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喜欢跳舞。跳舞对他是一种天生的活动，灵魂的表现，如同数钱对妈妈一样。我觉得爸爸整年都在悄悄地想着七月，因为他知道妈妈不会反对。其余的时间可以，但不能是七月。于是，我们全家一起去瓦塔佩。阿纳乌的特里帕亚一家，父亲，母亲，大女儿，儿子们，一起翻越山岭，每个人都带着一只露兜树叶的篮子，里面装着睡觉的东西和换洗衣物。爸爸骄傲地走在队首，英俊潇洒，像传说中的信使罗欧。

他飞越暴风雨

他飞越乌云

妈妈敛着步伐，嘴唇紧闭。

我们简直认不出瓦塔佩了，广场上全是卖糖果、烤鸡烤鱼和椰汁的小木棚。到处悬挂着灯笼，乐队已在亭子里演奏。爸爸根本不用去找他的舞蹈队，那些人已在木棚前等着他了，他们是那么高兴见到他，热情地拥抱他，最后连妈妈也忘记了发火。农活就算了吧……

夜幕降临时，灯笼点亮了，瓦塔佩所有的人似乎都醉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一样被快乐陶醉。我们在木棚间跑来跑去，藏在暗处，然后从热闹的乐队、鼓手和舞队中冒出来……妈妈也在那里，总是退缩在人群后面。我们饿了或渴了就会去找她。其他人家也和我们一样，吃饭时就在灯笼下面盘地而坐。然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小孩子们模仿他们。正是在七月的瓦塔佩，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的跳舞天赋，但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人广泛具有的这种天赋会很快改变我的生活。

我们睡在学校的屋檐下，和那些远道而来回不了家的人一样，等着第二天的游行，划船比赛，歌唱比赛，还有舞蹈表演……

热闹了两三天后，我们该回家了。一年中剩下的时间再也没什么可期待了。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电影于是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是如何偶然地发现了它？我不知道。但电影确实来到了阿纳乌，在这家或那家播放。我们的村庄这时有好几户人家，我们在上学和去赶庙的路上总会经过。学校会告诉我们在哪家放电影。放的多是查理·卓别林的电影。电影里一个个奇怪的故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世界。我为查理着迷，他像螃蟹一样在那些庞大的城市里走来走去，那些和我们举止全然不同的男人女人们……

我为此着迷，而妈妈不喜欢。妈妈认为女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干农活。我的弟弟们可以去看电影，但我却不能。塔丽塔，你不知道家里需要你吗？你不能去，留在家里。于是，我只能和以前偷偷去玩游戏一样，偷偷地去看电影。有时不小心被妈妈发现，她简直不相信上帝竟给了她一个这么坏的女儿。她究竟犯了什么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她大声吼叫，用扫帚威胁我，我低着头，假装认错，因为如果我不幸地回答几句，她会火上加火，可能还会打我。离家出走的想法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滋长。我总有一天要坐船去找安娜。安娜是我儿时的偶像，这个巨大的梦想使我勉强接受眼下的生活。

学期刚好结束了。我十六岁，六月时，我要坐船去拉亚提，而不是去帕皮提，去考取我的毕业证。我还未曾离开过博拉博拉，坐船去拉亚提在我眼里已是远行了。我们阿纳乌学校的三四个学生由老师陪同，要去一个星期，我们会住在岛上的省府城市乌图罗阿的学校里。整整一个星期啊！我从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星期……

我们登上贝尼夏号轮船，它经过风岛，开往帕皮提。安娜就是坐贝尼夏走的，阿苏店里那些让我痴迷的奢侈品，带花的帽子，贵妇穿的鞋子，漂亮的上衣……也是贝尼夏从帕皮提运来的。贝尼夏上装满了踌躇满志的人，我在码头上看着他们的时候竟然感动不已。它当然不如安娜寄来的相片上帕皮提港口那艘巨轮卡雷杜尼安，但那两根粗壮的桅杆，宽敞的带两侧窗口的木质船舱还是让它气势非凡。

乌图罗阿同样令人惊讶。瓦塔佩与它相比黯然失色。像阿苏家那样的商店，这里至少有十几家，全都是中国人开的。从橱窗前经过时，我第一次体味到贫穷的滋味，没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让我感到忧伤。我突然理解了妈妈对金钱的兴趣。她毕竟是在这里出生的，从小和这些精通生意的中国人为邻。

这次远行让我开了眼界，却没带给我期待中的成功：我没取得毕业证！得到这个消息时，全家都很平静，大家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能拿到毕业证，但父母却认定我应该再考一次。奇怪的是，平时最不关心读写的父亲态度最坚决。塔丽塔，你应该回学校去，不然你找不到好工作。妈妈也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她不如爸爸坚决，有点动摇，她可能在想：一个女人在外面能做什么工作呢？

然而，我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原因，它们使我第一次对父母说了不，不，我永远不回学校了，永远！我看见母亲眼里怒火在燃烧，但我竟然第一次没有害怕，我敢于面对她。我看见父亲悲哀的目光，它比妈妈的愤怒更让我难过。但没有办法，我只能承受他的悲哀。只要他们能允许我不再上学，永远不再。但爸爸不同意，你为什么要在父母可以帮助你的时候放弃大好前程呢？一向随和的父亲寸步不让。或许我的固执让他吃惊了，我一向习惯于温顺地低着头。或许他猜测到更隐秘的原因，他必须亲耳听见这个原因，才能理解，才能做出这个让他如此痛苦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