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影响他最深的中国作家。早在成都他就从《新青年》上读过《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1925年8月，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想报考北京大学，住在北河沿的同兴公寓。考试之前发现得了肺病。他连考场也没有进。眼看没有了升学的希望，在这些寂寞苦闷的日子里，始终陪伴他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他反复地熟读它。以后他又得到了鲁迅的另一本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带着它们走过好些地方。多年之后他还能背出《伤逝》中的好些段落。在困苦绝望中，是鲁迅的作品抚慰了他受创的心，给了他力量和勇气，而且教给了他驾驭文字的方法。他从鲁迅开始认识了艺术的力量。　　巴金忘不了鲁迅对他工作的扶持。1934年8月5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这几句话巴金读来格外亲切。因为这里记下了他第一次同鲁迅的相见。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先到，忽然门帘一动，鲁迅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就和从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只是更和善。在那天的印象中，鲁迅很健谈，句子短，又风趣。巴金没有想到，这位久闻大名的“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是这么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瘦小的老人。他感到自己的心和他的贴得很近。　　1934年10月，巴金决定去日本。6日，友人黎烈文、傅东华在南京饭店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赴宴。席间他热心地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几个中国留学生由于语言不通闹出的笑话。他鼓励巴金到日本后仍要多写文章。　　1935年秋天巴金从日本回来，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这时他同鲁迅更接近了。鲁迅多次支持他的工作。巴金要编“文学丛刊”，鲁迅就代他约来了萧军的稿子。鲁迅致萧军的约稿信说：“有一个书店，名文化生活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十二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五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这十二本书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三个月之后，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所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复制的大型画册《死魂灵百图》，也都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现在保存下来惟一的一封鲁迅致巴金的信，就是退还《死魂灵百图》校样时写的。信中说：　　校样已看讫，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里封面恐怕要排过。中间一幅小图，要制锌版；三个大字要刻起来；范围要扩大，和里面的图画的大小相称。如果里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制橡皮版的，那么，我想最好是等图印好了再弄里封面，因为这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图到底有多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