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我们又遇到暴风雨。天空闪着雷电，海面上波涛汹涌，白天的天空变得像最漆黑的夜晚一样乌黑。巨浪从船的两边铺天盖地打下来，尽管有抓手缆绳，我们也无法从船艉穿过甲板，最后我们成功地把帆收了起来，只留下支索帆航行。船被海浪打得东倒西歪。有时，好像桅杆倒竖在上面。我和一个来自塞佛的男孩站在船舵旁，被绳子捆在舵上。他大概比我大两岁，他大声喊叫着。我不知道他到底喊些什么，只看见他张着大嘴，却听不到一丝声音。当我们到达广东时，他说他看见我张着大嘴喊叫，却听不到我在喊什么。传教士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悬挂在甲板主桅杆旁的抓手缆绳上。每当海浪打过来时，这个人的手臂仿佛被拉长了一样。可怜的家伙试图紧紧地抱住缆绳，不让自己掉进海里。一连串的闪电不时地照亮甲板，令人恐惧的雷鸣声和海面上发出的声响交错在一起。闪电中，我看见一节绳子在我面前的甲板上。

也许，我已确信大家都即将在海浪中游泳，所以想都没想，就从捆绑的绳子中挣脱出来，跑上前抓住这段绳子，在甲板上沿着抓手缆绳向悬挂在那边、无法挪动的人跑去。我来到他面前，把绳子捆在他的腰上，把他扯回船艉，我们钻进那些保护我们不被摔到甲板上和落入海里的绳圈里。

回到原处时我才发现，我冒着生命危险拉回来的人是尼尔斯。

几个小时后暴风雨平息了，船长称之为台风。筋疲力尽的船员用最后的一点余力把几张帆升了上去，大部分人都累瘫在甲板上。

台风后，我们忙着把船弄干。船上到处是水，抽水小组拼命地抽水。船吃水太深，很有可能沉下去。我们的鸡被水淹死，两只猫失踪了。一只公羊在暴风雨中被摔在船舱的舱板上，头上的角被折断。许多人脸上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人能够记得起这场暴风雨是如何把这些伤痕留给他们的。糟糕的是，装淡水的木桶有一半被撞坏了。我们严格地定量供水，竟然坚持到了澳门。1744年6月1日我们到达澳门。在看到澳门灯光的那个晚上，姚纳斯失踪了。海面上风平浪静，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落到海里的。

在澳门，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中国人。他们皮肤呈黄色，眼睛向上斜吊，大部分人个头矮小。那些商人做生意时只收白银。他们的船有一把橹，这很难令人联想到我们自己的船。船常常建有几层楼，她们被称为舢船。有钱人衣着鲜艳华丽，留有长胡须，人们很少看见他们的夫人。

从澳门出来，我们继续向广东航行。由于航线水路浅，我们不得不在这条湍急的河上用绳牵拉着船逆流而上。我们将一只铁锚放在一条单桅船上，人们将单桅船用力向前划，直到铁锚的缆绳拉到尽头。铁锚从单桅船上被抛进水中，然后“哥德堡”号上的人开始用绞盘收回铁锚。当船被缆绳拉近铁锚时，铁锚有可能松动，从“哥德堡”号船尾放下另一只铁锚，第一只铁锚再次被放到单桅船上。如此反复地，我们用这种方法缓慢地使船在珠江河上逆流而上。由于许多人生病，我们缺少人手。我划桨一直划得双手起泡、出血。

路上，我们经过三座塔，这些雄伟的建筑物座落在河的两岸。第一座是狮子塔，它是一座六边型、九层楼高的建筑。接下来是对岸的烧酒塔。经过这座塔时，船员都有酒喝。第三座塔和前面的塔一样高，但是塔绘得非常漂亮。

由于河水太浅，船没有一直行驶进广东。我们在黄埔停泊处放下了铁锚，和其他二十多只船停在一起。桅杆的顶部和中部被卸下，船停泊在那儿，船上的装备卸得几乎只剩下桅杆的下部。卸下来的装置被运上岸，放入公司布置好的船具仓房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更容易地卸货和装货。我们也卸掉船上的压舱石。在黄埔，船员们得到新的亚麻缝制的上衣、裤子和圆帽子，有的部位缝有一颗金钮扣。我们换上这些服装，是为了给中国人留个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