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辑，即使已是著名作家了的编辑，他也十分尊重作者，修改别人的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征得作者同意。他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的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是笔下留情，可以不改就不改或少改。万一要改，那么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他曾欣慰地讲起，由于工作的时候，一直记住作家和读者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在现代中国文坛，巴金这样的作家编辑，并非惟一的，也不是空前的。而且他也是继承了现代文坛上作家兼做编辑出版的传统。他常常说起他曾受益于几位前辈和朋友。鲁迅是第一个使他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更是他当一位好编辑的支持者，“只要能培一朵小花，就不妨做会朽的腐草”。他谨记着先生的教导。文学研究会元老叶圣陶先后是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编辑，编过《文学旬刊》、《一般》、《新少年》、《文学》等刊物，尤其重视发现文学新人。丁玲、沈雁冰的处女作，都是经他的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巴金的也是。1927年当他将在法国用五本练习簿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的朋友时，他对出版并没有信心。原打算自费出书，印几百册留作纪念。没想到这位朋友将原稿交给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叶竟立即决定发表这位“不为人认识的作家”的初作，把他送上了文坛。巴金在《随想录（五）·我的责任编辑》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以及同他们半个世纪谊兼师友的感情。他说在写作和做人上，叶圣陶都是他一生的责任编辑。茅盾这位优秀编辑也给了巴金深刻的影响。他们共事是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合办《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的时候。大家公推茅盾主编刊物。不久茅盾要离开上海，便由巴金接替他的工作。这时巴金才发现，茅盾看过并采用了的每一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巴金感叹道：“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从文是巴金的畏友。他们1932年在上海相识，一见如故，从此结成了终生的文字之交。作为编辑的沈从文也给了巴金深刻的印象。沈从文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要做三方面的工作：写稿、组稿、看稿，够忙碌了。可是从来没有听见他叫过苦。巴金为这副刊写过一篇散文：《将军集·序一》(《给E·G》)。刊出之后，拿回原稿一看，真有点不好意思。原稿是用钢笔写的，字有点潦草，墨水浅淡，只能勉强看清。而沈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巴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的。他曾经为许多年轻人看稿、改稿，并且设法介绍发表。巴金看见过一本诗集，那是一位当时还不很知名的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是沈从文为他作序并且出钱刊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