方文化的矜持，使多数习惯于啸聚而不喜欢雅谈的北京人在它肃穆沉静的门前踌躇止步。 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使马克西姆成了真正的贵族沙龙。到这里来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谈。精明的北京人都知道，这里不是饕餮的地方，而是满足纯精神交流的佳境。 选择马克西姆的原因很简单：刘晓庆和她的朋友们熟悉这里，没有其他的特别意义。 刘晓庆想见而又能来的朋友都来了。他们默然走进那并不宽敞也不显得多么豪华的旋转木门，与其说是来吃法式菜肴，不如说是来享受至爱亲朋之间暌违既久劫后重逢的“情感大餐”。 刘晓庆是这“情感大餐”的主厨。20多年纵横影坛笑傲群芳的烹油烈火；十数载浮沉商海砥砺人生的苦辣酸甜；422天牢狱生活面壁反思参悟圆缺的得失感喟……清澈澈奔来眼底，热辣辣涌上心头。这七情缱绻五味杂陈的“情感大餐”，直叫兴冲冲赶来聚会的高朋雅客百尺衷肠翻滚，一腔热血沸腾；上前来，一声呼喊，执手相望，竟无语凝噎。 顾盼生辉风采依旧的刘晓庆，笑语盈盈，道不尽朝思暮想的渴念；春风满面，掩不住愁肠百结的凄惶。正所谓垂泪眼观垂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那一天的马克西姆，酒浓菜香，人生况味齐至；情深意远，个个百感交集。所有的人都在祝福刘晓庆：迷途未远，来者可追。
这是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也是个信息多元化的年代。中国人早已背弃了几十年前万民景仰一人、天下同出一声的思维定势，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自己的追求，爱好着自己的爱好。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任何行业任何个人，可能会引起某一层面公众的关注，却不再可能引起全体意义上公众的关注。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却就有那么一个人，始终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始终被公众殷殷注视，时时关心。她所到之处，记者云集；行止坐卧，俱成新闻。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可能成为媒体的爆料。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一部《我的路》，曾使洛阳纸贵，引来万民声讨；一句“我是最好的”，更把习惯于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惊得瞠目无言。她成名既早，享名已久；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口无遮拦每每遗人话柄。她浮沉商海，笑傲影坛；睥睨万物，惟我独尊。敢问斯人何人？演员、制片、导演、大众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刘晓庆是也。 造化弄人也助人，命运的轨迹，在不经意间位移，被刘晓庆紧紧抓住。 刘晓庆，四川涪陵人，上个世纪60年代末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彼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一个小地方的小姑娘，纵然面容姣好、心比天高，却也无奈于时势。被当时上山下乡的潮流裹挟着，刘晓庆进入宣汉县农场，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那里，她挖地、种田，每天累得头昏眼花，腰酸背疼，累得发下一个荒唐的誓言：谁要是帮我挖地，只要能坚持8个月，我就嫁给她！如果不是命运的垂青和在机遇来临时纠缠如厉鬼的执著，她多半会湮没在苍山荒岭碌碌无为的劳作中，成为人妻、人母，心无旁骛地做一个操劳升斗、计较米柴的村妇。所幸这个“帮她挖地”的小伙子没有出现，才使世上少了一个农妇，多了一个电影明星。 造化弄人也助人，命运的轨迹在不经意间位移，机遇的灵光被刘晓庆抓住了。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刘晓庆酷爱演戏，天分加上勤奋，再加上机遇的眷顾，使她只在农场劳动了一年就脱下农装换上戎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演员。在“七亿人民八个戏”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文化艺术园地一片肃杀，演员的头衔远没有今日这般花团锦簇耀眼生辉，何况当时的刘晓庆只是一个刚刚洗净泥腿摘掉斗笠的新兵。因此，在旁人看来，刘晓庆当了演员，最大的意义也不过是从此跃出“农门”吃了“皇粮”。谁也未曾料到，这个梳着小辫满脸稚气的毛丫头会成为日后中国影坛的“西太后”，以霸气、戾气、傲气和官司不断、是非缠身吸引着公众和媒体的目光。 在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刘晓庆在话剧团度过了她演艺生涯中最平庸也最无聊的一段时光，也可以说这是她演艺水平和艺术造诣得以生聚教训的一段时光。1975年，刘晓庆平生第一次“触电”—— 电影《海鹰》的一个角色，虽然这部电影后来没有拍成，但这毕竟是刘晓庆从话剧舞台走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她从巴山蜀水走向首都北京迈出的第一步。 是的，这的确是刘晓庆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在那个年代，成都军区一个小小的话剧演员要想凭借自己的力量进北京、闯影坛，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善于抓住机会制造机会的刘晓庆很早就显示了她在这方面异乎寻常的倔强 —— 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九死而无悔。可以说，这是刘晓庆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之一。 1979年，刘晓庆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南海长城》中饰演甜女。这一次“善始善终”地走上银幕，加上几年前那次有头无尾的“触电”，触发了刘晓庆满脑子的梦想。也是在这次“触电”过程中，经人介绍，刘晓庆认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的小提琴手王立，两人谈起了恋爱。 梦想是清清楚楚的 —— 她要进北京，要拍电影，要出人头地；恋爱却是糊里糊涂的 —— 当时，部队有规定，每个人谈恋爱都是要向组织如实汇报并由组织审查的。刘晓庆和王立的恋爱还没怎么深入地谈，双方上级组织的信函调查倒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开了。一番公函往来，刘晓庆还没从王立嘴里听到一个“爱”字，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就已经被组织确定了。事隔20多年，当刘晓庆经历了一场牢狱生活获取保候审之后，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的采访时，她对当年的恋爱婚姻做了如是评价：“我觉得我这一生还没有在结婚的时候特别发自内心地说出过‘我愿意’，我希望能够有这一天。”由此可见，当初刘晓庆和王立的恋爱乃至婚姻，与其说是两个人激情碰撞的结果，不如说是双方组织履行正常手续带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当然，如果刘晓庆不同意，任何一级组织也不可能强迫她结婚。也就是说，刘晓庆虽然如她所说没有“发自内心”地说出“我愿意”，但她毕竟还是愿意了。如今回视当年的情状，刘晓庆之所以同意接受这桩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自己心中那个梦想的驱使。虽然是个普普通通的小演员，但是当时的刘晓庆已经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演员，在很大程度上吃的是青春饭。眼看韶华飞逝，自己却还“窝”在地处巴蜀的话剧团里混日子，刘晓庆心急如焚。拍过电影后，国内一些电影厂大概是看中了刘晓庆的表演才华，纷纷向话剧团发来商调函，想借她去拍戏。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团里就是不放。万般无奈，刘晓庆想到了婚姻。王立在北京，如果和他结婚，进北京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可以说，刘晓庆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次“跳板婚姻”—— 不知爱情为何物、不懂婚姻的内涵，一个清醒的目标加上不知所云的“组织批准”，形成了一股合力，把她稀里糊涂地推进了婚姻的殿堂。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把刘晓庆送上中国影坛这片绚丽天空的第一股“风”，是婚姻。 是机遇也罢，造势也罢，一个人的成名，本身就意味着他在某一领域的成功。 1980年，刘晓庆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其时，适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禁锢初破、百废待兴的大好时机。人们厌倦了极左思潮的桎梏，渴望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刘晓庆领一时风骚，承“文革”末期文艺领域冲破坚冰之前，启改革开放文化思想战线得大舒展之后。先后主演电影《小花》、《瞧这一家子》、《原野》、《北国红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芙蓉镇》、《春桃》、《大太监李莲英》、《心灵深处》、《无情的情人》、《大清炮队》等。从《小花》的崭露头角，到因为出演《瞧这一家子》而荣膺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刘晓庆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一发而不可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连续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正所谓“天人惊艳百媚生，万千粉黛无颜色”。出道至今，刘晓庆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奖项有18个之多，国内演员很少有人望其项背。 荣誉接踵而至,默默无闻的四川辣妹子突然变成了流光溢彩的大明星，爱出风头又不喜拘束的刘晓庆似乎有点不能自持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初把刘晓庆“送上青云”的那个“跳板”、那股“风”出现了问题。其实，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只不过没来得及显现出来，被她进京以后风风火火四处奔忙的工作劲头湮没了、掩盖了。新婚第四天，刘晓庆就出去拍电影，等她回到北京见到“新婚”的夫君，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原本就没什么爱情只有困惑和陌生的婚姻，怎禁得这般折腾？丈夫要的是一个妻子、一个温馨的家；可是刘晓庆要的是电影，是事业的成功，是崭露头角出人头地。矛盾是本质性的，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这不是刘晓庆的过错，更不是王立的过错。是命运、性格、欲望、价值观、时代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许许多多的非人为因素酿就了这次失败的婚姻。 1981年，刘晓庆参加电影《原野》的拍摄，出演女主角金子。摄制完成后，在审片时出现了障碍，迟迟未能公映。一时间，社会上盛传这部电影拍摄了两个版本。据说其中的一个版本拍摄了刘晓庆的裸体镜头，又据说这个镜头还是刘晓庆主动要求拍摄的。刘晓庆的第一任丈夫听信了这两个“据说”，冲动之下，他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刘晓庆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打出了当时中国演艺界的头条新闻：还不算太出名但已经算是电影明星的刘晓庆要离婚！ 今天很多人都说刘晓庆善于制造新闻，善于利用新闻自我炒作。但是当其时临其境，她的这次离婚绝对不是“制造新闻”，也绝对不是在“自我炒作”。那么，以末推本，此后刘晓庆的善于制造新闻和利用新闻进行自我炒作，是不是受到这次无意之举所形成的新闻效应的启发呢？这个话题关乎刘晓庆性格的成因，留待下文评述。当时的情况是，电影明星刘晓庆要离婚的消息一经媒体披露，便迅速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导致原本不太出名的影星刘晓庆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值得提起并应该牢牢记住的是，从这时开始，刘晓庆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电影明星，而是一个具有更宽泛的社会意义、能够吸引更多眼球的公众人物了。这件事情如果放到今天，绝对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在今天人们的观念中，演艺界明星无论年纪大小名气怎样，都“应当”似乎也“必须”有一点关乎情爱、婚恋之类的绯闻。这一类新闻在今天固然也还是新闻，但是真正关心这些的却只有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生怕红杏不出墙的“娱记”们。老百姓对这类新闻早已司空见惯，根本不会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了。但是，刘晓庆的这次离婚却非同小可。因为那不但是刘晓庆的“第一次”，更重要、更应该也必然引起爆炸性轰动效应的因素是：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次—此前还没有一个电影明星像她这样，把纯属个人隐私的事情公诸报端、公开离婚。传统的人文教化、长期的闭关锁国，造就了近乎僵化且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其中最整齐划一也决不会引起争议的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而被国人视为最大“家丑”之一的就是离婚。平民百姓遇到离婚这样的“丑事”时都是千方百计捂着盖着，可是像刘晓庆这样的电影明星、公众人物，居然当喜报一样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虽然改革开放，虽然西风东渐，但是当时公众的心理和意识承受能力毕竟远非今日可比。所以，新闻一出，刘晓庆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有人为之鼓掌，有人为之侧目。刘晓庆在舆论的重围中度日如年，这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毕竟是个刚刚出道的演员，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种种非议，她彷徨、迷茫、生气、悲哀，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集中全副精力进行徒劳无益的辩解。巴山蜀水铸就了刘晓庆不安分、不服输、愈挫愈勇的倔强性格，也许正是这种辩解没用、解释也没人听的状况，逼得刘晓庆又闯了一次“祸”。 1982年，就在离婚风波尚未平息的时候，刘晓庆再出惊人之举，居然以其中学毕业的文化水准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本书，开国内演艺界明星个人出书的先河。这就是那本曾经引起轰动、引发论争、险些陷初出茅庐的刘晓庆于灭顶之灾的《我的路》。这本不到10万字的薄薄的小书，描写了刘晓庆幼年的生活、参军的经历以及她在电影圈内的奋斗。就是在这本小书里，刘晓庆喊出了那句使她真正一夜成名并且无论正确抑或错误都将被人们永远记住的“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这句具有强烈现代女性意识的名言，高度概括了刘晓庆在这本书中表达的人生感悟。虽说是人生感悟，却绝对不是一个小女人自怨自艾的呓语，而是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一个年轻女性如何通过非凡的努力达到人生目标的故事。刘晓庆自幼喜读书，据说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看长篇小说了。进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之后，刘晓庆的专业是弹扬琴。可是她对这个给人当陪衬的技艺实在是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有所厌烦才会有所喜爱，这一阶段的她更加沉迷于中外文学名著了。大量的阅读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她的文学素养，所以，在写作《我的路》时，她才能够比较纯熟地驾驭语言，准确自如地叙事写意、状物抒情，完整、透彻地表达了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路》才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试想，倘若刘晓庆写出来的东西叙事不清词不达意，那么即使引起轰动乃或批判，也肯定没有那般规模、那般阵势了。
影星公开离婚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已经是旷世奇闻，而公开离婚的影星还写了一本书，这本身就是一大新闻热点，何况书中的大话、实话和心里话既大胆又超前，任情任性了无羁绊，无论说话的口气还是叙事的态度、无论是人生观还是艺术观，都有逆常理有悖常情。因此，这本书一问世，立即遭到来自全国的猛烈而又尖锐的批判和围攻。指责和批判的焦点是：刘晓庆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特别是作为其典型体现的 “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确，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社会思想环境的土壤虽然恰逢新时期的春天，但是“文革”以来思想观念大一统的教化残余还深深烙印在很多人的心里。新思潮和旧传统就像是春日高空中的冷、暖气流，不断发生对峙、撞击。渴望变革的人们对一切绿色都充满了期待，鼓励、赞赏“胆大妄为者”成为他们对时代进步的期冀。而长期以来被极左思潮禁锢着的人们却对这些新思潮嗤之以鼻，视若洪水猛兽。在那样一个倡扬人人要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的时代，公然讲述个人价值、个人目标，甚至毫不掩饰地表达个人的名利欲望，是注定要捅马蜂窝的。 有人认为，刘晓庆真正大红大紫声名鹊起，不是因为早期主演了电影《小花》，也不是因为得了电影百花奖，而是因为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和这本《我的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刘晓庆离婚和出书，的确比她演电影得大奖所引起的轰动大得多。因为当时活跃在影坛上的电影女明星并非刘晓庆一人，她是不是最好的，至今也没有定评，只是她自己说说而已；由于演电影而出名、得奖的也不是刘晓庆一个人，这方面她也不是“惟一”。她的“惟一”，她的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的确得益于离婚和出书。但是，这样两件事如果放在今天，无论她是刘晓庆还是张晓庆，都绝对不可能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因此，确切地说，刘晓庆骤然间大红大紫得益于她无意中选择了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机离婚和出书。 《我的路》引发的轩然大波并没有使刘晓庆“接受教训”，她性格中桀骜的一面使她天生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随波逐流的人。她没有因为遭到社会舆论的攻讦而了解世故学会圆滑，相反，谤议昂扬了她的斗志，围攻激起了她的逆反。你说我狂傲，我就再给你们狂傲一番看看！多半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她不退反进，竟公然宣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平心而论，以当时中国演艺界众明星的情况来看，刘晓庆的演艺才华和知名度虽不能说独步天下，但至少可以说是一流的。可惜中国这块被儒家文化滋养了两千多年的“沃土”竟不肯接受“孤芳自赏”的花朵，你即使创造了惊人艺业，也须以谦和的态度处世待人。别人可以把你捧到天上去，你自己却不可以稍微抬头。别人捧你，那是别人的事，公众会因为别人捧你而敬仰你；可是你自己只要稍一抬头，就会被指为“狂妄无状”。刘晓庆在20多年前的社会环境下说出这样一番惊世骇俗的话，且不论她对自己的评断是否客观属实，单单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就足以令人钦佩了。时至今日，敢于说自己是最好的，已经被认为是张扬个性的方式之一，这种观念的变化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自信的民族、有希望的民族。据此而论，我们是否应该对当年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刘晓庆表示敬意呢？20多年后的今天，刘晓庆仍然声称自己是最好的女演员，对此，还是有人对她的这种狂妄之言表示不屑乃至义愤。其实，单就这件事而论，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不休。刘晓庆有“自认为”的权利，别人也可以有“不认为”的权利。对个别人乃至很多人的“不认为”，刘晓庆并没有说什么；那么，何以刘晓庆一旦“自认为”了就要遭到攻讦甚至詈骂呢？ 演电影、闹离婚、出书、公然宣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刘晓庆从巴蜀“蛮荒之地”北上京城，只不过三五年的工夫就成了中国演艺界首屈一指的大名人，是机遇也罢，有意造势也罢，一个人的成名，本身就意味着他在某一领域的成功，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一路磕磕绊绊的刘晓庆在是非的漩涡中学会了承受，却永远学不会收敛。是性格还是命运造就了这样一个女人？ 2003年11月14日，刘晓庆从浙江横店回到北京商量拍摄20集电视连续剧《281封信》的事。剧组里一些女孩子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这位大明星，看她很随和，大着胆子提出与她拍张合影。刘晓庆很诚恳地指着自己的额角说：“你们看，我拍戏化妆把这里的头发都剃掉了，这里的皮肤也烂了，这样怎么照相啊？等几天吧，等我这里的伤长好了再拍好吗？”她不说，没人注意，这一说人们才看到，刘晓庆特意用头发遮掩着的额角果然皮肤溃烂。大家对她拍戏如此辛苦表示慰问，她却不以为然：“这很正常。有的人总喜欢诉说自己拍戏的时候怎么怎么吃苦受累，其实这对于一个演员是很平常的，要是不想吃苦，最好别干这个。” 很多人攻击刘晓庆这个那个，但是好像从来没听谁说过她拍戏的时候摆架子耍大牌。所以，无论她身上背了多少官司，无论她的一些言行怎样遭到公众的非议甚至鄙夷，但是说到艺德，她的确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她自己也说过：“我是惟一没有砸过戏的演员。”是不是惟一，无从考据，但她确实没“砸”过戏倒是真的。
刘晓庆给学生们讲课，总结自己成功的要诀有5点：“首先要吃苦，现在有些演员吃点苦就大呼小叫，我看都算不了什么。前不久我拍戏，摔到地上，胳膊掉了整整一层皮，沾满了泥土和石屑。但是由于摄影位置没对准，我二话不说就来第二次；其次要具备多方面的才能，我懂音乐，会玩乐器，精通心理学，这很有用；第三要学会做人，要有自知之明，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第四要注意个人修养，人虽然有天生的美丑，但修养可以改变一切；第五要经得起失败，能面对诽谤、诬蔑、造谣和绯闻。” 刘晓庆讲的这几条，如果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话，她自己身体力行了多少恐怕很难定论；但是作为一个演员的从艺标准，她至少做到了第一条和最后一条，尤其是“不怕吃苦”。是演员的必备条件，刘晓庆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晓庆就是靠着不怕吃苦的劲头成就了一番事业的。 像绝大多数演员一样，刘晓庆也是从不起眼的小演员一步步走过来的。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对待不起眼的小角色，她也照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她对角色充满了爱，这种爱源于职业道德，源于对艺术近乎疯狂的追求。当初黄建中邀刘晓庆拍《小花》，一个抬担架的场景，20多个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剧本提示的也只是跪着爬。谁也没想到，就是在这个场景的拍摄中使人们感到了这个四川妹子的“辣味”。为了拍得逼真，她自己在招待所的楼梯上练习。在外景场，她每天在石梯上跪着爬行好几遍，直爬得双膝红肿也毫无怨言。在别人看来，抬担架这么简单的动作，根本没有下这么大功夫苦练的必要，可是刘晓庆对自己的要求却异乎寻常的严格。 拍这场戏的时候，导演黄建中怕刘晓庆的身体吃不消，劝她站着抬担架，可是刘晓庆为了演得真实，坚持跪着抬。妈妈心疼女儿寄来的护膝，她一次也没用。她咬着头发，抬着沉重的担架，裸露着膝盖，在陡峭坑洼的石梯上一步一步地跪着向上爬，殷红的鲜血点点滴滴落在每一级石阶上。这不是特技，那触目惊心的鲜血也不是效果师制造出来的，每一滴血都是从刘晓庆身上淌下来的！导演、摄影师和现场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纷纷劝她：“戴上护膝吧，晓庆。”刘晓庆喘息着，强忍着钻心的疼痛，摇摇头，继续一步一滴血，咬着牙拍完了这一组催人泪下的镜头。 片子竣镜，北影厂厂长汪洋在审片时看到这段戏，激动地大喊：“把这个演员留下来！”这一声喊，改变了刘晓庆在电影界“临时工”的地位，也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至于“经得起失败，能面对诽谤、诬蔑、造谣和绯闻”，刘晓庆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可以说，刘晓庆成名之后，一直就是在失败、挫折、诽谤、诬蔑、造谣和绯闻中生活着。这样的经历，说说容易，写出来也不过几十个字，可是任选一种，轮到谁头上都不是那么容易扛得过去的。舆论杀人不用刀，“舌头底下压死人”，当年阮玲玉就是被舌头活活压死的，而刘晓庆却愈挫愈勇，越压越强，这一点，连她的对手都不得不钦佩。 据实而论，刘晓庆给学员们讲课时说的那5条都很对。我们理解，这是她专门针对演员的艺德总结出来的，是狭义的而非泛义的。如果是泛义的，那么很可惜，她自己都没做到，至少没有完全做到。倘使她把这5条标准放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都能做到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刘晓庆了。 今日的刘晓庆，是公认的大名人，也是公认的“是非篓子”。而且，正应了老百姓的那句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刘晓庆作为一名演员，她的敬业精神、她的豁达开朗的性格很少有人提及，就算提了也没人理会；可是只要她稍有“出格”的言行，马上就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这就是名人的“待遇”、名人的无奈，全世界的名人，概莫能外。非但名人的“出格”言行很容易招致非议，你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难免有人挖空心思捕风捉影编排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来哗众取宠。自从刘晓庆出名以后，来自各方面的各种谣言就没有中断过，“刘晓庆贩卖黄金”、“刘晓庆兜售奖杯”、“刘晓庆一到乐山就耍了几个男人”、“刘晓庆有两个私生女” 等等，甚至还有人传说：在乐山街头发生了一场争风吃醋的情杀格斗，刘晓庆被人用硫酸水毁了容…… 中国有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与此相近的还有：“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是一种道理、一种人文现象，猬集了很多不能见天日的心理。人们对弱者大多寄予同情和怜悯，那是因为弱者满足了人们的“优越感”心态。对于强者，却往往因为优越感心理得不到满足而由嫉生恨，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嫉恨，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一旦气候与土壤合适，就会蔓延滋长，形成一种公众性心理定势。 “必摧之” —— 没有道理可讲，也不需要原因。红颜无罪，红颜其罪 —— 你比我混得好，你就有罪。这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心理状态，而是全人类共有的人文现象。诚然，这里面的是是非非并不都是因为“风流灵巧招人怨”，刘晓庆自身的原因也很多。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假使刘晓庆不是名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女职员或是清洁工，那么，即使她的个性再张扬、出言再狂悖、官司惹得再频繁，她招众肯定不会这么多。
客观地说，刘晓庆从一个既没背景也没靠山的小演员变成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艰难坎坷绝对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 成名之后最初的几年，刘晓庆虽然红得发紫，却远不如今天这般风光、富有。就像当年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她也过着贫困的生活。那时候，她没有房子，没有钱，每个月三四十元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艰难。用她自己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工作者都处在贫困中。也正是这个时候，为了钱，刘晓庆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走穴。回想当年，她不无伤感地说：“走穴为我带来了人生最艰难、最危险、最曲折、最坎坷的一段黑暗时期。”她忘不了走穴挣来第一笔钱时的激动和兴奋；更忘不了因为偷漏税收到“违章案件处理通知书”时的惶怵与恐惧。一次次婚变、情殇，一场场税务风波、债务纠纷……刘晓庆从艺以来饰演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如她本人的生活那样五彩斑斓和富有争议性。她“表现自我的欲望过度膨胀”，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于是她的言行在国人眼里变得乖张。她的性格是多维的，温柔与暴戾并存，宽厚与尖刻同在；她的形象也是多维的，时而优雅娴淑像一个贵妇，时而锱铢必较像一个商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是天之娇子，是商界奇才，是女强人，同时又是惟利是图不顾道义和良知的奸商，是飞扬跋扈信口雌黄不守信义的骗子。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她却不知疲倦，依旧光彩照人地在艺术舞台上翩翩起舞，在云诡波谲的商海里弄潮泛舟。可以说，刘晓庆出道以来，始终是麻烦不断，是非缠身。这里面有误解，有攻击，也有的是刘晓庆自己言行失慎引祸上身。在这些连续不断的磕磕绊绊中，刘晓庆学会了承受，却始终没学会收敛。相反，她张扬无忌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反而愈发彰显。是命运还是性格造就了这样一个女人？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但刘晓庆是名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会引起争议。上至学者大儒、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无论你恨她也好爱她也好对她没感觉也好，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知道有一个刘晓庆。天下谁人不识君？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永远牵动着人们的眼球，牵动着媒体的关注。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有电影明星就有影迷，其实没有影迷的追捧也就没有电影明星，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遥想当年，在大众传媒远不如今日发达的情况下，胡蝶、周璇等演艺明星的知名度大大高于当时的各界名流；黑人歌星杰克逊、性感明星麦当娜所到之处观者如堵，万人空巷……可见公众对演艺界明星的追逐和关注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而是全世界共有的文化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我们整个民族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般的文化杀戮和思想整肃，人们的生活开始安定，传媒趋向发达，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漫漫如水，渗透、浸淫、弥漫……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欣赏趣味和欣赏热情抑久勃发，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部小说，可以使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一夜成名；一部电影，可以造就一个大红大紫的演艺明星。刘晓庆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名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据说在演艺界，有人对刘晓庆的演技颇为不服，认为她的演技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她之所以成名，不过是钻了当时电影在娱乐界一枝独秀的空子。 的确，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没有网络，没有VCD和DVD，没有电子游戏，电视机没有普及，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也少得可怜，电影的确扮演着大众文化娱乐的主要角色。刘晓庆的成名，不能不说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因此而抹煞刘晓庆对我国电影事业的贡献，进而抹煞她的成就，无疑是不公正的。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说：“仅就电影或演艺而言，刘晓庆该有的都有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那她凭什么以演艺立足而屹立不倒，因演艺得名而常说常新呢?” 言下之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刘晓庆凭什么红了20多年还没完没了呢？这种说法就有妒忌之嫌甚至不讲理之嫌了，宛如一个矮个子在那里生闷气：你凭什么就长得比我高呢？又好比一个病人无端痛恨一个健康人：你凭什么就不得病呢？这是典型的极端的妒忌心理。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一个影星最多可以红多少年，相关的政策法规也没有限制一个名人“屹立”多少年后就必须轰然倒地永世不得翻身。“凭什么屹立不倒”，这种质询固然不值一哂，但是这种想法却代表了很多人的心理，这也是刘晓庆动辄成为新闻热点的因素之一。她是名人，就要为这个名人身份付出代价。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行止坐卧是生活必需，但是这些事情一牵涉到刘晓庆往往就成了新闻，就可能招致议论、谴责甚至声讨。刘晓庆作为大明星大名人，她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的风光自不待言，但她因为是名人而失去的、付出的，却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公众看到的是刘晓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风光，却不知道在这“轰轰烈烈”的场面背后，她也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压力和无尽无休的麻烦。正应了老百姓的那句话：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晓庆作为名人所付出的代价的确是很大的，而且，她的负累又何止于人们所见到的那些！ 柳树问枣树：为什么人们总是用石子打你？ 枣树说：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果实。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舆论和公众对刘晓庆的围剿和批判之后，刘晓庆动辄成为众矢之的仿佛成了一种惯性，形成了一种模式。公众觉得刘晓庆身上是非多，媒体也觉得凡事粘上刘晓庆就有看点。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刘晓庆本人好像不太在乎别人说她什么，于是，就像刘晓庆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成了村子里惟一的地主，动不动就把我揪出来斗上一顿。” 公正地说，刘晓庆这个并非科班出身的电影演员在演艺上是很下功夫的。主演《小花》之后，她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但是她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她要当电影界立得住站得稳的好演员，要做明星，要成为表演艺术家。这时候的她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她曾经这样估价自己：“我可能成为一个先天条件不好，但表演能力较强的演员。”这是她当时对自己的期望，离“我是最好的”还相去甚远。刘晓庆是否具备商界奇才的素质我们很难定论，而且，从她经商以来动不动就惹官司的情状看，至少可以认为她在经商的时候没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很难在商海的潮起潮落中驾驭自如。但是从影之初，她的头脑却异常清楚，她起码知道一个好演员必须具备三种要素：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模仿能力、理解能力和再现能力。而且她明白：这三者我都基本具备，这样看来，走性格演员的道路还是有可能的。她不但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些，而且自觉地把这三种素养的提高当做大事来做。作为一个演员，刘晓庆属于爱读书的一类，这是她从小养成的好习惯，据称是她的“第一爱好”。即使成为明星之后，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着。她曾经以为自己的阅历很丰富，生活经验很多，但是拍了《小花》之后，反而觉得生活的积累不够了。这时候的刘晓庆，心目中已经把国际影星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视为自己的偶像，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她们那样的性格演员和国际级别的影星。正是这种“志存高远”的心胸，驱使着她自觉地观察、体验生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活积累，“观察种种人、体验种种事”，再把这些体会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中。有一次，刘晓庆和妈妈、妹妹一起上街吃“赖汤圆”，遇到一个态度倨傲、语言粗暴、打扮妖冶的女售货员，她对顾客的态度使刘晓庆既感到憎恶又觉得有趣，不觉站在一边认真揣摩起来。在拍摄电影《瞧这一家子》时，她扮演的反面角色张岚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乖戾尖刻缺少职业道德的售货员，刘晓庆正好“现学现卖”，把一个刁钻刻薄伶牙俐齿的售货员演得活灵活现。影片公映后，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纷纷指责刘晓庆是“在糟蹋自己的形象”，说她演的角色让人看了“恶心”。其实，这样的效果正说明她的表演是成功的，就像当年在新解放区上演《白毛女》时有的战士开枪欲打舞台上的黄世仁一样，演员融入了角色、角色打动了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公众却不这样认为，一些媒体对刘晓庆的表演也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刘晓庆刻画人物的成功，也有的认为刘晓庆就是张岚那样的人，是她生活本色的再现。正所谓“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你刻意宣扬好人好事往往没人听，但哪怕是无意中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也会很快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于是，报章上两种意见的争论，最终导致好评如烟随风散，恶骂如潮汹涌来。刘晓庆好像又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再次受到了围攻。刘晓庆在《我的路》中描述了她当时的想法：
“我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走探索创作不同形象的道路？还是干脆全部演温良恭俭让的正面角色，以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我没有当过‘明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我简直被打蒙了。我失去了自信，我不停地为自己辩白，说得口干舌燥，我四处申诉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力求证明我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浅薄，那样疯疯癫癫。可是没有人理我这一套。一切全是徒劳。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黑乌鸦，并且注定了这样的颜色，再也白不了。我感到孤立无援、万念俱灰。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我好比是婴孩刚刚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 可是，当时公众和舆论给予刘晓庆的不是帮助、鼓励和支持，而是指责、围攻和幸灾乐祸的调侃。刘晓庆敢说敢做，敢于坦承不光彩的事和不光彩的心理，这一点本来应当受到肯定和鼓励，可是她大胆暴露内心隐秘的做法却招致非议，成为别人讥笑的话柄。在《我的路》中，刘晓庆曾如实讲述了自己在部队中为了入党，每天都到食堂去擦桌子、搞卫生，给所有的人看。许多未曾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人对她的这一描述都觉得“恶心”，为什么恶心？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暴露——做了这种“伪善”的事情居然还好意思说出来！这些人没有经历过那种狂热迷信的年代，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恶心”还情有可原；但是，更多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竟然也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不能容忍。然而，这种人的“不能容忍”恰恰说明了他们人性的虚伪。诚然，也有人对刘晓庆这一“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描述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为什么钦佩？因为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只要当初也曾 “要求进步”，就都做过这样的“恶心”事。现在刘晓庆勇敢地把自己做过的“恶心”事说了出来，使他们重温了自己过去“伪装进步”的无奈，映照出自己人性中灰暗不可示人的一面。由此看来，从一开始，对刘晓庆的评价就是迥然不同的。这种迥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可以想见的是，当公众舆论对刘晓庆的大胆妄言大加鞭笞的时候，这种舆论的把持者们也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当年的“伪装进步”而赧颜无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道德的评判，也有真道德和伪道德之分。而伪道德最大的特征就是：标准永远用来衡量别人，却从不对准自己。 2003年11月，当笔者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友人告诫：刘晓庆是个敏感人物，很多人看不惯她那个“狂”劲儿，都巴不得她倒霉才解气呢。你这本书怎么写？褒还是贬？你怎么写都得挨骂！ 的确，对刘晓庆这样的人物，无论褒贬扬抑，都会有人骂你。这说明什么？说明刘晓庆作为名人的“场效应”太强。这个“场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就很难解说得清了。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晓庆成名之初的朗言大话和不自量力引起公众的反感，最终使她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舆论爆炒的热料。但是，如果不是刘晓庆天生喜欢拔尖、不肯服输服软、“肉烂嘴不烂”的性格，如果她刚刚遭到批判和攻击就改弦更张，从此逆来顺受低眉垂首做一个“乖乖女”，恐怕公众的反感和舆论的关注也不会如此热烈而且经久不衰 —— 没有靶子，“矢”也就无处可放了。因此，究竟是刘晓庆的放言狂悖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攻讦，还是公众和舆论过头的批判激发了刘晓庆的逆反心理？这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令人困惑。总之，无论孰因孰果，事实上就是刘晓庆的每一个动作 —— 离婚、出书、走穴、经商，无不引发轩然大波，无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这种关注总是伴随着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争论。 研究刘晓庆的人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刘晓庆从影25年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关于她的各类文章至少在10万篇以上，超过5000万字。而统计近年来有关刘晓庆的新闻报道，大约60%都是倾向性较强的批评性报道；将近30％是故弄玄虚地报道她的“业绩”，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干脆凭空捏造；只有30％比较接近事实。 刘晓庆心胸也真够宽的，这么多的媒体在造她的谣言，包括对她进行人格的侮辱，却极少见她打官司告谁。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听之任之态度，使得媒体在对她的报道中格外大胆，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甚至生发衍造无中生有，什么都敢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广为散发。尤其是这次刘晓庆因为税务问题被捕入狱，全国媒体各显其能，一些专以花边新闻赚钱的小报更是上天入地到处搜罗有关刘晓庆的一切传言，不予核实不辨真假不计后果地抢先发出，真个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说刘晓庆在监狱里因为苦闷得不到抒发而以头撞墙，说刘晓庆在监狱里愁得头发都白了，甚至说刘晓庆入狱时因为被迫接受裸体检查而流泪…… 在对刘晓庆的报道中，批判和诬蔑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公开资料和个人隐私也没有了区别。 柳树问枣树：为什么人们总是用石子打你？枣树说：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果实。人们对刘晓庆的苛责与批判，诬蔑与诽谤，是否因为她是这样一棵“枣树”呢？ 苦难与不幸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对刘晓庆而言，笔财富不但可以享用，还可以升值。
1991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刘晓庆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她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对话中，有一个记者问刘晓庆：“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她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刘晓庆这里所说的不幸，应该指的是电影事业残酷的一面：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演电影的人永远是银幕上风光，银幕下受罪，鲜花和掌声背后凝结着无数辛酸和委屈；而她自己则是越有名气，受到的磨难便越多。刘晓庆在其所著《我的自白录》一书中，自称是一个倒霉蛋，她把从影以来层出不穷的“倒霉事”罗列在一起，以此来证明自己“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的电影生涯：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被枪毙过的就有3部，很多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 “《原野》被禁演了8年； “《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 “《芙蓉镇》在拍完—年之后才公映； “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 “就连我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潜网》、《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代妖后》、《大太监李连英》不能参加评奖； “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 “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倒霉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她把生活中的一些坎坷和不顺也归咎于电影的残酷。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因为演电影，因为成了名人，给刘晓庆带来如此之多的磨难、曲折、辛酸与伤痛，刘晓庆一一道来，“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名人之名从何而来？表面看是通过某种政治或社会组织渠道得来的，媒体造出来的乃或商家“炒作”出来的。但是就名人之“名”的本质而言，应当说是公众给予的。一个人要么为社会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要么表现出一般人无法达到的人格境界，于是才被公众所瞩目、景仰。或者说，“名”是名人所做卓越贡献的一种社会回馈，是名人的人格、精神之美的大众共鸣。刘晓庆曾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因此而出名，但她真正从影星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以外的一些因素。对她而言，苦难的经历，包括不断挨骂的经历不但是精神财富，还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在苦难和挫折中，在批判和诋毁声中，她学会了“用势”和“借势”。那些被她称为“倒霉事”的不幸事件，那铺天盖地的嘲骂，非但没有让她倒下，反而铸就了她决不向困难屈服的性格，磨砺了她战胜挫折的勇气。她化腐朽为神奇，化倒霉为幸运，把自己所经历过的种种不幸写成文章，到报纸上发表，供出版社出书，把自己的苦难切切实实地变成了“财富”— 一个书名就卖出了108万的天价，这样的“苦难”，实在令人艳羡不已！ 紧接着，刘晓庆又独树一帜，以影人身份下海做实业，并且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富婆”。然后又爆出了“私生女”的传闻、被追讨债务的讼争、真假经纪人以及与经纪人千万元债务的大官司，直至最近的这场税务风波等等。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刘晓庆之所以历20余年的时间而仍能盛名不衰，笑傲中国娱乐及传媒界，始终因为她是“电影演员刘晓庆”。无论到什么时候，刘晓庆这个名字和中国的电影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没有当初演电影的刘晓庆，就不会有今天“亿万富姐”的刘晓庆。因此，被刘晓庆描述得“残酷”而又充满着“不幸”的电影事业，实际上是她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第一桶金”。 但是，人们关注刘晓庆却绝非仅仅因为她主演的电影及其不俗的演技。从影是刘晓庆成名的第一步，也仅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已。此后她的声名鹊起举世瞩目，却是因为她看到了机遇，并毫不迟疑地抓住了机遇，借此走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第二步、第三步…… 20世纪80年代，演艺界人士“走穴”之风日渐其盛。虽然“走穴”的本义是指演员背着自己的单位到社会上演出，走穴者还是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旗,但由于这种“为人民服务”是有报酬的，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所以，实际情况倒更像“走穴”这两个字所传达给人们的那种不甚光彩、偷偷摸摸的味道，给人“一切向钱看”的感觉。 “走穴”带给演员们的好处可以用“名利双收”来形容。但首要的条件是演员必须有名气，否则观众就不会买你的账。因此，名声早已跨出电影界的刘晓庆走起穴来就比别的演员更卖座，更受欢迎。当然，她也就会获得更为可观的“演出费”。 把艺术直接转化为金钱，把虚空的名声变成实际的利益，对刘晓庆来说无疑是一个思想上的冲击。这种冲击，刘晓庆在《我的自白录》一书中有十分详尽精彩的记述：
“我这个阿里巴巴还没有说：‘芝麻，开门吧！’，那厚厚的一摞人民币就到了我的手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就是见也没见过。” 这说的是刘晓庆第一次到邯郸走穴挣到第一笔钱时的情形。3600元，对于一个每月工资仅有56元的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巨款”了。当时的刘晓庆，“就像个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我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 “我带着我的钱演完了最后一场。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腰部，生怕没演完我的宝贝掉到台上。挺直腰板上场，挺直腰板下场，腰上鼓鼓囊囊的一团，（在别人眼里）还以为我的衬衣在毛衣里边没扎好。” 接下来，刘晓庆开辟了她的光荣“走穴”史。她还是那个坚定不移的信条：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走穴”也是如此，她一出山，即刻赢得“穴头”和演员们的一致好评。演员们送给她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 ——“大猫”。扑克牌里最大的那张王牌，北京人称之为“大猫”。刘晓庆的地位由此可知了。 那正是一个高雅艺术无人问津，鄙俗的东西盛行不衰的时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不是刘晓庆的过错，是整个社会风气浮躁浅薄的产物。这样的文化氛围对于所有“走穴”的演员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不管你是演过电影的还是演过电视剧的，只要在公众眼睛里混了个“脸熟”，你就是“著名的……”你就能挣钱。 必须承认金钱的魅力是难以抵挡的，尤其是刘晓庆当时所处的那个年代：一个电影明星，买个西瓜都要犹豫再三。这样的日子刘晓庆过怕了，她要挣钱，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个简单的欲望驱使下，刘晓庆前后参与“走穴”的时间长达10多年。但如果说刘晓庆仅仅是为了挣钱，那也未免把她看小了。刘晓庆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走穴”始终把挣名放在第一位。一方面借助走穴的机会不断提高自己其他方面的才能，为她日后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她也在不断寻找机会，要利用走穴，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删繁就简三春树，立异标新二月花。刘晓庆的思路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当其他演员还沉醉于国内各地疯狂走穴挣大钱的美梦中时，她却“放眼世界”，脑子里转起了出国演出，搞“洋走穴”的主意。 1986年春天，她终于有机会应邀到美国举办个人电影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文化交流在当时还没有开展，这次刘晓庆到美国举办个人影展，在我国内地演员中还是头一回。因此，刘晓庆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很多人一直在说刘晓庆喜欢自吹自擂，喜欢标榜自己抬高自己。可是，刘晓庆却在她那本《我的自白录》中给自己的这次美国之行来了个全面曝光，把那些她若不说公众绝对不会知道的尴尬内幕统统抖落出来。别人一定以为是美国的著名文化团体或者政府文化机构或好莱坞的一个什么组织邀请刘晓庆参加的，最不济也应该是个华侨组织出面邀请吧，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出面邀请刘晓庆赴美举办个人影展的林先生是在美国开杂货铺的一个老板，只不过因为看过刘晓庆主演的电影，出于对她的热爱与推崇，不断向我国文化部发出邀请，文化部经过审核予以批准，事情就这么简单。 说是影展，其实就是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小影院轮放刘晓庆主演的影片，每天一两场。刘晓庆在国内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到了美国可没什么人认识她，她的电影在当地也就没有引起什么关注。电影天天放，可惜观众寥寥。为了扩大影响，林先生只好安排刘晓庆在每场电影放映之前上台和到场的观众见见面。为了不辱使命，刘晓庆只好照办，即使只有“那么三五个人缩在椅子中间”，她也得慷慨激昂地演讲一番。幸亏有当时已经在美国落脚的好朋友陈冲和陈烨相陪左右，刘晓庆才不至于过分孤单。 这样的尴尬境遇，刘晓庆不说，多数国人根本无从知晓。仅此一端，我们是否应该对“刘晓庆喜欢自吹自擂”的说法打上一个问号呢？ 在美国的10多天里，刘晓庆与观众及美国电影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流。有朋友提出建议，希望刘晓庆举行一场个人演唱会，“洋走穴”的机会就这样来了！虽然事先没什么准备，但刘晓庆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她把在国内“走穴”时经常演出的节目一个个“过”了一遍，自己挑选、设计了几个既合乎“洋观众”的欣赏趣味，又能代表自己表演风格的节目。然后，她开始凭记忆写曲谱。中学时代在音院附中所受到的艺术熏陶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国内练就的走穴功夫使她在大洋彼岸的艺术舞台上也照样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请来的乐队是台湾的，合了好多遍乐都是疙疙瘩瘩的，不是音不准就是节奏不合拍，乐手们不耐烦了，说你这曲子太复杂，我们不会弹。刘晓庆拉开架势，把他们认为太难的D调、F调从头到尾行云流水般地奏了几遍，然后又来到爵士鼓旁，拿起鼓槌飘逸潇洒地打了一回。这一下，所有的乐手都不出声了，一个个被刘晓庆震得心服口服。这些台湾乐手对来自祖国内地的刘晓庆毫无了解，实在想不到一个电影演员还有这两下子。就这样，刘晓庆慑服了乐队，顺利地合了歌，合了扬琴独奏，还合了独舞。
排练结束以后，一直在场边偷看的一名记者佩服地问刘晓庆：像你这样全才的电影演员在中国就你一个吧？刘晓庆说，多得很！一抓一大把！比我优秀的数都数不过来。这几句回答，又一次使我们对“刘晓庆喜欢标榜自己抬高自己”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也许，刘晓庆在艺术上旁顾无人的自信和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信口开河给人们造成了那种印象，她是那种“大节无亏，小节不拘”的人，面对国外记者的问询，她的回答是多么长中国人的志气啊！ 3月14日晚，在旧金山大埠酒家举行的舞会上，刘晓庆个人演唱会开始了。主演人自然是刘晓庆，在美中国演员陈烨、杨海莲到场相助。刘晓庆款款登台，一袭大红礼服，显得高贵、典雅、大方。唱了两首歌，又表演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的两个片断。接着，她载歌载舞，先唱了黄梅戏《天仙配》选段，最后，又在巴基斯坦民歌《我永远爱着你》的旋律伴奏下跳了一段巴基斯坦舞蹈。刘晓庆的表演使全场气氛热烈非凡，一位美国观众当众竖起大拇指：“地地道道的大明星气势！” “着意种花”的影展冷冷清清，“无心栽柳”的个人演唱会反而引起了巨大反响。3月28日晚，中国联谊会在帕荷迪娜市立学院大堂举办“刘晓庆之夜”晚会。几千名学生影迷、华侨和美国朋友闻讯赶来，将这个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刘晓庆上台后自报家门：“我叫刘晓庆，来自中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台下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刘晓庆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当时激动极了，当时，我觉得万里长城就在我身后。” 在“刘晓庆之夜”晚会上，她一个人表演节目近一个小时，这是她表演史上从未有过的。演出结束，人们拥向后台，向刘晓庆献上鲜花，她被热情的观众围住，久久不能离去。直到这时，刘晓庆才找回了一点在国内的感觉。 刘晓庆的多才多艺，使美国观众为之倾倒，许多华侨报纸发表大量照片称赞刘晓庆“才华横溢、仪态万方”，“风姿迷人、豪气凌云”。蒙特利尔市市长鲁迪?波雷泰给刘晓庆颁发了奖状，高度评价她的艺术成就。刘晓庆还收到了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位加州议员写来的信，称赞和感谢她为中美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刘晓庆在美国的“走穴”，赚到的美元不多，但赚到的名气可是呈立方比的。国内各种各样的媒体对刘晓庆这次出访活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不但加进了许多政治色彩，更把她描写成中国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一时间，刘晓庆似乎成了继乒乓外交之后中美文化交流的形象大使。这就是刘晓庆的过人之处，别人走穴赚到的只有钱，刘晓庆却通过走穴使自己不但财源滚滚，还名气大增。这种名利双收的效果恐怕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苦难和不幸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对刘晓庆而言，这笔财富她不但享用了，而且还意外地升了值。想想她当年“做女人难……”的那一番慨叹，正应了老百姓的话：“叫花子有叫花子的欢乐，皇帝也有皇帝的烦恼。”刘晓庆于小不幸中得此大幸，纵有些“皇帝的烦恼”又当如何？ 个性张扬不甘寂寞的刘晓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恐怕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说法。她的个性的复杂性也正是她“红”到今天仍然动辄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焦点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对她在公众场合无所忌惮飞扬跋扈的傲气和戾气表示反感，但是对刘晓庆本人而言，反感也是一种感觉，总比什么感觉都没有好。这也许是刘晓庆绯闻和官司不断的心理根源。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刘晓庆天生就是个不出风头就不能活命的人，不妨设想：假若当初没有那样的机遇，刘晓庆未能成为话剧团的演员，那么，她再喜欢出风头也没有施展的舞台。命运的转机给了她一次机会，她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名了。社会的浮躁氛围膨胀了她出风头的欲望，那种“你们越批我越狂”的劲头，颇有些小孩子“人来疯”的味道。 凡人心态，对于比自己“弱”的人，会不自觉地俯视；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则会不自觉地仰视。俯视，会感觉自己很高大、很了不起；仰视，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卑微。前者使人产生怜悯之情，后者却往往把人的心态带入妒忌的渊薮。于是，别人成功，你就痛苦万状；别人倒霉，你会幸灾乐祸。刘晓庆每次遭遇挫折的时候，公众和媒体一哄而上口诛笔伐煽风点火的情状，其原动力就是“仰视”的心理反应 —— 我们总是抬起头来看着你高高在上春风得意的样子，我们看得太累了！现在你终于轰然倒下，终于跌落人间，我们就不能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看你？就不能对着你高贵的身体吐上几口积郁在胸愤懑不平的痰唾？ 早年的磨难和刻苦，使刘晓庆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使她能够把骂声变做成名路上的财富，把骂声当成助威声。骂得越凶，她的名声越大，戏也演得越好，骂声成了她成功的动力。这一点，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演员都比不上她，何况还是在当年那种环境下。 在公众的眼里，名人不是正常人；而在名人的心里，却不知蕴藏着多少不被人们理解的痛苦和无法解说的委屈，不知蕴含了几多屈辱、迷茫、失意和落寞的情怀。“高处不胜寒”，就是这样的心境，就是刘晓庆表面张狂无状、内心孤寂悲凉的摹写。她的张狂，是对往昔自我生活状况的一种近乎变态的报复；她的标榜，是内心深处自卑感念的一种折射。她的放言狂悖，极度自尊，恰恰是自卑的暴露。是的，在刘晓庆内心的深处，潜伏着淡淡的、挥之不去的自卑。惟其淡淡，才可能久远，伴随她半生坎坷的脚步，延续至今。幼年时父母离异的不幸遭际、心比天高却不得不挖地耕田的困顿、初涉影事被人当众评头论足的尴尬，都是产生自卑感念的根源。她害怕这种自卑，不敢承认这种自卑，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张狂无度的刘晓庆。
刘晓庆为什么“屹立不倒”，为什么“常说常新”，我们以为很大成分上是她的个性使然，当然也有她在其他领域既创新又闯祸的因素在。可以说，确定了走“性格演员”的路，是刘晓庆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尽管个性的演出同时也为她招来了非议、谩骂和谴责，但她真正得到的，是对她极富特色的表演的啧啧赞叹，是在观众、电影界越来越高的知名度，以及一个又一个令她身价倍增的名誉头衔。 无论如何，刘晓庆是名人、还是个不安分的、喜欢表现自己张扬个性的名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个“喜欢张扬”是否含有不计内容的成分呢？只要有“刘晓庆”三个字，只要公众的眼球不断被“刘晓庆”三个字吸引着冲击着，你骂也好，捧也好，都是在宣传我的存在。笑骂任由笑骂，我自走我的路。有人说刘晓庆故意借媒体炒作自己，就算这是真的，就算刘晓庆心里就是这样“设计”的，你又能怎样？炒作刘晓庆的是媒体，不是刘晓庆本人。你媒体把人家炒作一番，还反过头来说刘晓庆在“借媒体炒作”，这不是自己承认被刘晓庆利用、被刘晓庆玩弄于股掌之上了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论好名恶名，身前身后名，刘晓庆要“名”做什么？何况这个“名”是可以凭空“要”就能得来的吗？一切拜媒体所赐、公众所赐，刘晓庆应该额手称谢，公众和媒体应该深深反思才是。
作为名人，尤其是刘晓庆这样喜欢张扬口没遮拦的名人，她的家事几乎世人皆知。但是在此，我们也有必要简约地记录一下她的身世。这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刘晓庆是大有裨益的。%%%丑小鸭的经历和“生父之谜”造成的心理磨难，困扰着幼年的刘晓庆，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像所有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一样，刘晓庆的童年是幸福的。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刘晓庆出生时，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只有她的母亲刘慧华 ——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就和母亲离婚了。至于母亲与生父当年如何相爱又如何分手，刘晓庆至今不清楚；只知道亲生父亲离开时，母亲正怀着孕。这是刘晓庆长大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原谅生父的重要原因。多数人出生时有父母的呵护，她却只能面对孤苦伶仃的妈妈。多数人拥有的她都没有，这就酿成了她“人所具有的，我都要有”这种要强性格的补偿性心理因素。 刘晓庆3岁那年，母亲与继父冉昌儒结婚，刘晓庆从此有了这位和她相伴近半个世纪的父亲。但是这些情况刘晓庆当时一无所知，继父对刘晓庆视如己出，童年和幼年的她，一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很幸福地生活在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之中，直到14岁入团填表时才知道“父亲”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这突如其来的亲情变故，让刘晓庆一下子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疑惑。刘晓庆长大以后听母亲说起过生父的“冷酷无情”：自己1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这个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要了她的命。母亲为给她治病到处奔波，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肺结核药“雷米封”，那时要几十块。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得到过生父的一分钱，甚至连只言片语的关心问候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刘晓庆心中投下了很深的阴影，对生父与母亲的离异（刘晓庆认为那是抛弃），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肯原谅。可以说，她和母亲对生父都非常痛恨。但在刘晓庆的心底，却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 弄清楚自己的生父是怎样一个人。她几次问母亲，可是母亲怎么也不肯告诉她，只是一味地告诉她眼前这位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只有一个父亲。 刘晓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生父情结”一直深深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她在《我的路》中写道：“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他。”“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于我们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话是这么说，但亲情和血缘是割舍不开的。对生父的痛恨和思念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煎熬着她的心。 《我的路》发表后，听说大明星刘晓庆还没见过生父的面，于是就有很多人上门来认女儿。北影的门卫见多了这样的人，来一个便赶一个。后来，刘晓庆带着电影《太监李莲英》参加西柏林的一个电影节，有一个年轻人找到姜文，自称是刘晓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西德留学。小伙子自称是受父亲之托来认这个姐姐的。因为他说出来的事挺靠谱，尤其是刘晓庆和她母亲的生辰八字之类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晓庆便见了他一面。回国后，刘晓庆又见到了生父 — 一个来自山西的退休老人。当时生父已在山西退休，退休前是一名修铁路的工程师。生父在山西成家后，又有了4个儿子和1个女儿。 刘晓庆生父的详细情况没人知道，但是母亲刘慧华的经历却令人心生敬意。那年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沈醉（前国民党特务头子）告诉了刘晓庆一个秘密：“如果我当年下手快，早点抓了刘慧华，今天就没有你刘晓庆了。”原来，刘晓庆的母亲刘慧华、舅舅刘渝民当年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党员，舅舅是区委书记，母亲跑交通，兄妹两人都在沈醉的黑名单上。而继父冉昌儒那时是川东地下党党员，他的领导人就是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当时冉昌儒在华蓥山一带活动，公开身份是个有钱的医学院学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解放以后，刘慧华、冉昌儒选择了搞专业，在成都体院附中当了正、副校长。两人在业务上是好搭档，终于在生活中走到了一起。第二年，刘晓庆有了妹妹晓红。 当一个花季少女骤然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继父时，那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究竟有多么强烈，恐怕只有刘晓庆自己能说得清楚。这件事在刘晓庆心中投下的是阴霾还是阳光，也只有通过她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的种种表现来诠释了。 幼年的刘晓庆并不好看，黑黑瘦瘦的。邻居们看到晓庆长成这样，都对母亲说：“还不赶紧给你女儿剃头呀，将来长大了嫁不出去她要怪你的。”母亲听从邻居和同事的劝告，咬咬牙拿起剪刀，在晓庆头上来了一个斩草除根。而不明就里的刘晓庆最怕的就是剃头。别的小孩子一头秀发，她们不剃，为什么我要剃？因此，每次剃头时她都像是赴刑场，捂着脑袋拚命地哭喊、反抗，一副留发不留头的气势。每逢这个时候，只有外婆有办法，因为外婆会讲故事。她和颜悦色地对晓庆说：“剃了头好，你不是要当花木兰吗？花木兰小时候就剃光头。” 外婆这一招很灵，一提到当花木兰，刘晓庆的哭声便戛然而止，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凭母亲大刀阔斧，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为小秃子。
刘晓庆每次捂着光头走出屋子，总会有人投来惊异的目光。尤其是一些小伙伴，跟在她后边又喊又叫又跳，拿她的秃头开心。 成了小秃子的刘晓庆，决不愿意成为同伙欺负的对象，为此她便要处处显露出与一般的小孩子不同，让同伴们对她刮目相看。 久而久之，她成了一个处处“反潮流”，时时想造反，使父母十分头痛的“屡教不改的坏孩子”。 那是她的思维方式，似乎凡是大人反对的她就想拥护，凡是大人拥护的她就想反对，越是禁止她做的事情她越是要去试一试。这样的思维方式，恐怕就是她反叛精神的初萌。 母亲告诉她，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下。她等母亲一转脸，便把所有的玩具都往床外一推，统统弄到地下。继父告诉她，蓖麻籽不能吃。她等继父不在时，便跑去摘蓖麻籽，拿了当花生米似的往嘴里塞，结果吃下后又吐又拉，险些中毒。在她家旁边有一个菜园子，里边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她不要随便到园子里去玩。可这话好像提醒了她似的，等外婆一转身她便钻了进去，连挖带拔，糟蹋了好多萝卜，被人家“人赃俱获”…… 刘晓庆的父母对孩子管教甚严。对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她倒背如流。有一次让她背一篇课文《灌木》，文章枯燥无味。她被逼着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但母亲拿着家伙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可怜她。直到半夜，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允许她去睡觉。朦胧之中她听到父母在商量，如果她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她比较好，做到既不伤皮肉又要让她觉得痛。刘晓庆听到这里气坏了，睡意全无，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在妈妈的枕头上吐了好几下口水。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虽然“丑小鸭”的经历和不知生父是谁的孤独使刘晓庆从小有了一份抹不去的自卑，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心理上的磨难，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离婚风波和《我的路》的发表，使刘晓庆迅速从一个知名影星变成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变成千夫所指的“坏女人”，这种遭际使她的反叛精神愈发昂扬。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得中国可以摆脱束缚轻装上阵进行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令社会全方位转型，上至政治经济文化，下至衣着言谈举止。经济的发展、国门的骤开、社会的转型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界。 刘晓庆第一次婚姻的年代，结婚必须经过双方单位的组织调查予以批准后才被认为是合法的。那时候，个人的一切都属于单位，组织的认可大于法律的认定。结婚既然如此，组织对离婚的干预便势所必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经成为公众人物的刘晓庆，居然敢于旗帜鲜明地抛弃己所不爱，大胆追求己之所爱，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当第二次婚姻开始直至最终结束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体系，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也随着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入侵和渗透，使得刘晓庆的个人问题再次被社会化。而大众对离婚的逐渐认同和干涉力量的步步弱化，使刘晓庆的婚姻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本。 刘晓庆是一个个性鲜明、敢做敢为的演员，她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同时也是最令一些人反感的就是一个字：狂。里里外外都透出一股“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的狂劲儿来。刘晓庆的从影之路，起步并延展于中国社会从苦难多乱走向大治的新旧嬗变时期。然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不可能取代年深日久的封建伦理文化对小农意识和市民情调的广泛渗透。好他人隐私之奇，在一个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国度里，几乎是绝大多数国民的普遍嗜好。而刘晓庆生性不羁，露面银幕不久又闹出了家庭婚变，这自然会成为众口啧啧的谈资。中国人一向讲究温良恭俭让，却对“枪打出头鸟”之道无师自通，突然间看到一个本应该“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女子竟然如此这般毫无遮拦，不加收敛，不知天高地厚，当然要始而反感，继而群起攻之了。 刘晓庆是这样解释自己引发物议的原因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当然也绝不例外。由于各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的缺点也不相同。我桀骜不驯，不合潮流，不是个惟命是从的‘乖孩子’，不思悔改，招来众多人的非议是自然的，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 这的确是客观之言——个人性格与传统观念相悖，招致非议是“自然的”而且是“正常的”。 她的这种剖析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当年由于电影《瞧这一家子》《神秘的大佛》招致无数非议和谣言的刘晓庆，又因为主演的电影《原野》在国内禁映再次身处谣言的中心，各种无端的猜测和传闻不胫而走，愈传愈玄。由于当时国内电影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再加上社会风尚的偏倚和落后，未必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欣赏刘晓庆扮演的角色，然而却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毫不费力也毫不负责地谈论她的婚姻、她的交际、她的“作风”等等。在这些似是而非的传言中，刘晓庆比以前更加“不正派”、甚至已经“近于无耻”了。香港的一家杂志率先登出了类似的消息，日本的报纸转载了这一“特大”新闻，接着，国内也有刊物予以登载。刚刚成名的刘晓庆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再一次成为是非漩涡的中心，她的婚姻也因此被逼上了绝路——谣言满天飞，刘晓庆的丈夫王立听而信之，夫妻关系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只好离婚了。
在当时的中国，离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那种让人指指点点的日子，使刘晓庆痛不欲生。刘晓庆说：我已经十分不幸了，可是最不幸的还不是因为“离婚”，而是因为离婚的是一个“女明星”。 尽管刘晓庆一再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毫无根据的流言所牵累，而要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的天地中去，但现实却让她得不到一分钟的安宁。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有人对她指指点点，暗地里戳她的脊梁骨；当着她的面，人们也投以怀疑、厌恶的目光，似乎很害怕沾了这个“坏女人”的邪气。在拍戏所住的招待所房间四周，常常聚满了好奇的人们。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传说刘晓庆的风流韵事，对她离婚的细节详加盘问。而刘晓庆只好对那些“不怀好意”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离婚的真正理由，期待得到别人的理解。 可是，不管她怎样诉说，人们仍然捕风捉影地从她的话语中找漏洞，再把她的话当作珍贵的秘闻四处传播。很快地，她自己说的话又变成面目全非的传言。 在拍戏过程中，连同一个剧组的人也对她充满了防范、戒备之心。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她的房间“看看”；深更半夜，也有男同事们以接电话为借口，到她的屋子里来瞟一下；每当有男客人来访，更是有不知多少双眼睛在暗处投以审视的目光。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有关她的一切都成了越轨的嫌疑，某某人发现了她的拖鞋在某人房间里，转天她的什么东西又跑到另一个人的房间。还有绘声绘色宛似亲见的“新闻”：刘晓庆在半夜敲了某某的房门…… 处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之中，刘晓庆自然难过、委屈、欲辩不能。可谁又能理解她、相信她呢? 更让她痛苦的是，由于这些传言，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正式公布她为1982年的先进生产者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将她刷了下来；中国电影家协会迟迟不能批准她的入会申请；熟悉的人们和不熟悉的人们把她的形象越描越黑，大有把她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潘金莲”加以唾骂、批判的架势。 五花八门的猜忌与谣传以及庸俗不堪的窥探、以讹传讹等，远比刘晓庆的表演艺术能更快速地蜚声于世。 在此情况下，刘晓庆“不堪重负”了。一向自认为光明正大的她再也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窝窝囊囊地偷生了。她要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的路》由此诞生。 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及我认识的自己公之于众，让所有的公众判别是非曲直。我要写下我的自白书、宣言书、挑战书，发出我的呼喊。我找来了纸张，开始了《我的路》的第一页。我要写出我的个性，它曾给我带来无数的非议和白眼；我要写出我的观点，它们曾无数次被扣上“浅薄”、“谬论”的帽子；我要写出我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它一直被指责为“白专”、“不突出政治”、“个人奋斗”；我要写出我的志向、理想，它们一直被批评为“狂妄”、“骄傲”、“目中无人”；我要实事求是地写出我的道路，我要证明我取得成功既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我要告诉观众至今认识到的我的缺点和不足，我也要写出我的正直善良的心。我不阿谀奉承不吹拍拉扯，这一切我都要尽力真实地写下来，写出来。我尽力不做结论，只写事实，我解剖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不愿意让人干涉却一直最多最大限度地被人干涉的个人生活，我解剖自己分析自己，袒露自己，用一把尖利的刀将自己弄得血肉淋漓，然后将它们交到观众的面前，我相信人的善良的本性，相信人们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这是她的抗争，是她的自白，也是她的宣战书 —— 她要向那些往她身上泼脏水的人宣战，向这些无缘无故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宣战。 “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我把这红彤彤的一个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我的路》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超出了刘晓庆本人及一切文艺评论家的想象。人们没想到作为电影演员的刘晓庆也会写书，没想到她会写这样的书，没想到她会这样写书，更没有想到书的内容离经叛道、大言不惭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好像在有意挑逗人们那平和了数千年的心态和中庸了世世代代的神经。在习惯了客气、习惯了即便别人说你好你自己也要说不好的人们眼里，刘晓庆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一时间，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刘晓庆再次陷入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海洋，她没有选择瑟缩，而是泰然处之，我行我素。 刘晓庆一夜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知名度迅速上升，一方面是她本人的性格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民间有谚：“虱多不咬，债多不愁。” 经历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刘晓庆忽然发现，身上的脏水太多了，反而没有了先前的负累，她得大轻松得大自在，从此在艺术舞台和社会舞台上更加放得开，更加随心所欲了。她悟透了一个道理：面对公众和媒体，不必再轻信，也不必按别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她明白，自己就是再循规蹈矩，人们也不会相信她，倒不如甩开包袱，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来得更洒脱。她的思想方式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的境界 —— 笑骂任由笑骂，我自走我的路！
聪明又很幸运的刘晓庆选择了一个最适宜讲述故事的年代，这个年代最可能让她的故事造成轰动与侧目；而她讲述故事的口吻，无疑会使习惯于墨守陈规、谨小慎微的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仿佛都在刘晓庆的预料之中，好像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所以她才写书，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写出了她想说的话。实际上，刘晓庆再聪明，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我的路》发表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响。如果说她恰恰是因为离婚、因为出书才声名鹊起，那不过是性格之使然 —— 她的反叛精神，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她的“逆潮流而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她自然地做出了选择，以致无意中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名人。 刘晓庆的作品之火爆应该说出乎所有人的想象，而她也由一个单纯的电影人变成了一个艺术家、文化人、作家，这是许多名人、明星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可是，即便是“出书”这么“简单”的事，要选择这么好的时机，使用如此狂放不羁的自述口吻，也不是每个名人都能做到的。刘晓庆做到了，虽属无意，却是必然。 客观地说，刘晓庆最大的魅力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独特鲜明的个性和勇气。这种个性和勇气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 —— “真实”。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拿着国家工资的普通演员，刘晓庆竟“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作为一个举手投足都引人注目的名女人，她敢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要同居不要婚姻的观点；尤其是书中把她的成功完全归结为个人奋斗而不见“组织的关怀”和“党的领导”的表述方式，更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这一切，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来说，确实需要非凡的勇气。 《我的路》出版的年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没有走出“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阴影，几千年封建礼教和传统的中庸思想仍然桎梏着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压抑个性、反对个人奋斗仍然是一种时代通病。而刘晓庆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意识和观念束缚的女演员，在率性而为的下意识的抗争中无意间打破了某种政治观念上的禁忌，其行为也就超越了个人反抗精神的范畴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在《我的路》中，她无所顾忌地提出成名成家的观点。当时那种万马齐喑思想沉寂的时代，刘晓庆的观点同时引发了官方媒体的批判和一部分民间青年知识分子及渴望变革者的推崇，构成了开放大门初启时思想观念上的交锋 —— 集体英雄主义对个人奋斗观念的禁锢；单一理想对弘扬个性的排斥。这种观念的差异在当时那种泛政治化的背景下被提升到异乎寻常的高度，而这一时期逆反心理的形成更使刘晓庆成了个人奋斗的动力源泉，引起了无数不甘随波逐流者的巨大共鸣。 刘晓庆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演员，为着生存，为着发展，为着实现自我，不得不举起反叛的大旗，以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反叛旧传统，反叛旧观念，反叛旧道德，反叛那些行将失去存在根据的社会秩序。初入影坛的刘晓庆，以对艺术的那种刻苦钻研、虽九死而无悔的忘我精神和孜孜以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不但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银幕人物形象，而且突破了电影演员的单一艺术实践，在电影与音乐、电影与电视、电影与舞台、电影与文学间腾挪跳跃。她的“走穴”，既是为生存而拼搏，也是对旧的艺术体制和秩序的反叛；她的赴大洋彼岸办个人影展的行为，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努力，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封闭意识的反叛；她的写作，既是个人奋斗的实践，也是对传统观念和束缚个性的集体意识的反叛；她的离婚，既是对女性自我解放的追求，也是对传统家庭伦理和婚姻道德观念的反叛……在这种反叛的过程中，刘晓庆遭受了诸多打击和摧残，忍受了无尽的痛苦和屈辱，却无形中担当起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角色，这种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演员所能做出的贡献。
刘晓庆是公众人物。既然是公众人物，就要面对公众的品评。这品评包括着赞扬、批评，也包括着捕风捉影的传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目前社会上以刘晓庆为题材的“纪实”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下十数种，浏览一遍，大抵是彼此抄录，稍加生发即告出笼。很多有关刘晓庆的资料、故事，均以相同或稍有不同的面目出现在各类书籍中。写公众人物不是写小说，一些公开的个人经历和历史事实纯属资料共享，不同版本的书籍中出现雷同是必然的，这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却绝无仅有地出现了一篇奇文，“独家”披露了刘晓庆的一件“奇事”。以人们对刘晓庆的猎奇心理和动辄批判辱骂犹嫌不足的态度观之，这样具有很强 “可读性”的故事本该被好事者大加渲染，被那些为刘晓庆“著书立说”者们争相引用，可是，这样一份资料却错过了众多写家的法眼，没人引用。这是否反证了一种真实 —— 此奇闻纯属捏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旅美作家，文中列举的事例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在他的笔下，刘晓庆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是什么呢？一个胡言乱语没有起码的理智和常识的女疯子。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疯子，趁着片刻清醒的时候勉强演演电影已经是很大的奇迹了，怎么会这么多年来写书、出国、走穴、办公司而不为有关部门察觉呢？怎么会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而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呢？ 长长的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列举了刘晓庆的两句话、一件事。两句话非常狂妄，狂妄到所有的人看了听了都会觉得刘晓庆真的是不正常了：“中国有两个神，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我刘晓庆。”“我们四川出现了两个能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我刘晓庆。” 一件事是：刘晓庆居然自以为是神，但又不知道自己是何妨神圣。心智迷乱到这一步，看来司法部门当初把刘晓庆抓进监狱肯定是误抓，涉案金额巨大的偷税案肯定也与刘晓庆无关 —— 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刘晓庆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 对于这篇奇文中所列举的刘晓庆的言行，我们的态度是：不予采信。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一条最简单最古朴也最可靠的真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从这篇文章的行文来看，文中所列举的事例没有一样是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可是他却予以采信了，这是他的自由，别人无奈他何。 这也是本书的这一个章节之所以命名为“面对刘晓庆”的原因之一。我们并不想为刘晓庆遮掩什么，但是我们尤其不想往刘晓庆身上再泼什么脏水了。我们可以不喜欢刘晓庆，甚至可以讨厌刘晓庆，但是我们还有起码的理智，知道不能凭着道听途说故意糟踏他人的名声—毁人名誉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所以，我们只想面对一个真实的刘晓庆，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常人情感和思维方式的刘晓庆。 人们更愿意相信关于刘晓庆的所有负面报道，更乐于在那些“令人厌恶的事件” 中反复探讨、追问甚至痛骂，这是社会人文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中国老百姓所说的那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刘晓庆的生活经历告诉她：“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姑且不论她的这些话是否完全符合事实，但从某一方面而论，“嚣张、霸道”，的确是刘晓庆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和对策。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似乎不能不对她的“狂悖”言行有所理解。 况且，刘晓庆“狂悖”的言行多半是做给人看的，也可以说是有点“故意”表现给媒体和公众看的，这大概是萌发于少女时代的那个“补偿性心理因素”在作怪。而对亲人、朋友，对合作者，总之，当她不需要“表演”、不需要“做给人看”的时候，她还有着鲜为人知或者是媒体和公众都不愿意知道的另一面。比如她的敬业和艺德。 论艺德，论敬业，刘晓庆在电影圈内可说是有口皆碑。 刘晓庆从影以来，和谢晋、王好为、李翰祥、凌子风、谢铁骊、田壮壮等著名导演都合作过。她尊敬老一辈，在拍戏时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肯钻研，顾大局，这些都给电影界的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在采访刘晓庆的合作者、《逃之恋》及《火凤凰》等剧的制片主任王海峰时，他很激动地说：“社会上流传的好多关于刘晓庆耍大牌、说大话、欠账的事，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她根本不那样。那些传言，我觉得都是误会和偏见造成的。刘晓庆说话直，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很多人借她的名声做生意，她自己又照应不过来，出了经济纠纷就往她身上推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报纸上有时候听风就是雨，抓住一点小事就大肆渲染，这对刘晓庆很不公平。”王海峰在刘晓庆拍摄的5部影视剧中都担任制片主任，可以说是和她接触最多的人之一，在他眼里，刘晓庆最值得称道的也是艺德。无论拍什么戏，刘晓庆总是非常守时，工作起来十分投入，常常一干就到深夜，王海峰等剧组工作人员只能完全跟着她的时间表转。 “拍《火凤凰》时，刘晓庆化妆需要绷皮，拍摄周期好几个月，她就总那么绷着，一般女人真受不了。七八月的北京，简直就是‘桑拿天’，摄影棚里还有10万千瓦以上的大灯总那么照着，所有的男同志都是赤膊短裤还嫌热，刘晓庆一身古装包裹得严严实实，大灯近距离地烤着，又要表演又要说台词，脸上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别人下了戏，早早赶着去换衣服，刘晓庆为了不给化妆师添麻烦，能不换就不换。外面流传她耍大牌，根本没有的事。在剧组，她是最守规矩的，甭管是当制片还是演女一号，她永远都是和我们一块儿吃盒饭，从来没有半点特殊。刘晓庆还有个特点，甭管遇到什么为难事，一到摄影棚就‘活’了，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有时候遇到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她一来，讲上几句笑话，逗大伙儿一乐，全好了。别人怎么看她，我不知道，也干涉不着，反正我们认为她是个很好合作的人，很重情义，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有事先找朋友。”王海峰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98年，《逃之恋》在吉林梅河口火车站（因为只有那里还有蒸汽火车）拍一场戏，剧情要求刘晓庆手里拿着一封信在站台上追着正在出站的火车跑，火车上是“蔡锷”的“夫人”竭力伸手要接刘晓庆手中的信，刘晓庆在站台上奔跑，一边跑一边热泪横流，她完全进入了角色，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淌。王海峰等剧组工作人员也被刘晓庆的倾情表演所感动，一个个热泪盈眶。几部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着这个场面，镜头快速切换，远景、近景、特写……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刘晓庆的表演太投入了，竟然忘记了火车已经驶出站台，站台的延伸处是一段坑洼不平的沙石土路，刘晓庆从平整的站台上毫无防备地快速冲上这段路，脚下一绊，整个人突然摔了出去。王海峰说：“当时大家都吓坏了，可是因为都知道这是在拍戏，虽然晓庆摔倒是个意外，导演没有喊停，这样一个难得的镜头更能刻画人物的内心。大家虽然心里着急，可是现场纪律管着，都没敢动。不料她家的小保姆正巧在现场，看见刘晓庆摔倒了，关心情切，不顾一切地哭喊着扑进了镜头。我想制止没来得及，气得大骂了一声‘傻X’。可惜说什么也晚了，这条珍贵的镜头报废了。”在惯性作用下，刘晓庆摔得很重，双手双臂都被粗砺的地面搓破了，鲜血直流。可是她什么都没说，把受伤的地方用纱布缠好，换上衣服马上重来。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刘晓庆对待艺术和对待朋友的真诚，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人对她的这些侧面感兴趣，甚至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些。人们更愿意相信关于刘晓庆的所有负面报道，更乐于在那些“令人厌恶的事件”中反复探讨、追问甚至痛骂，这是社会人文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使然，正如中国老百姓所说的那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刘晓庆经常被误解，经常受伤害，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被误解被伤害，使刘晓庆产生了逆反心理。她自信、自豪，但别人说她狂傲，于是她就针锋相对，发表了一篇令人瞠目的“宣言”： “我得了6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据说有人为了见我一面肯出100万美元，还有人为了看我一眼付出宝贵的生命，有人为了和我说一句话被人群挤踩得血肉横飞。虽然我觉得这一眼未免太昂贵，并且认为牺牲生命血肉横飞实在罪孽，可信程度也大打折扣，可是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找到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弋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尽管我‘偷税’，尽管我‘离婚’，尽管我在四川与一报纸打官司，尽管我‘打观众’，尽管我‘和记者吵架’，尽管我这般那般，刘晓庆三个字依然名扬四海。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还没有哪一个角色被众人嗤之以鼻。我的业余生活虽然是杂七杂八涉及各个领域，可我在工作时间却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兢兢业业，出来的活还都说得过去。‘刘晓庆’这三个字要卖，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呢。” 这是典型的刘晓庆风格的自白书！那份自信近乎于“自吹”，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有“自恋”情结。但是，倘若我们以平常心看她这篇“檄文”中的“自吹自擂”，剔除她说这些话时好像在和什么人抬杠斗气的“狂傲”口吻，那么，她说的这些哪一件不是事实？倔强叛逆的性格是她人性张力的外在表现，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的真实和真诚。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永不回川”，被列为刘晓庆的“狂言”之一，还有人多次据此讥笑她“说了不算”。据我们看，这不过是她率真和简单的表现之一，宛似一个妻子和丈夫顶嘴吵架，“我再也不理你了”之类的话张口就来，事实上很少有男人或女人把这时说的话当真。所以，“永不回川”与其说是刘晓庆的誓言，无如说是她激愤时的气话。其实在这种事情上纠缠很没意思，用这样的事例来攻击刘晓庆“说了不算”也很没味道。 刘晓庆是名人，不假。刘晓庆经常“惹是生非”，也不假。我们的一些媒体呢？在刘晓庆惹出“是非”之后，是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予以如实报道，还是怀着“这回可逮着你了”的幸灾乐祸心情捕风捉影，传播谣言，必欲把水搅浑呢？北京的老百姓形容后一种心态有句传神妙语：看热闹不嫌事大。有的媒体对有关刘晓庆的报道所持的恐怕就是这种心态 —— 看热闹，事情闹得越大越高兴。 无论对谁，以这样的心态参与报道，能保证客观和公正吗？ 2003年10月中旬，刘晓庆出狱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她选择了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华人当中都影响极大的凤凰卫视，采访她的是名声与刘晓庆相比毫不逊色的大牌主持人吴小莉。 也许因为都是女人的缘故，也许因为经历了422天的洗礼，刘晓庆在接受采访时心态十分平和，没有了往日的张扬和浮躁，却多了几分深沉、宁静和思考。她坦承：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经常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绝对坚强的人是不存在的。人家都认为我是女强人，其实恰恰错了”。 谈到这次牢狱经历，刘晓庆没有像以往那样指责别人、强调客观，而是诚恳地检讨自己，以思辨的观念看待：“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虽然这个过程本身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仔细地回想和总结，还是对这件事情表示感谢，因为这件事情中我失去的都是短暂的和有价的，而我所得到的都是长久的和无价的。” 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刘晓庆，一个学会了正视和内视自己的刘晓庆。这种人生感悟，这份平和宁静的心态，与过去那个无论正确与错误都死扛到底誓不低头的刘晓庆判若两人。她的这种表态，也恰恰说明了这种人生感悟的真诚和实在。刘晓庆失去的是422天的自由，得到的是永久的友情、爱情和婚姻；失去的是虽然数额巨大但终究有限的金钱，得到的是足以受用终身的人生教益。权衡得失利害，坏事变成了好事；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刘晓庆自己明白了这种得失利害的内涵。可以说，这才是真正“长久的和无价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看到的也许是刘晓庆的另一面，是她真实的、没有被媒体渲染、改造、歪曲、加工的一面。看来，刘晓庆这个人本来就存在着被某些媒体忽略或掩盖了的其它一些侧面。
就在刘晓庆被关押之后，她公司的员工们通过律师刘少雄转交给有关部门四份文件，其中之一就是刘晓庆的秘书林竹撰写的《我所认识的刘晓庆》。所幸不长，今照录于下： “尽管社会上对刘晓庆的舆论褒贬不一，且贬多褒少，而作为在她身边工作、生活了两年的我，仍想以我的切身体会和感受用事实讲述一个真实的刘晓庆。 “我是1992年6月与晓庆开始朝夕相处的。那时的晓庆仍在以拍戏、演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主。公司等一切与商务有关的活动均未开始。她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无任何闲暇。晓庆勤奋、努力、刻苦用功，善良、宽容、热情、诚恳，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仅对男性有着极大的吸引，在女性云集的圈中同样令人无法抵挡。我便是被她的这种人格魅力所吸引而来到她身边的。 “晓庆对事业精益求精，忘我奉献。众所周知，自晓庆从影至今，在银幕、荧屏上塑造过千姿百态各色各样的人物。为了真实生动地表现人物，她被拔过眉、剃过头，为练武功身体被摔得青紫、红肿，对于这些她从未抱怨、委屈、自怜、埋怨过，相反，还津津乐道地向朋友们讲述着‘受刑’的趣闻。 “晓庆为了我能顺利完成拍摄，在拍我整段台词戏时，她悄悄站在我对面，用口形来提示我下面的台词，使我能顺利地一次通过拍摄。我想，中国的大牌明星、大腕演员可谓不少，而像刘晓庆这样不摆明星架子，主动为一个饰演小角色的普通演员提词的举动，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确实从未听到过（要知道当时，我和刘晓庆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是朋友了）。 “她虽是大牌明星，但在任何剧组中都是与所有的演职人员共同用盒饭，从无特殊。1991年几个挚友到晓庆处为她庆祝生日，玩得有点晚了，晓庆留我们几个住在那里，当时住房不大，晓庆为我们打地铺，且她考虑到我睡觉不好，怕在地铺上和她们一起睡休息不好，故坚持让我睡在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可见她处处都替别人着想。第二天早上我们还在洗漱，晓庆自己已把地铺收拾完，并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当时突然变天，由于前一天大家都未穿更多的衣服，特别是徐松子是从上海赶回北京，从机场直接过来的，只穿了一条短裙，尽管大家一再推辞，晓庆仍坚持为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一件毛衣，还为徐松子找了裤子。这件毛衣至今还存放在我的衣柜中，尽管我现在已有各式各样的毛衣，但我仍珍爱着这一件，因为当时我就注意到晓庆自己身上穿的是一件手工编织的已经很旧且有两处破损了的紫红色贴身毛衣。这就是晓庆，她把新毛衣、好毛衣送给了朋友，自己在家却穿一件破旧毛衣，可贵的是她自己却未感到她做了什么。” 这样的刘晓庆，不是很有人情味，很谦恭随和吗？这样一个刘晓庆， 为什么很少见到媒体报道？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刘晓庆，和许多人概念中的那个口吐狂言蛮横无理惟我独尊动辄就和人打官司的刘晓庆还是一个人吗？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刘晓庆和实际生活中的刘晓庆差别这么大？究竟是我们的感觉出了偏差，还是舆论的倾向性误导了我们？ 名人易遭谤毁，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在中国，挨骂最多的演员恐怕就是刘晓庆，而承受能力最强的演员恐怕也是刘晓庆。 刘晓庆下海经商后，媒体延续了既往对刘晓庆本人的报道多持嘲讽苛责态度的惯性，在对刘晓庆公司经济纠纷的报道和炒作中，媒体留给全社会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刘晓庆又输了!刘晓庆又曝出丑闻！刘晓庆又陷入了经济纠纷漩涡……总之，除了对刘晓庆个人演艺情况的报道尚能基本客观之外，举凡涉及各种人际关系矛盾和经济纠纷的报道，刘晓庆及其公司总是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好像刘晓庆和她的公司总是被当做被告推上法庭，焦头烂额，四面楚歌。 这种报忧不报喜、扬恶隐善的现状不能不使人想到大诗人杜甫的慨叹：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究其原因，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对刘晓庆《我的路》的批判浪潮所形成的余波，以至很多媒体都形成了一种习惯，好像只有刘晓庆挨骂、倒霉、当被告、被罚款才有新闻价值。另一个造成此种现状的因素是：刘晓庆本人虽然张狂，却很少计较报刊上怎么说她，她也没时间没精力计较这些。成名以来，她好像只和羊慧明及王建中为侵犯名誉权的问题打过官司，前者以庭外调解告终，后者因为她被捕入狱至今尚无结果。她这种客观上的忍让态度助长了一些媒体的“胆量”。 媒体怎样对待刘晓庆，只是一个具体实例；媒体怎样对待张晓庆李晓庆之类的名人，才是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媒体对名人要么捧杀、要么棒杀的现象应该结束了。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给名人一个公正的平和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我们抒发上述感慨地根本目的之所在
从刘晓庆出道、成名到今天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刘晓庆这个20多年来盛名不衰的电影明星，就是在这样的转型期内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低估的人物。她用自己的天赋和创造，为我们这个需要转型而且也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赶上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所有的浪潮，她经商的业绩也许被人夸大了，但她至少在商界是经过风雨，也有过成功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命运被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被牢牢地限制在体制之内。建国以来的三十几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刘晓庆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她既善于利用传统体制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跳板，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从而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一件商品逐步推向市场。 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做一名电影演员。这是她的一个情结，一种人生追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她念念不忘艺术；创造财富，也许就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艺术理想。正像她在接受吴小莉采访时所说的那样，赚取更多的金钱，是为了实现更完美的艺术。这是不是她对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呢？如果是，那么她可能找到了一个金钱与艺术的契合点。 但是，找到了并不等于掌握了。如果以金钱的拥有量作为衡量生意人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算是成功了；如果以知名度的大小作为衡量艺术家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也算是成功了。然而，在金钱与艺术之间走钢丝，刘晓庆却远远不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高手，这次因为税案入狱就是一个例证。可堪感慰的是，刘晓庆虽然屡遭磨难，却始终不改初衷。她认为，很多东西是可以去争取的，一个女人可以完全不靠别人，自己也能成功，更不会失去爱情。只要她是自立的、自信的、智慧的。 凭了这份自信，我们相信刘晓庆会从坎坷际遇中悟出更多的人生教训，今后的路也会越走越稳。 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尚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 按刘晓庆的叙述，她从部队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月工资是人民币50元。这点钱对于一个明星而言，的确是不相称的。她同王立离了婚，从家里出来时身无分文，甚至连牙刷都没有带一把。 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刘晓庆这样的明星会陷入连一罐煤气都买不起，甚至连饭钱都没有的窘境，但这的确是事实。有那么一阵子，为了省钱，她只得不吃早饭，中午、晚上都设法去别人家蹭饭吃。 这期间，她恰好正在参与影片《潜网》的拍摄。摄制组发给刘晓庆的出外景补助费是可怜的5元8角钱，而这点钱是她当时全部的财产。在每个月发工资前一段时间，刘晓庆照样得省了又省，经常连饭也吃不上。那时为了拍戏她必须天天练习体操和舞蹈，过度的劳累和饥饿使她常常恶心呕吐，吐出来的全是淡腥的绿色汁液。这种简直可以让人发疯的日子，刘晓庆硬是挺了过来。那个时候，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是刘晓庆最兴奋又最心酸的时候，她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那“5张10元钞票的工资”是那么珍贵、可爱。 由于她当时在影坛崭露头角，外出访问、演出是常事，然而，这类被许多人视为难得机会的访问和演出，却给刘晓庆带来了极大的忧愁。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遇到实在推不开的活动，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 刘晓庆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影片《原野》的首映式。当时，在香港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梦幻之都里，内地演员的贫穷简直到了寒酸的地步。许多观众、影迷送花到刘晓庆所住的饭店，都是由服务生送到她的房间里。当殷勤的服务生送完花习惯性地等着拿小费时，刘晓庆只好假装不知其意，仰着脖子哼哼小调，眼睛直看天花板。她是个好面子的人，可是囊中羞涩，这个面子她讲不起。这种无奈的心情，使她很久以后想起来还感到非常难受、窘迫。 每次香港朋友陪她上街，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停下来，刘晓庆便“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市容风光里，以便朋友付车资的时候自己少一点尴尬。在回内地以前，每个赴港的内地演员发了100元港币，刘晓庆立刻就带着这笔钱来到香港有身份的人绝不会光顾的“女人街”，想选购一些既省钱又适合在应酬场合穿的服装。令人尴尬的是，当她正兴致勃勃在小摊贩的麻袋里来回翻腾，同摊主寸金必争地讨价还价时，她竟然被认了出来，许多香港观众围拢过来请她签名留念! 这样的际遇，对那时的刘晓庆来说可算得上家常便饭。一个备受世人瞩目、名声响亮的影后就这样生活在那一次又一次尴尬的困境和心灵的煎熬之中。 刘晓庆在她的书中讲述了好几件难堪事，那种境况，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贴切的。 可以说，贫穷的屈辱和超越贫穷的自尊，最终成为激励她拼命挣钱的原动力。她渴望拥有金钱，她不愿做也做怕了一文不名的艺术家。
走穴把刘晓庆送上了欲望的快车。奇迹的发生是如此令人猝不及防，却注定要影响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改变刘晓庆生活状态的是“走穴”。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有人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演艺界明星参加非官方组织和委派性质的各种演出活动，说穿了，就是组织名演员到各地表演挣钱。演员们自愿参加，按劳取酬，名曰“走穴”：组织者牵线搭桥，从中谋取利益，叫做“穴头”。 当这种活动开始悄悄进行的时候，刘晓庆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此，穴头第一次找到她，邀请她去河北邯郸演出时，她想都没想就生硬地拒绝了。因为太穷，怕外出没有面子，刘晓庆早已习惯于回绝一切无关紧要的活动。 尽管刘晓庆的态度很生硬，穴头却不以为意，耐心地告诉刘晓庆，他们请了当今中国所有的名演员参加这次演出，每场演出付给她50元的报酬。 50元，恰好是刘晓庆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对方接着又告诉她，演出活动为期4天，要演25场。这就是说，刘晓庆4天就可以挣到25个月的工资!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 但是，已经开始心动的她突然又想到了没有衣服，这实在是丢人现眼又不好说出口的一个理由；加上她当时正在主演《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片子，她在剧中是绝对的主角，很难脱身。因此，她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可是，穴头不死心，第三天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直戳要害，明确表示可以付给刘晓庆每场150元的报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精明而又贫穷的刘晓庆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清高，她稍一迟疑便点头答应了。刘晓庆从此搭上了欲望的快车，而且再也刹不住闸了。 邯郸之行对刘晓庆有着特别的意义，她由此知道名气居然是一棵摇钱树，需要的时候摇上一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大把的金钱。这些钱，对当时还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她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正是通过不断的走穴演出，使她知道金钱的积累原来是如此轻松愉悦的事情。生活好像忽然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一片姹紫嫣红生机无限的春光。贫困窘迫的日子眨眼间离她远去，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一下子来到眼前。她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并对今后的生活有了更大的渴望。中国人形容这种心态的古训有很多：“人心不足蛇吞象”，“既得陇，复望蜀”，等等。人的欲望本来就是没有止境的，这不是刘晓庆一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整个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虽未致富但已经脱贫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刘晓庆对金钱欲望的升级。那是一个大力宣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是一个“谁有钱谁光荣”的年代，对贫穷的厌憎和对富有的渴望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财不露白”成为惹人耻笑的农民心理，炫富摆阔变成万人瞩目的时尚典型。在歌厅里比赛焚烧人民币，在饭店里较着劲儿点菜要酒，每每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虽然新闻媒体持明显呈批评的口吻，但折射出的那种社会心态却充满着物质的喧嚣和心理的浮躁。刘晓庆长期压抑在心底不得抒展的欲望一下子恣肆汪洋，迅速膨胀起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多数人内心深处恐怕都有过发财的梦想，也大都做过一旦发财就怎样怎样的黄梁美梦。对于格外看重亲情、恪守孝道的刘晓庆来说，“达则兼济家人”是她身处窘境时最大的渴望和梦想。因此，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刘晓庆首先想到的是，让她的父母、家人同她一起分享这种优裕快乐的生活。而分享的最好方式，是拥有自己的房子，让父母、亲人都能生活在身边。这个想法引发了她对房子的渴望。 也许没人相信，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来到北京的刘晓庆长期居无定所，直到1992年才有了自己的“家”。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刘晓庆一直过着到处“打游击”的生活，拍戏的时候随身带着卧具，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了。多少次，负责送刘晓庆“回家”的司机都要问她一句：去哪儿?是啊，去哪儿呢？于是把车停在路边想，想想谁家今晚可以接待自己这个不速之客。常常是想到谁家就去谁家，人家不方便就转头再去找，再去碰钉子。这种境况确实很惨，但都是事实。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那一时期刘晓庆最大的心愿。而加深刘晓庆对房子渴盼的，则是她对外婆和父母的牵挂。 刘晓庆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人，她对父母、对家人，尤其是对外婆感情至深，这种爱甚至超过爱她自己。刘晓庆在公众眼里是大明星，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被人们伺候惯了的，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她既娇且骄，什么事都不会做也不肯做，其实她回到家里却是个乖巧疼人的孝顺女儿。冬天，她只要在父母身边，每晚都要冲好热水袋放在他们的被窝里。遇上特别冷的天，她会用自己的体温先把被窝焐热，然后再请父母上床安睡。 刘晓庆是外婆带大的。外公出身豪门家庭，因抽鸦片抽光了家当，也抽空了身体，年纪轻轻就丢下妻儿撒手去了。外婆二十几岁就守寡，一辈子都在带孩子，带大了儿女辈又带孙儿女辈，在她带大的孙儿孙女当中，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刘晓庆。 刘晓庆发誓要报答外婆和父母的养育之恩，让他们晚年过上舒心的日子。虽然以她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论，她根本就买不起房子，但她为了早一天实现“兼济家人”的梦想，还是向朋友借了100万港币，在蛇口买了一幢别墅，然后举家从成都南迁，托付在深圳工作的妹夫照顾3位老人。
借了钱就要还，当时她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要维持这幢高级住宅的消费，也需要一大笔钱。 为了还债，刘晓庆在全国各地疯狂“走穴”，大钱要挣，小钱也要挣，一挣到钱就存起来，然后再想办法换外汇。可“走穴”挣来的钱，对100万的外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她真正感觉到对金钱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和多么纯粹，她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字：钱！ 那个时期，因为工作关系常去香港的刘晓庆，逐渐在香港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香港一些有钱人的太太们，手里有了闲钱便用来炒楼花。低价时买进楼花，到高价时卖出去，很多人因此赚了大钱。在闲聊中，朋友们也建议刘晓庆买楼花。刘晓庆说手里没钱，朋友们提醒她可以把自己的别墅抵押给银行，贷款出来不就有钱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商业意识的刘晓庆这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生财之道，但她也明白自己的房子本是欠着债买的，如果抵押出去，就意味着又欠上了一笔更大的债务，债上加债，万一炒楼花再亏本，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她不敢输也输不起呀！ 可是，赚钱的诱惑又时时吸引着她，令她欲罢不能。过怕了穷日子的她，真的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过上不为钱发愁的日子，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不赌一把怎么行? 于是，刘晓庆铤而走险，跟着香港太太们抵押了楼，去贷款，买了楼花。她破釜沉舟，决心要杀出一条血路。 两年后，香港的楼花得到回报。由于自己豁了出去，天上真的掉下了个金娃娃。刘晓庆还清了债，还成了个小财主。 几乎与买楼花赚钱同时，刘晓庆借钱买的蛇口那座别墅未加任何改造装修，一下就从150万港币升值到300万港币以上，这两件事使刘晓庆感到做房地产生意大有可为。她开始行动了!要在80年代后期中国这片土地上演出的以房地产为题材的巨型剧作中担任“角色”了，而且要当“主角”! 从那以后，刘晓庆开始做房地产生意。虽然那时她还是不动声色地做，但实际上已经做得轰轰烈烈。她不动声色地创办了一家“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任命妹夫靖军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刘晓庆毕竟是演员而不是商人。如果说频繁走穴使她迈出了脱贫致富第一步的话，那至少还是她能力和专业范围内的事，是一种必然；而她买楼花赚到一笔足以使她成为富人的钱，就多少有点偶然因素了。可惜，当时的她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过早和过于顺利的成功使她头脑发热，以为天下万事万物皆备于我，于是纵身跃入了遍布险滩暗礁的商海，要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了。也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晓庆性格中坚韧倔强、不甘居人后的特征由于肆意的挥洒和无节制的张扬而逐渐变形、畸化，这种潜在的、不易察觉的变化迅速发酵了她“兼济家人”的欲望，并且搀进了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幻想的成分。理性被澎湃的激情裹挟着，催动欲望的快车加速飞驰在幻想的国度里，终于偏离正常的轨道，失控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刘晓庆的被捕，仿佛给新闻界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刘晓庆再一次惨遭污水淋头的厄运。 2002年7月25日，新华社向全国新闻媒体发了通稿，主要内容是：刘晓庆因其公司涉嫌偷税，已于7月24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被依法逮捕。同日，中央电视台《现在播报》也向全国、全世界播报了这一新闻。 一石激起千层浪，刘晓庆被正式逮捕入狱无疑是2002年的一大新闻。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新闻媒体，直接代表了中央的声音。刘晓庆因涉嫌偷税被捕的消息被这两家“巨无霸”新闻媒体公布，一方面结束了数月来社会上关于刘晓庆税案的各种猜测和传闻，另一方面无异于给一度沉寂的新闻媒体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引起全国媒体的轩然大波。 一夜之间，媒体上刚刚有所平抑的“关于刘晓庆”和“刘晓庆税案”的话题顿时又火爆起来。7月25日以后，不少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刘晓庆的照片以及关于刘晓庆税案的话题。以媒体和公众对此事的关注程度来看，至少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个人的被捕入狱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既然是爆炸，就会有飞沙走石硝烟弥漫；既然是巨石击水，溅起来的就不仅仅是晶莹的浪花。在报道刘晓庆入狱的大量消息中，很多参与者不顾事实，仅仅凭着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甚至主观猜想就敢落笔成文，一时形成了谣言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8月3日，香港某报报道了刘晓庆狱中落泪的消息。消息说：“中国影后刘晓庆早前因涉嫌逃税被捕，拘留在北京看守所，一向给人女强人感觉的刘晓庆，在入狱时因被要求全裸接受检查，有感自尊心受损而当场落泪。” 针对这些报道，警方于2002年7月30日出面辟谣，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这些报道是严重失实的，是极不负责任的，是毫无根据的，纯属炒作。” 警方已经辟谣，但是一些媒体置若罔闻，依旧自说自话，对刘晓庆的狱中生活进行了猜测和想像性描述。说刘晓庆“原本染成的一头乌黑的长发露出了白色。由于情绪极度不稳定，她经常用头撞墙”。某些报刊出于商业动机，仍采取辱骂、指责甚至诽谤的手法，往刘晓庆身上大泼脏水，把她妖魔化，侵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媒体在报道刘晓庆事件中出现的“偏差”，全国记者协会十分重视，一连召开了3个旨在制止假新闻和炒新闻的行业自律会，要求传媒界时刻牢记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只为扩大自己的影响、抓读者而进行商业化的炒作。 在大众媒体排山倒海般地谤损刘晓庆这个“恶心”那个“丑态”的同时，《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法制媒体的一些理性文章也频频见于报端。其中一篇文章，在提到有关媒体披露刘晓庆被关押期间曾请求出去“一头上的白发”、“刘晓庆原本就有满头白发”等内容时指出：刘晓庆作为一个演艺明星，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这是她隐私的一部分。媒体将其与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个人隐私公诸报端，应该说是严重侵犯了刘晓庆的隐私权。 从法律的角度讲，刘晓庆在此事件中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她享有和普通公民一样的各种民事权利，任何个人和媒体都无权随意侵犯她的隐私权、践踏她的人格尊严。即使刘晓庆真的被判有罪服刑，只要法律没有剥夺她的公民权，她的人格尊严，她的名誉权、隐私权依旧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有些媒体借刘晓庆被捕之机，报道她的种种绯闻，将她的一些个人隐私公之于众，甚至通过一些文化传播工具大肆侮辱她的人格，这显然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嫌。 对于刘晓庆的被捕，除了一片骂声和正义之声以外，叫好声和叹息声也同样响彻大江南北。叫好的人心态各异：有的是出以公心 —— 名人犯法与庶人同罪，说明国家整顿税制的决心之大；有的是妒忌和压抑的心理得到了释放 —— 你也有今天呀！也有少部分人纯粹是觉得解恨，这不是个人之间的仇恨，而是穷人对富人与生俱来的仇恨 —— 活该，谁让你有钱来着！至于叹息的人则多半心同此想：挺好的一个演员，不好好演戏，瞎折腾什么呀，这下被逮起来了，连戏也演不成了。这部分人多半是刘晓庆的影迷，真心实意地喜欢她，喜欢她的戏。这种叹息代表了多数老百姓的心声。刘晓庆在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下活跃了20多年，虽然是非不断，官司缠身，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她。影迷喜欢她，喜欢她的表演；不是影迷的人也喜欢她，喜欢她的率真，喜欢她的敢为天下先。就在一些无聊小报对刘晓庆的入狱胡猜乱写极尽侮辱诽谤之能事的时候，正是这些善良正直的人默默地做着维护刘晓庆合法权益的事情。2002年8月9日，在刘晓庆已经入狱40多天的时候，还有人在报纸上为她叫好： “我没当过刘晓庆的影迷，也从来不认为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有真本事。比如她的文章写得真是不错，尤其是《我的路》，给人石破天惊之感”。 是的，只要不是对刘晓庆持有特殊偏见的人，都应当承认：无论刘晓庆惹过多少是非，也无论她身上有多少缺点和错误，她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她的真性情、大勇气，她的坚强和韧性，都是多数人 —— 包括多数男人应该敬佩的。
刘晓庆被拘留以前，除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之外，主要还是在拍戏。当初拍完《火凤凰》之后，还友情客串了一部名为《执行局长》的电视剧。在这部反映高法系统工作人员精神风貌的电视剧中，刘晓庆扮演省长夫人。虽然是个戏份不多的角色，但她的表演非常精彩到位，把一个深明大义、知法守法的中年女知识分子刻画得细致入微，不少看过此剧的人都认为她的表演技艺不同凡响。 刘晓庆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执行局长》的制片人和导演曾经大伤脑筋。最初的反应是，刘晓庆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她刚刚被捕的时候播出这部戏，会不会被误解为替刘晓庆张目？而且最麻烦的是，当时这部戏还没有送审，这个时候送上有刘晓庆出演正面形象的电视剧，会不会使整部电视剧胎死腹中？他们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讨论，商量是否要对刘晓庆的戏进行删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刘晓庆虽然被逮捕，但她只是“犯罪嫌疑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未经人民法院正式判决有罪的人，都应当视为无罪。也就是说，刘晓庆虽然在押，也还是一个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人，任何人都无权限制、损毁、剥夺其艺术形象的展示。就算她最后经法院审判认定有罪，那么她自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但也不能因此抹煞她的艺术创作。于是决定，《执行局长》不删不改，照常送审。果然，这部电视剧顺利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查，而刘晓庆的戏也没有进行任何删节。与那些幸灾乐祸、惟恐天下不乱、以围剿刘晓庆为乐事的小报记者们相比，《执行局长》剧组的制片、编导的人格水平令人肃然起敬，国家有关审查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应当受到人们的钦敬！ 刘晓庆身陷囹圄，一代影星失去了自由。她的艺术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成为可怜的陪绑。我们不能为刘晓庆失去自由而悲哀；但是我们为艺术而悲哀，为艺术的双翅不能自由翱翔而悲哀。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了无牵挂的刘晓庆真的没有牵挂了吗？外面，牵挂着她的人还有很多…… 其实，刘晓庆在被拘留的前一天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要失去自由了。据她的司机小齐说，她被捕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被有关部门实施24小时监视了。无论刘晓庆到哪里去，总有人不远不近地跟着她。“不远”是指刘晓庆总在这些跟踪者的视线范围之内；“不近”是指这些人并不干扰刘晓庆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刘晓庆被捕是7月24日，但是6月20日她就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了。拘留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19日下午，刘晓庆到公司办事，上楼正好碰见小齐，她不顾身后的监视者，坦然地对小齐说：你跟我来一下。小齐随刘晓庆走进办公室，她掏出一个红包：“你爱人生了一个女儿是吧？我可能没时间看望她了，这个给你，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当时小齐的夫人生孩子刚刚半个月，因为正是刘晓庆全天24小时被监控的非常时期，所以小齐根本就没跟老板说这件事。他接过这个红包，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也就是在这一天，楼下的保安无意中听到监视刘晓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怎么？” “上边正研究呢，甭管什么结果，反正是最后一天这么跟着她了。” 保安听出了话音，急忙上楼把这些话告诉了小齐等人。刘晓庆自然也得到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不用分析，既然是最后一天这样监视她，那么这一天结束后，无非是两个结果：一是解除监视，也就是说问题没那么严重，她刘晓庆又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的事了；二是把她抓起来，像妹妹刘晓红、妹夫靖军那样，收到“里面”去。“上边”研究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种种迹象表明，“收”的可能性比较大，“放”的可能几乎是零。这一点，刘晓庆早就想清楚了，也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因此，听到保安传过来的话，她几乎没有任何表示，好像保安说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照常处理着手边的工作。 6月20日上午，公安人员走进刘晓庆的玫瑰园别墅，刘晓庆平静地随公安人员走了。这也许是平生第一次，她走出家门时没有化妆。临走时，她只带走了一套英语书。 汽车开出玫瑰园别墅，绝尘而去。坐在汽车里的刘晓庆不无依恋地望着飞快掠过的树木和街道，倏忽间产生了一种茫茫然的感觉。那一刻，现实和幻象发生了倒错，清醒的理智和混沌一片的下意识在她脑海里开始打架。朦朦胧胧的幻觉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去摄影棚的路上，她要考虑的是角色的问题。这是职业习惯，是一个演了20多年戏的演员的惯性思维模式。恍惚间，她仿佛是在扮演着一个新的角色，她要认真把握这个角色，甚至一遍遍提醒自己不要演砸了。汽车在行驶中颠簸了一下，朦胧的潜意识骤然退去，理智把现实的铁青面孔凸显出来。这不是去摄影棚，而是去……公安局？法院？监狱？ 刘晓庆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国家机器”，她还真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身边这些默不作声目不旁视的执法者也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些同事，她想和他们开个玩笑，马上就意识到这很不合时宜，于是抿住嘴唇，一任严肃压抑的氛围弥漫开来，压迫着她和车厢里的每一个人。一向敢说敢做无所顾忌的刘晓庆，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把想说的话憋了回去，跳脱活跃的思维却信马由缰，一下子想起了柳三变的《雨霖铃》。“……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好像不怎么搭界，却偏偏就想到了，也算是一种别离吧。刘晓庆经历过太多的聚散，也经历过真正的生离死别。两度离婚的创痛、几任男友的分手、是非不断官司缠身的困扰、屡遭批判围攻的窘迫，尤其是父母的相继去世……精神上遭受打击的同时，也磨砺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可以说是钝化了她对骤然袭来的变故的反应。
刘晓庆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作为曾经在中国影坛叱咤风云逾20年之久的“大姐大”级人物，刘晓庆拥有大批喜爱她的影迷和观众。对于这些影迷和观众来说，一夜之间，昔日的偶像变成了阶下囚，如此戏剧性的人生变故胜过任何一部刘晓庆主演的影视剧。刘晓庆似乎注定成为中国影坛最富争议性的人物，那么影迷和观众对入了狱的刘晓庆又是如何评说呢？ 一位影迷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我们择要摘录如下： “这是真的！这真的是那个整整风靡了一个时代至今还麻烦不断，但依然顽强地孤独地站在我们视野中心，张扬狂傲的刘晓庆！ “在我少年时看她的电影，读她写的小说，至今我仍然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关注着明星和偶像！尽管不时传来种种不利于她的新闻或花边或偷税漏税或口无遮拦或官司缠身，但这些依然挡不住我对她的喜爱和热情！ “我心痛！我心恨！我心痛的是他们辜负了大众的感情和期望，他们也同样辜负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对他们的付出；我心恨的是他们曾经是我们心中的明星和偶像，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和成功人士，他们本应该做出自己的表率，他们本应该以一种更阳光健康的形象和更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这一番评论饱含激情，多么痛切，多么无奈，又是多么的失望啊！ 社会各界人士对刘晓庆因涉嫌偷漏税被捕也纷纷发表看法，如果说牵挂，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牵挂吧。 天津青年影协负责人、河西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张绍祖说：我看到刘晓庆被逮捕的消息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觉得早晚会有这一天。刘晓庆早期拍过不少好片子，也得过几次百花奖，但她应该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艺术成就和在观众心中的美好形象。可以说，刘晓庆给其他演员敲了一下警钟。 《中国电影市场》编辑李宝江说：刘晓庆这些年来一直风风火火、起起伏伏，但我没有想到她会触犯法律。刘晓庆在表演艺术上确实有过辉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肯定。如果她在艺术上不断地进取，不是过多地陷入是是非非之中，那么她可能在艺术上比昔日还要辉煌。我曾见过3次刘晓庆，每一次她对影迷、观众都很热情、谦虚，没有什么架子。最后一次在《火凤凰》剧组看到她跟其他演员一起吃盒饭，并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那样不可一世。人都有两面性，她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用“直抒胸臆、众说纷纭”来概括这些人的话应当不会错，但也未免失之肤浅。实在说，对刘晓庆而言，这是一份份牵挂。缅怀你昔日明星耀眼的光华，是牵挂；批评你张扬无忌的狂傲，也是牵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牵挂；骂也是牵挂，赞也是牵挂。这一份份深情系之的牵挂，刘晓庆，你可曾领会？你何以报答？ 昔日种柳，依依江南；今朝摇落，凄凄惨惨；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在狱中的刘晓庆，是否也有如斯感慨？ 从灿烂辉煌的巅峰跌至凄凉惨淡的谷底，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何况还有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还有自由发挥的揣测臆想。 就在刘晓庆被拘留后第3天，深圳律师刘少雄匆匆来到北京，他是受朋友之托，专程赶来为刘晓庆税案提供法律帮助的。对于刘少雄的北京之行，《我们为刘晓庆辩护》一书中曾有过详细记述，委托并向刘晓庆的亲人们推荐刘少雄的人被称为周姐，这个周姐和刘晓庆的表哥表嫂是世交。表哥以为人和善著称，又极有权威，人们都叫他“大哥”。刘少雄被千里迢迢请来，当然是看中了他的学识、修养和辩才。刘少雄曾是武汉大学法学系的副教授，当律师以前还有过在省纪委和省公安厅供职的经历，具有MBA硕士学位和经济管理学博士学位，并曾受我国司法部的委托，主编过《律师通略经典》，如此经历和学历，在全国11万名注册律师当中，应该算是佼佼者了。 在北京迎接刘少雄的有刘晓庆的表哥、表嫂，刘晓庆的秘书林竹，还有刘晓庆的男朋友阿峰，以及推荐刘少雄来京的周姐。除了已经被关进去的妹妹刘晓红和妹夫靖军，这些人都是刘晓庆至亲至近的人。 刘晓庆的大哥当场就写了委托书。 当时也谈到了律师费，大哥表示了歉意，说刘晓庆进去了，钱都“死”了……律师费是一定要付的，但不是很多。刘少雄笑着把大哥的话拦住了。 关于律师费的问题，刘晓庆出狱后，笔者曾经在采访刘晓庆的合作者王海峰和司机小齐时听他们谈起过，话题是从外界传说刘晓庆到处欠账、赖账说起的。 笔者问他们：外界盛传刘晓庆经常欠账不还，很多媒体上也这么说。你们二位跟刘晓庆合作多年，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实话，刘晓庆是这样的吗？ 王海峰和小齐异口同声：根本没有的事！ 王海峰说：我跟刘晓庆合作5年了，拍了5部戏，每次都是做她的制片主任。这5部戏的总投资有上亿元了吧，她从来分文不欠！像我们这些员工的工资、劳务费什么的，一天都不拖欠。这次她进去之前有几笔没来得及支付给人家的，她一出来首先就惦记着赶紧还给人家。刘晓庆在里边的时候，她的账号都给封了，有钱也不能动。那笔律师费她不欠着怎么办？她出来签的第一部戏是人家请她拍《永乐英雄》，片酬是税后80万元，这事报上登了，您肯定也看见了。可是您光知道她拿酬金80万元，其实这80万她根本就没过手，当时问清了律师的账号，这笔钱就直接付给律师了。还有我知道的，比如《洛神》的后期剪辑费，刘晓庆进去的时候这部片子的剪辑工作还没完，所以欠着负责剪辑的刘X一部分剪辑费。刘晓庆一出来就惦记这件事。其实剪辑费没多少钱，可她念叨好几遍了，说是赶紧挣了钱把剪辑费付清了。
按照规定的法律程序，刘少雄获准会见了刘晓庆。刘晓庆对这位陌生的律师好像不太放心，一见面就问：你办过税案吗? 刘少雄答：办过。一共办过4个税案，你这个是最小的。你知道有个广告“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吗?那个产品涉嫌逃税1个多亿，我参与办过此案。 刘晓庆问：你们律师大多数只懂法律不懂经济，办我的案子不但要懂法律，还要懂经济。你懂经济吗? 刘少雄答：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当律师光懂法不行，必须要了解经济。因此本人修完了MBA的课程并获硕士学位，现在又读完经济管理的博士，加上本人原是武汉大学法学系副教授，不知是否够资格为你辩护。但我会请我的导师组织一批一流的税务专家和一流的刑法专家支持我的工作，依法维护你的权益。如果我达不到你的要求，你随时可以撤换，这是你的权利，我将尽职尽责维护你的权益。根据法律规定，在侦查阶段，您有权获得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包括委托律师申请取保候审，代为申诉及提请控诉等，这些您是否明白?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拘留您24小时后，是否告知您有这些权利? 刘晓庆答：不清楚，当时心情较乱，好像告诉过。 刘少雄问：您是否知道您所涉嫌犯罪的罪名?您有什么要辩解或需要委托我们代您向有关方面申诉的? 刘晓庆答：偷税，我从来没有怂恿、指使、胁迫他人偷税，我不懂财务、不懂会计，我只懂艺术，我绝不会有意识地偷税。公司成立以来，我在公司的时间很少，基本上在外拍片，因此根本不知道税务问题。偷税应该是有意识的偷税，而我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如果税务局告诉我们，我会缴税，该缴多少缴多少，实际上我要求公司已按税务局的通知缴了税，还有抵押。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关我。 刘少雄答:我们期望您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并振奋精神，实事求是陈述自己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不能称大姐大，不要把不属于自己的问题都大包大揽到自己头上。不要受亲情影响，要对办案机构、对事实、对自己负责，各人做事各人当。 我们期待您对政府、对党、对执法机关，仍要像过去那样充满信心。证明犯罪有一个过程，证明无罪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既然已经启动了程序，就要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您的案子既得到程序的公正，也得到实体的公正，我们有信心，所以也要请您充满信心。 请放心，我们不仅会向您提供法律帮助，我们还会向您提供其他资助。大哥、大嫂、文萍大姐及周大姐她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今天他们都来了，正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等待您的消息，请您保重。 这时，刘晓庆掉泪了。 对于刘晓庆的这场“牢狱之苦”，投井下石的姑且勿论，隔岸观火的也无需理会。而许多人纵然平时不喜欢刘晓庆的张扬，甚至妒忌她的当红和财势，但是见到红颜落难、才女蒙羞，也未免感慨系之，这就是多数善良的人们的态度。因此，刘少雄的感慨也正是刘晓庆的亲人、朋友以及许多善良人们的感慨。 从“影后”到囚徒，从事业的巅峰到人生的低谷，角色的转换，心理的落差，转换成为习焉不察的冷漠 —— 刘晓庆经历过这样的情境与心境，这是她身陷囹圄还能保持良好心态的重要因素。毕竟是在狱中，毕竟远离了亲人和朋友。寂寞，如秋雨般缠绵细腻而又挥之不去。喧嚣，已是明日黄花不堪回首。 昔日种柳，依依江南；今朝摇落，凄凄惨惨；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在狱中的刘晓庆，是否也有如斯感慨？
2003年8月16日，刘晓庆在被关押了422天后，获准取保候审，她出狱了。 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刘晓庆内心充满着焦渴、冲动，还有一丝怯意。这一点点怯意像春日清风中漫空掠过的一只燕子，只是在春光潋艳的地面上划过一道难以捕捉的影子，转瞬即逝，未留痕迹。她渴望着见到朋友，见到那些日日夜夜为她的事情操劳着奔波着的朋友。她渴望倾诉 — 把痛苦说给朋友听，这快乐会减少一半；把快乐说给朋友听，这快乐会增加一倍。她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弥漫着一种气息，这是自由的气息，亲切、舒爽，令人产生莫名的振奋。 与当初入狱稍有不同的是，媒体只是客观地报道了刘晓庆获准取保候审出狱的消息，没有出现一年多以前的狂炒局面。 当初刘晓庆入狱，媒体狂炒，公众对她的印象降到了她成名以来的最低点。随着她被关的时间越长，人们的关注度也在逐渐冷却。但是刘晓庆仍然拥有许多古道热肠、忠心耿耿的朋友，还有更多的铁杆影迷。这些人爱她，无论她在银幕上还是在看守所里。她进了看守所，这些人反而对她投注了更多的关怀和义无反顾的支持。一般认为，名人犯了事儿，即使媒体、商家加倍炒作以求保其名，其“名”的含金量也绝对是要打折扣的。因为，衡量名人之名分量的“秤”毕竟在大众心里。大众怎么会对一个犯了法进了看守所的名人继续投以热情的关注呢？这大概就是刘晓庆此次出来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的原因吧。 当名人累，做事情不累。我自己的心态保持得很好，出了这样的事，心态并没有随之大起大落。 2003年9月，作为《281封信》的合作方北京华百年传媒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陈孝英去看望刘晓庆。在谈到合作拍摄青春偶像剧《281封信》及今后其他合作项目时，陈孝英对刘晓庆说：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打造一艘文化产业的航母。也许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牢狱之苦的缘故，刘晓庆对这个前瞻性很强的“宏伟设想”未置可否，只是对陈孝英说：我现在惟一要做的事就是要尽快多挣钱，还账。还国家的账，私人的账。 挣钱，还账。这是刘晓庆出狱之后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她对不止一位朋友讲过同样的话。她有这个能力，更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因为很多“独具慧眼”的商家看到了刘晓庆出狱之后不会衰落反而会更加“抢眼”的锦绣“钱”程。 果然，刘晓庆前脚刚踏出监狱大门，很快就有了关于她“挣钱”的消息。有报道：尚处于取保候审的刘晓庆正与一杂志发行商洽谈广告合作事宜，提出120万的合作价，欲出山为该杂志拍摄平面广告。 大概不会有人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因为这不仅符合刘晓庆的性格，也符合某些善于借“名人效应”以达商业目的者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律。有人撰文评论说：刘晓庆尚在取保候审期间，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洽谈广告事宜，无论对刘晓庆个人还是商家而言，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源于双方都忽略了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犯了事儿的名人，其名人效应是否还能像过去那般灵验？ 现在看来，这种设问是杞人之忧了。 现实情况是，刘晓庆刚刚出狱，可能连她自己都还没来得及适应自由的空气，各种各样的片约、广告就纷至沓来。刘晓庆陡然发现自己“升值”了，媒体上的说法是“刘晓庆通货膨胀”。这就是通行世界屡试不爽的所谓“名人效应”，只要是名人，无论他蒙难也好、凯旋也罢，只需有所动作，必会吸引更多人的眼球。看来，“名人打个喷嚏也挣钱”的说法还真不是虚妄之词了。 曾经有人问刘晓庆，是否觉得在监狱里关400多天很意外，是否原先没想到会关这么久。 刘晓庆说:不，想的比这个要长得多。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出来。总之这次进去，失去的是短暂的和有价的，得到的是长久的和无价的。 这话说对了，铁窗生涯对刘晓庆肯定有不少收获。她本来就是个思想十分活跃的人，在监狱里，长夜难眠，她会认真整理已经走过来的风风火火的人生路，会为自己设计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20多年的生聚教训，20多年的苦辣酸甜，会被思想的筛网滤它个得失毕现利害分明。失去的不过是400多天的自由以及拍戏、经营的有限的经济效益；而由此得到的教益将受用终生，由此损失的经济效益也会得到加倍的补偿 —— 这的确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衡量的。 刘晓庆在监狱里的时候，外面一度风传她满头白发、以头撞墙。对此，刘晓庆回答得很轻松：“我倒真是渴望有一天变成满头白发呢。你想，鹤发童颜，那是什么感觉？那多有风度啊！”说着还伸手捋了捋头发，甩头做长发飘飘状：“不过要说我没有一根白头发可能也不对，要是在灯光下仔细扒着找，兴许也能找出一根两根的。” 问到她这么风风火火地到处忙碌，是否感觉到很累，刘晓庆说：当名人累，做事情不累。主要是出名太久了。还好，我自己的心态保持得很好，出了这样的事（指这次入狱），心态并没有随之大起大落。我感觉到做事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有乐趣，所以从来不觉得累。尤其是做电影，我非常熟悉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做起来就更觉得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了。
论经历，我可以说是经历最丰富的女人了吧？ 说起电影，刘晓庆立即变得神采飞扬：做电影，好比整个过程是一座工厂，我现在是厂长，是从学徒工、车工等等各个车间里最基层的工作中慢慢做到车间主任、厂长的位置上来的。所以，下面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任何小动作都瞒不过我的眼睛。只不过有时候我故意不揭穿他们罢了，“水至清则无鱼”嘛。 对小事“故意不揭穿”，因为她心里全明白，总要给人家留口饭吃，还要照顾人家的面子。所以，不是大的原则问题，她装装糊涂也就算了。 但是刘晓庆不能容忍别人拿她当傻瓜。遇到这样的事，她很较真，而且眼里绝对不揉沙子。刘晓庆是四川人，有着辣妹子的精明和算计，管家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她说，有一次他们拍一部古装戏，剧情需要的一个场景是布置一条街都是卖蔬菜的摊子。就为了布这个景，负责道具的人竟然一下子买了1000吨菜，足足好几十卡车的载重量，回来找刘晓庆报账。刘晓庆开始都有点不相信，问：“真的买了1000吨的菜？”来报账的人说：“是真的，真的买了1000吨菜。”刘晓庆说：“如果是真的，叫那个负责道具的明天不用来了。”刘晓庆当时很生气：拍电影又不是当菜贩子，就为了这么个景，竟然买了这么多菜！既然是拍戏，你在外面摆一些菜，里面用砖头瓦块填充一下，效果出来完全一样的啊。买1000吨菜，这不是败家子吗！ 还有一次拍卖肉的戏，负责道具的人居然买了整整一头猪的肉挂在那里。刘晓庆告诉他们，拍戏嘛，搞点猪肉摆一摆就算了，要买那些过期的、坏了的肉，要便宜的，拍出来看着是肉就行了，反正又不会有人吃。负责道具的人照她的话做了，结果开拍时那几块肉四周老是围着很多苍蝇，当时天气很热，再加上肉臭，演员们都说受不了。刘晓庆告诉他们：“要想不臭就得多花钱，忍着点吧。” 为了多方面了解出狱后的刘晓庆，12月1日，我们特意采访了长期在刘晓庆身边工作的司机小齐和与刘晓庆合作5年、以制片主任身份跟着刘晓庆拍过5部片子的王海峰先生。对于“与从前相比较，刘晓庆出狱后有什么变化”的问题，他们两人异口同声：什么变化都没有，还是从前那个爱说爱闹总想找点什么开心事逗大伙一乐的刘晓庆。 这一点让我们唏嘘不已。我们也都是几十岁的人了，生活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听到、看到、遇到的由于各种原因被关进去的人也不少，无论这些人被关的时间长还是短，也无论他们是罪有应得还是冤屈误会，总之只要是关进去放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副精神萎靡、木讷呆滞的样子。而独独刘晓庆例外，从监狱回到家里，重新融入从前的生活中，居然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一点，相信连她的对头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经历了如此巨大的人生变故，刘晓庆没有倒下，没有气馁，相反，她还自我解嘲：我算是真正从巅峰跌到低谷的人了。论经历，我可以说是经历最丰富的女人了吧?！
刘晓庆是个醉心银幕的人，她真正把电影当做事业来做。她对电影的执著、对表演艺术的痴迷，使她成为中国影坛的“无冕影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晓庆在被舆论和电影界公认为“新电影皇后”的时候，居然还没有获得过一项大奖。不要说国际上，就是国内权威性的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她也无缘获得。而这个奖项正是当时刘晓庆梦寐以求的。对这段经历，各种有关刘晓庆的书籍上都有记载，刘晓庆自己也念念不忘。 1980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开始在全国颁发选票，根据规定，凡是本年度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都有参评资格。当时刘晓庆有《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的三个角色可以参加竞争，其中前两部影片她都是主角，因此，她踌躇满志，以为当年的“最佳女主角奖”非她莫属。 可是，因为刘晓庆两部影片（《小花》和《婚礼》）同时参加最佳女主角的角逐，两个角色选票的号码不同，投票者“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导致刘晓庆因选票分散而落选了。 刘晓庆当时的心情简直糟透了。还是看看她自己是怎么形容的吧： “情况完全没有朝我预期的方向发展，我不仅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员奖，人们也没有如我想像的那样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为我呜不平，而是纷纷向我祝贺：祝贺我获得了“最佳配角奖”!天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得这个臭配角奖。我是主角，凭什么得配角奖?本来主角奖和配角奖都是我的，为什么不公平? “我昏头昏脑地参加了百花奖及各种奖项的颁奖仪式。懵懵懂懂地上台，踏着棉花下台，领完了这个奖领那个奖，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领，赖在外景地不去北京，结果是张金玲帮我领了奖。” 看看，得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已经非常荣耀的“最佳配角奖”，刘晓庆居然如此沮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刘晓庆的这种沮丧仅仅是因为太在乎那个最佳，更不能简单地说她是追名逐利。她太看重电影，太看重自己在电影事业中的地位，太看重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争强好胜的刘晓庆憋足了劲，拍每一部片子都为朝着精品的水准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付出的又岂止是心血和汗水！ 按刘晓庆的说法，《神秘的大佛》是她从影以来拍得最困难最艰苦的一部影片。 刘晓庆所谓的困难与艰苦，不只是指整日缠绕着她的谣言。由于进入电影界不久，许多东西对她而言是颇为陌生的、不熟悉的，她只有靠自己的摸索边演边学，边学边演。《神秘的大佛》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武打片，从不知“武功”为何物的刘晓庆自然又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她临时抱佛脚，每天摸爬滚打，学习如何做一个有功夫的女子。在她自己的叙述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她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全身心的投入与战胜困难的决心： “有一个镜头需要连续在地上摔好几次，且不谈平日千百次摔打的练习，在实拍的时候需要在亮铮铮的青石板上摔。开始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腿都肿了。实拍了，由于疼痛产生了怯懦心理，动作完成得不好，拍得不理想。这个时候，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十分费力。导演、摄影师都停了下来，大家都望着我。摄影师梁子勇说：‘别拍了，太惨了’。我忍住泪水，想起平时含辛茹苦的练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关键时刻我如此不争气，我将会为此遗恨终生！一定要再拍一次，直到拍好为止，哪怕是粉身碎骨我也认了。” 一心沉醉于艺术上追求突破、表演上寻求完美的刘晓庆，虽然整日处于各种骂声的包围之中，但她已经不再为这些骂名而焦虑、烦恼，更不会因此而止步不前，缩手缩脚。其时的她已经意识到骂声与名声的必然联系，所以她不在乎别人的骂，别人越骂，她在艺术上对自己的要求越苛刻。为了艺术，她可以把自己的性命搭上。多年后，她在《我这八年》里，对她从影以来所受的种种磨难做了些许披露—演《大太监李莲英》时，因为要赶在故宫开放前拍摄完，她每天早晨3点起床化妆。扮演老年慈禧，脸、脖子、胳膊上都必须粘上厚厚的乳胶，眉毛也剃了不下十来次，每次卸妆时，要把那些乳胶一块块撕下来，疼痛难忍。撕下后的皮肤过敏，奇痒无比。 演《原野》时，到大东北出外景，冲来一群北方的蚊子，正在拍戏的她，一动不能动，只好任凭蚊子叮个够。 拍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她扮演慈禧，脚穿花盆底高跟鞋，身穿20多斤重的古装，头戴10多斤重的头饰，全靠一小撮头发支撑着，每天大把地掉头发。梳头时头疼欲裂，就像遭受酷刑。每天如此，整整一年。最后头顶上一片头发不翼而飞，8个月后才长出头发来。 她一天同时拍3部戏，《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上午拍《瞧这一家子》要卷发，下午拍《小花》要直发，晚上拍《婚礼》又要烫成大波浪，一天三次，头发简直成了冬天的干草。 拍摄《北国红豆》，有一个她跳水自杀被男主角救起的镜头。初冬季节，跳到刺骨的河水中，要等太阳从云中钻出来，她被救才合格。可每次跳下去后，太阳就钻进云里，没了阳光。反反复复好几次镜头才拍到，她已全身冻得青紫，大病了好几天……
用栉风沐雨艰苦卓绝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大牌明星耀人眼目的光彩大多数是这样“熬”出来的。 当时，刘晓庆在全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全国各地观众给她寄来的信件、邮包在北影厂收发室堆积如山，以至刘晓庆每天要用麻袋去装这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同时，各种各样的崇拜者、爱慕者蜂涌而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找刘晓庆，几乎到了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的程度。 被观众认可、爱戴，是一个电影演员最大的满足。刘晓庆是属于电影的，所以，在监狱的400多个日日夜夜里，她想得最多的不是税案，而是电影；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电影。 一部叫《永乐英雄》的电视剧，因刘晓庆的加盟而声名鹊起。横店也随之门庭若市起来。 刘晓庆获准取保候审之后，很快就投入了电视剧《永乐英雄》的拍摄。 谈起此事，许兰亭律师告诉我们，刘晓庆取保候审出狱之后，的确接下了不少影视片约，也正在浙江的横店影视基地拍摄《永乐英雄》和《谁主沉浮》两部电视剧。 刘晓庆出狱的新闻并没有像她当初入狱时那样被媒体热炒，但是她签约拍摄电视剧《永乐英雄》的消息却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目光，这毕竟是她出狱后参演的第一部戏。刚刚因为税案被关押了400多天，刘晓庆这次格外注意缴税的问题。接拍电视剧《永乐英雄》之前，她特地要求所得片酬一定是完税后的收入。据苏州市吴中地税局介绍，刘晓庆这次拍戏的片酬为80万元，个人所得税税额达35万多元，2003年11月7日，应刘晓庆本人要求，在吴中地税局积极配合下，刘晓庆复出后的首笔个税入库吴中地税局第六分局。 实际上，刘晓庆在80年代的“青岛税案”之后就十分重视个税缴纳，只不过这次恰好是因为公司的税务问题而被捕入狱，才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敏感起来。 刘晓庆出演《永乐英雄》的消息传出后，浙江杭州的横店镇立即热闹起来。有记者声称，在横店影视城的明清宫“刚好碰到”刘晓庆从车中出来，当时，刘晓庆为避免围观群众和媒体偷拍，从车里出来后提着裙子一溜小跑钻进遮有白布的拍摄场地，经过2个多小时之后，直到天黑，她又急匆匆地跑回到车里，前后露面的时间加起来不过1分钟。据了解，当天，寇世勋饰演的“永乐帝”与刘晓庆饰演的“锦娘”在室内大演对手戏。但由于片厂临时封闭了起来，四周又围着白纱巾，所以几乎看不到主角。 为了减少麻烦，刘晓庆每次到拍摄场地拍戏都是乘坐自己的汽车前往。男友阿峰来后，每次都是阿峰亲自驾驶。那辆“尼桑”车是刘晓庆的私人坐驾，她从北京到横店没坐飞机，就是直接开车去的。据说去见张纪中的路上还曾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车祸，在横店的记者们看到，这辆车的右后侧有明显的擦伤痕迹，证明此言不虚。为防止记者们偷拍照片，刘晓庆上车下车都是用剧本把面部遮住，而且阿峰每次都是先下车，很警觉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她。在“锦娘”居住的樊楼附近，刘晓庆曾经遇了一次“险”：那天，不知是从什么渠道走漏了消息，樊楼被围观的群众和部分记者包围了起来。刘晓庆到达后，一些群众和几名记者冲破层层封锁来到樊楼门口，立即遭到保安们的阻拦和推搡。有记者当场表明身份，无奈保安“护驾”心切，无论记者还是群众一律往外推，终于导致冲突发生。事后，剧组让保安道了歉，但同时也明确告知记者们：如果没有制片人张纪中发话，刘晓庆不接受任何人采访。刘晓庆拍戏时，整个樊楼的每一扇窗户都被工作人员用白纱布缠裹封闭起来，以防记者“偷窥”。《金陵晚报》的记者曾目睹了刘晓庆到片厂时戒备森严的情景： “樊楼的每一扇窗户上都有白纱布缠裹，记者攀着窗棂，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布景，但无法看个清楚。正当记者因为遍寻门径不入而空自着急时，突然发现樊楼朝东面的一个小门竟然开着，记者因此终于进入了神秘的樊楼。樊楼的陈设十分复杂，有刘晓庆扮演的锦娘的卧室，有书房，还有会客厅。最吸引记者注意的是一张装饰华丽的大床，床两侧放置有画着牡丹图案的宫灯，床上铺着金色床单，几套蓝红色被子，但被褥很陈旧，没有光泽；床的里侧还摆设了一个用织锦做成的巨大的孔雀开屏，显得尤为雍容华贵。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别看这里陈设很多，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横店就地采买的，布置整个樊楼的陈设只花了不过几百元。 “记者刚刚走出樊楼，一辆挂着《永乐英雄儿女》牌子、满载道具的卡车就停在了樊楼门前，两位工作人员用一条粗粗的绳子将樊楼与外界隔离开来，凡有意或无意接近樊楼者，两位保安都会上前仔细盘问，警惕性非常高。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刘晓庆每天都会在12点半左右准时出现，因为她每天要睡到中午11点多起床，洗漱完毕，再由保安和男友阿峰探路踩点，护送来到樊楼。这前后要花费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平常人坐车走这短短的一段路只需要5分钟。 “12点41分，一辆铂金‘尼桑’和一辆白色‘蓝鸟’轿车从樊楼的左侧驶过来，稳稳地停在樊楼门前。一名身穿黑衣、着牛仔裤的长发男子从车上下来，躬身和身后的‘蓝鸟’司机讲了几句，记者仔细辨认，发现此人正是刘晓庆的男友阿峰。接着，‘尼桑’车门再度打开，刘晓庆在2名保安和1名助理的陪同下走出了车门。
“刘晓庆是穿着戏装直接来到樊楼的。只见她里面穿着淡黄色低胸衬衣，外面套一件红色碎花夹袄，上面点缀着不少白色小花，下身则是深色裙子，头上扎着高高的发髻。看起来，刘晓庆根本不像是麻烦缠身，她不停地跟身边的人员说说笑笑，气色非常好，倒是身边的两名保安如临大敌，不停地环顾左右，不让陌生人接近。从阿峰打开车门到刘晓庆走进樊楼，这前后的时间不超过20秒。” 这样的“保卫级别”，在横店恐怕是不多见的了。不过虽然如此防范，还是百密一疏：有一次，当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化着浓妆、身穿一件黄色戏服的刘晓庆被众人簇拥着走出酒店时，等候在门外的记者们发现了她，立即举起相机。见到记者们拍照，刘晓庆的第一反应是用剧本挡着脸，可惜已经晚了。见已经被记者拍到了，刘晓庆倒也大方，索性告诉阿峰：那就让他们拍吧。 刘晓庆在横店主要的戏都是在樊楼拍摄，是不同时段的戏，到后期制作时会穿插到整部戏的不同部位中。为了抓紧时间，刘晓庆到横店以后11月7日一天拍了15场戏，一直拍到夜里11点多。8日，刘晓庆的妹妹刘晓红特意赶到横店探望姐姐，一家人在这里温馨团聚，少了一份牵挂多了一份温情的刘晓庆心情很好。从中午12点多拍到凌晨1点多，十多个小时拍了18场戏。为了保证拍戏的有效时间，剧组还特意调来一辆豪华房车停在刘晓庆拍戏的樊楼门口，车里设备齐全，有休息室，还有卫生间和厨房。据了解，这辆车主要是为刘晓庆准备的。因为气温已经下降，刘晓庆的戏份又多，工作量大，为了让她更好地集中精力拍戏，剧组专门从北京开去了那辆车。 说到关怀，最关怀刘晓庆的还是她的男友阿峰。按照与剧组签订的演出合同，刘晓庆至少要在横店待足2个月。她刚去的时候，阿峰没有跟着，只是每天至少通一次电话，叮嘱刘晓庆多多注意身体。刘晓庆经常是一进片场就拍到深夜，因此阿峰非常担心刘晓庆的身体情况，而且难耐思念之情，于是悄悄潜至横店，要亲自照料刘晓庆的饮食起居。在片场内，阿峰对刘晓庆的关怀称得上是真正的无微不至：吃饭时帮刘晓庆夹菜，休息时给刘晓庆端茶倒水，连刘晓庆如厕他都要守在门外。妹妹刘晓红来到横店以后，也陪姐姐进入片场，并不时趁拍摄间隙给刘晓庆补补妆。有了这样的亲情和温情陪护左右，刘晓庆拍戏的进度的确快了许多。 工作了十几天后，她的戏快拍完了，到这时候，可能精神上也没有刚到横店时那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