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说，尽管他最初的三本书是商务出的，然而他是在1934年冬遇到巴金并进入团结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周围的青年作家队伍之后，才真正大踏步走上文学道路的。抗战时期流离动荡，坚持写作很不容易。1938年3月，萧乾在昆明接到巴金的信，催促他完成长篇小说《梦之谷》，并通知此书已列入“文学丛刊”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的计划，“不可半途而废”。在巴金的督促鼓舞下，两个月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交卷了。萧乾说：“‘文生社’不仅仅是个把书稿变成铅字的出版社，它更是我们那一代人在精神上的凝聚点。”是的。巴金常常对文学青年说，“写吧，把你自己心灵中美的东西贡献出来”；“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他曾经称赞茅盾“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花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初放的花朵”。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作为编辑，他心里时时装着读者。他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中这样写道：　　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至于我们的薄弱的能力能否完成这一宏大的志愿，那就完全靠着读者大众的支持了。　　这不是空话。那时巴金正是生命中火花四射的时候，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成了他力量的源泉。他把心交给读者，读者也把心交给他。他们把不肯对父母和兄弟姐妹讲的话，把心底的秘密，都告诉他，有了困难求助于他。他成了读者最信任的朋友。　　有过这样一个故事：1937年前后，巴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求援长信。写信人是个安徽姑娘，同后母处不好，外出找工作，又失恋了，准备去杭州自杀，被一位远亲劝阻后带发出家修行，庙里的和尚又对她起了歹心……她希望巴金能帮她逃离虎口。巴金和朋友再三商量，最后还是和靳以、鲁彦到杭州去了。巴金假说是这女孩的舅父，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饭钱，又为她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一直把她送到亲舅父的家中。　　在具体编辑业务上巴金是多面手。文化生活出版社规模不大，人手也少，从组稿、审稿、校对到插图、装帧，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去做。种种甘苦，自不待言。他在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说到，看的校样“大半是疙里疙瘩的译文，要改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改；不改，又觉得连自己也看不懂，更不好意思拿去折磨读者”。　　还有一次，预备出一本熟朋友的译稿，以为一定很好。因为他以前的著译都很不错。想把它早些出版，没有看就拿去付排，等校样送来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从头到尾完全照原文按字排列，就像在查字典一样……面对如此情况，他的工作量之大可以想像了。他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随处可见。有一次，他发现已下厂的高尔基的《草原故事》译稿有错字，便直接到印书的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请他当场改好。偏偏那个年轻工人急着下班赴女友的约会，显得很不耐烦。巴金软缠硬磨，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他曾给《人民日报》一位编辑写信请他代为改正即将发表的1942年4月16日给沈从文信的第三页第三行的一个错字。原文是：“写小说不是一个再平常没有的事么?”他请其将“一个”改为“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