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的夏天，巴金感到身体不适，加之经济状况不佳，便从巴黎移居到离市区一百多公里的玛伦河畔的小镇沙多—吉里休养，住在拉封丹中学的二层楼上。说是休养，学习、工作却更加紧张和忙碌。白天学习法语，其余时间他同时弄两本书。一是继续写小说《灭亡》；一是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后改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这是克鲁泡特金的一部遗著。作者目的是想继承孔德、斯宾塞、巴枯宁的未竟之志，创造一种人类的科学的综合哲学。这部遗著虽然没能完成，但是已立出框架。全书分两部：第一部，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第二部，论人生哲学的基础与目的。巴金根据英、法、日、世界语、西班牙五种语言的本子对照，将其译成中文，分上下两编出书。在法国译完的是上编。这书花了他整两个月的时间。每到黄昏，他便放下一切别的事，安安静静地翻译，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鸡叫两三遍他才放下笔。他对这工作如此投入，是因为这书及其作者疗治了凡宰特事件和国内大革命受挫带给他的精神创伤。他在译者序言中说，翻译这本书是他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快乐；它坚定了他的信仰，鼓舞了他的勇气。他同意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种地步，在他看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因此他对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心悦诚服，广为宣传，也身体力行。他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而在断头台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并在这个祭坛前立誓：只要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承着他们的壮志前进。他不断搜集资料，终于将各国革命党人殉道的故事，编成了《断头台上》一书出版。　　从法国回来后，巴金还参与过一段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上海自由书店是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办的，邀他去合作。他即应邀去编辑《自由月刊》。这是一本主要为该店出版物做广告的刊物。巴金写的发刊词明确说明了这目的：“只是想把这刊物弄得有趣味一点，使得大家愿意读，然后由此引起大家去买自由书店的书。所以这只是一个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而已。”巴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短文《克鲁泡特金八年祭》，对克氏作了崇高的评价：“他的理想是改造社会之理想。在将来的新社会中，压迫的事是不能够存在的，各人都能自由过活。只有克鲁泡特金才能够把个人间自由惬意的理想，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在工人之前表现得如此有力，如此精美，如此完美。”　　巴金在自由书店出版了好几种译著。上述《断头台上》是他编译的，192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