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格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夏安，我看见马龙有时和他在谈话。他们谈些什么呢？我发现马龙认识达格的父亲，因为后者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我在拍摄《叛舰喋血记》时的经纪人雷奥·朗戈马兹诺的表兄。马龙和达格的父亲同样也是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认识的。当时，这个人在当地身居要职。

夏安痊愈以后，我们全部回到了塔希提。对达格而言，这次事故是一个深痛的警告。我希望他们从今以后能相互帮助，共同建立一种更稳定的生活，因为他们确实真正地相爱。

1989年的秋天，在濒临死亡的四个月后，夏安告诉我她怀上了达格的孩子。她年仅十九岁，她应该继续她的学业，掌握一门职业。然而，在经过这可怕的几个月后，我看出她随时可能陷入疯狂之中，所以这个孩子就如同我们在经历过一夜的恶梦之后重新见到的阳光。如果这个孩子可以让夏安恢复正常呢？如果达格在第二次做父亲之前，终于意识到他作为男人的责任呢？我在心里为这个孩子感到高兴。上帝在一度抛弃我们之后，似乎又给了我们一线生机。

然而，怀孕并没有使夏安平静下来。很快，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她又在帕皮提的街上、咖啡馆里滋事。她莫名其妙地骂人，甚至打人。人们给我打来电话。一些不知道她生病的人为了自我保护，将她推倒在地，这令我非常担心。美国医生曾强调她的脸部以后会非常脆弱。她必须保护它，避免碰撞和击打。然而她做的正是相反的事……

于是，我习惯于谨慎地跟在她的后面。我想只要她不离开我的眼睛，她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我打听她要去谁家，然后我打电话确认一切是否正常。即使是我从没见过的人，他们也理解。他们告诉我别担心，她非常的安静，一切都很好。或者，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如果有问题，我给您打电话。

在夏安怀孕三四个月的时候，马龙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星期。我感觉他心事重重，但和以前一样，他什么也不说。每次我谈起夏安的病，他总是冷淡地回答他的女儿没病。马龙，你不和女儿一起生活，或许你不愿意看见，但是，夏安的确病了。——没关系的，她会好起来的。

我感觉自己非常地需要马龙能承认女儿的病，并且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的焦虑已经让我几近疯狂。我不愿再独自承受这一切，于是我安排精神科医生到家来与马龙见面。在这次会面以后，马龙同意陪我和夏安去医院。他对医生的诊断怎么认为呢？我想医生的话让他陷入了他二十岁时经历的忧虑，那时自我毁灭的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谈起他的母亲有怎样的忧郁。三年之后，他在自传中也同样写到过。

在我来到纽约的几个月后，我母亲来找我们了。……我的父母再次分开了。……我的母亲曾许诺戒酒，但她无法信守诺言。一切很快又和在自由城和在埃瓦斯顿一样了。她把酒瓶藏在床底下，橱柜里；她又开始离家出走。我们无法让她恢复理智。她可以正常生活几个星期，然后迟早又会发作。我们在她发作时的绝望和她清醒时的轻松之间徘徊。

夏安让我们同样在绝望和轻松之间徘徊着。面对着女儿的医生，马龙谈到了他自己的脆弱。我才知道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咨询心理治疗医生。他在自传中描述过他的状态。现在读来，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沉默而压抑地在面对夏安的痛苦。

在我出演《记忆中的妈妈》时，我的母亲回到自由城，并与父亲和好了。在她走后不久，我进入了一段消沉的时期，这种消沉越来越严重，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停止了进食，体重减轻了五公斤；我感到疲惫而脆弱，但我不知道缘由。……在我出演《欲望号街车》时期，甚至很长时间以后，这种在我母亲离开纽约以后开始的焦虑和消沉阶段性地继续折磨着我。……有什么东西在吞噬着我，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我必须掩饰自己的感情，显露出坚强的一面。我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我必须装出一种我根本就没有的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