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里，星期六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天，也是令人困倦的一天。天气又热又闷，据说气压时高时低，变化无常。一整夜我几乎没有合眼，不过妻子倒睡得安稳。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早饭前我走到花园里，站着倾听，但公共用地方向除了一只云雀飞翔外，没有一丝动静。

送奶人照常来了。一听见马车的辚辚声，我便走到侧门去打听最新消息。送奶人告诉我，头天夜里军队包围了火星人，而且还准备架起炮呢。这时候，我听见一阵熟悉而又令人放心的汽笛声，那是一列火车向沃金开去。

“不到万不得已，”送奶人说，“是不会消灭他们的。”

我看见邻居在果园里干活，便同他闲聊了一会儿，然后漫步回到屋子吃早餐。那是一个极平常的清晨。邻居认为，当天军队就能俘虏或者消灭火星人。

“真遗憾，他们不让人接近，”他说，“真想知道他们在另一颗星球是怎么活下来的；没准我们会从中学到点什么。”

邻居走到篱笆面前，递给我一大把草莓，他这个人既然是个园艺迷，送自己种的水果也大方。他在递草莓的同时，还提到拜弗里特高尔夫球场附近松树林在燃烧。

“据说，”他说道，“另一个天赐之物坠落在那儿——共有两个了。其实一个就够了。等事情平息后，这片地可要保险公司赔大钱啦。”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很为自己的绝妙幽默得意。他说松树林还在燃烧，并且指给我瞧那边弥漫的烟雾。“由于松叶和草皮积成了厚厚的土壤，松树林下一定会烫得好多天不能下脚。”他说，然后便哀悼起“可怜的奥格尔维”来。

吃过早饭，我没有去工作，而是步行到公地去。走到铁路桥下面，我遇见一队士兵，估计是工兵，头上戴着小小的圆军帽，上身穿着污迹斑斑的红色卡克，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的蓝衬衫，下身穿着黑裤子，脚穿齐小腿肚的马靴。他们告诉我任何人都不得越过运河。于是我抬头沿公路向大桥望去，看见一名卡迪根纵队的士兵在那儿站岗。我和工兵们聊起天来，告诉他们头天晚上我目睹火星人的情景。工兵谁也没有见过火星人，而且对火星人也一无所知，于是他们没完没了地向我问这问那。他们说，并不知道是谁授权出兵的；他们估计骑兵卫队司令部发生了争执。一般而言，工兵的文化素养比步兵高得多，只见他们讨论起这场可能会打响的战斗的种种独特条件来，头头是道的。我向工兵们描述了一番“热光”，他们自己之间便开始讨论起来。

一名工兵说：“建议穿防护衣爬上去，向他们发动猛攻。”

“顶屁用!”另一名说，“有什么东西能防得住这种‘热光’呢?不给烧焦才怪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沿着地面爬近，然后挖一条地道。”

“去你的地道吧!你三句话不离地道，干脆变成兔子算啦，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这么说来，他们没有长脖子吗?”第三名工兵猝然问道，他是小个子，皮肤黝黑，抽着烟斗，一副沉思状。

我又描叙了一遍。

“章鱼，”他说，“我叫他们章鱼。说到打鱼人——这次可是同章鱼作战的勇士呀!”

“这样去结果那些怪物就算不上屠杀了。”第一位说话人说。

“干吗不开炮，把那些家伙消灭，万事大吉呢?”黑皮肤的小个子士兵说，“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炮弹在哪里呢?”第一位说话人说，“时间来不及了。我的主意是速战速决，马上行动。”

他们就这样争论不休。听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他们，向火车站走去，尽量多买些晨报看。

然而，我可不想唠叨那个漫长的上午与更漫长的下午来烦读者。对公地我连瞧上一眼都没有机会。因为甚至连霍塞尔和乔布汉姆的教堂塔楼都被军方接管了。我向士兵打听情况，他们都一问三不知；而军官们呢，显得既忙忙碌碌，又神秘兮兮的。我发现，有军方的保护，镇上人又高枕无忧了。我第一次听植物学家马歇尔讲，公地上的死者中有他的儿子。士兵们让霍塞尔郊外的居民锁上自家的房门，离开家园。

我在前面讲过那天异常闷热，所以下午2点左右我回家吃午饭时，十分困倦；下午便冲了个冷水浴，清爽一下。4点半左右，我又到火车站去买晚报看，因为晨报对斯滕特、亨德森、奥格尔维等人的遇害情况轻描淡写，很不确切。不过，该知道的我全知道了。火星人压根儿没有露面。他们似乎在巨坑里忙碌，锤击声响个不停，烟火冲天，几乎不断，显然，他们正在加紧备战。报纸上充斥着“再次尝试与火星人联系，但仍不奏效”之类的陈词滥调。听一名工兵讲，所谓发信号，是由一个人呆在坑道里，举起一根长竿，竿上挂着一面旗帜。火星人对这种信号不屑一顾，就好像我们对牛的哞哞叫声充耳不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