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都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榜样。　　从1936年到1949年的十四年间，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编辑工作。经他的手编发的那些创作和翻译摆在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成绩，也可以想见他那繁重的工作量。可是这些工作全部是尽义务，分文不取。他写了好几十本书，自己就靠这些书的版税过活。当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经济上一时周转不灵，他还到别的出版社预支版税来解救其燃眉之急。后来，他回顾这一段经历说：　　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世上也常常有意料不到的事，十几年间巴金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内部起了冲突。1949年6月，巴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动身前几天，吴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来找巴金吵，要他交出文生社。到1950年3月，吴朗西就组织了一个社务委员会，自任主委。巴金在致文生社的一位老同事的信中，谈到他这时的处境：我看稿校稿，而出版与收稿则由他决定。譬如我决定收的稿子，他不要也只好退给作者。现在排好打好纸型的稿子也有几部，他不肯印，我也无发言权。这些事情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现在我不愿意再跟他吵架，一切都让他……但是我把‘文生’交出以后，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认识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能搞什么事业，连做编辑也不适当。我应当好好地做点翻译工作，写点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工作。1950年8月，巴金辞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职务。这以后他做了平明出版社总编辑，只做了一年多，因为对私营出版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平明出版社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他又解职了。　　1954年1月2日巴金在给妻子的信中谈起这些往事，说了几句“私房话”：　　这许多年为“文生”、“平明”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反惹得生许多闲气。有人以为我不过编辑瘾，不抓个书店就活不了。只有你知道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但若说我应该为这些丢开创作，我还有点不甘心。　　巴金做编辑，私心不过是想给读者和作者一些帮助，做读者和作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