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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30年代初期，“蚊子小报”的读者对王亚樵的名字越来越熟悉，王后来被《上海时报》定为“头号公敌”：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著名的刺客，是一些政治暗杀中的凶手”。王亚樵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的负责人，其父亲是个村医，一边行医，一边贩卖棺材。1913年，王亚樵为了逃避地方军阀，来到上海。他凭着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队”，控制了一些工会组织，成为安徽帮的领袖。“敢死队”后来跟随他到了军阀卢永祥手下。1923年被任命为“浙江纵队司令”后，王亚樵收下戴笠为弟子之一，还把他请到家里来。据后来在台湾进行的几次采访，戴笠认为王具有非常罕见的政治威望。因为这位“刺杀王”能以温暖关怀对待部下而受到拥护。据说戴笠专门学王的这一点，从而缓和了他冷峻生硬的领导作风。 在上海警察档案里，王亚樵于1923年春秋，在占领长江三角洲的武装斗争中，首次作为一个雇佣军首领出现。但不久，他似乎又来了个“极端”的转变：先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者，然后又与具有社会民主性的“中国民族革命联盟”结合，还是十九路军特工部的头目。 那年11月，一贯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高度警惕的上海市政警察，开始对王亚樵与一些有亲俄倾向的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警觉起来。1923年11月7日，中国劳工总工会（办公地点在上海枫林桥附近）给苏联在北京的代表发了一份贺电，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周年表示祝贺，并代表西南军阀向俄国寻求结盟： 六年前的此日俄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中国劳工们荣幸地利用此机会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传达我们对你们成功的希望，而且我们请求你们立刻离开北平来南方与西南政府签署俄中贸易协定。中国与俄国的友谊将因此而得到巩固，而两国的人民也将因此受益。 作为总工会组织者和主席的王亚樵亲自主持了起草这份电报的会议。无论王亚樵作为一个工会领导的动机有如何的崇高和爱国，他同时也深深卷入了上海地区对非法毒品垄断的尔虞我诈当中。在给俄国代表起草电文的那次会议三天后，负责上海市中国和淞沪管辖区的中国警察厅厅长被暗杀。1923年11月10日对徐国梁厅长的谋杀，是一个叫李达生（音）的人干的。李化名郑一鸣（音），是王亚樵的部下，据说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动的。因此王被认为是下了暗杀令的人，因为谋杀既可以解决一个法律纠纷，又可除去徐国梁这个对上海地区庞大的贩毒走私网络决不心慈手软的警方官员。 法律纠纷是指当时在江苏督军（也是南京的军事主管）齐燮元将军与浙江军阀何风林将军之间的争斗。根据齐将军的代言人在暗杀发生15天后发布的官方说法，何风林对徐国梁被齐督军任命为警察署总署长一事产生嫉妒但齐燮元本人却很快承认，暗杀徐国梁的主要原因与贩毒有关。在1924年1月8日《中国北方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采访中，齐督军说： 从某种意义上徐将军是一个官方鸦片走私集团的障碍。他力图阻止走私但成效甚少。实际上，他想暴露那些与走私有关的人的努力导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得以在死亡前向政府当局报告了这个官方集团，而且他披露说，那些负责该集团生意的人为了战争需要钱并想杀死他。 两个缘由明显地连在一起：要是开战的双方有一方能够在上海垄断毒品市场，那么从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军备上，从而保证最终成功地夺取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的对毒品买卖的控制权。既然齐的用意在于确保这笔资金来源不落入敌人之手，以往的反鸦片活动便也不过是阻止浙江军阀卢永祥和何风林获取额外资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 因此，齐督军的政府一宣布在上海成立一个由徐国梁领导的阻止走私鸦片和军火的警察机构，何风林便马上在淞沪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受其军队管辖、名义上控制走私的办公处来与之抗衡。而实际上这个办公处不仅没有阻止走私，相反却对其予以纵容。办公处的头目由卢永祥的总参谋长提名，这个参谋长本人便是个走私犯，他的同谋是上海三大帮会的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 这些帮会头子和浙江军阀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购买了一些汽船和机动船，组织了一支小船队来走私毒品并贩卖给批发商。由于受到军阀士兵的保护，毒品商们每年能获利大洋100多万元，并与他们的军队庇护人共享这笔收入。其中40%的赢利，即每日约1000元大洋左右的收入，落入督军衙门的手里，还有40%归法租界的帮会分子们，其余的20%给杭州当局。 徐国梁厅长拒绝分享这些赃物。当他了解到来自淞沪警备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贿赂时，便把负责操作的人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要揭露他。这一事件，再加上徐厅长引以为荣的清廉（“众所周知徐厅长没有从鸦片走私中接受分厘”），应当是他被杀死的原因。据一种说法，有人与王亚樵联系安排这场暗杀。于是他又同两位宪兵联系，答应付他们每人40000元大洋来行刺。然后他们又找了第三个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厂的侦缉队里有关系。最终是这个第三人动手，将徐国梁刺死。王亚樵对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证实：他突然离开了上海而出现在杭州的一位军官那里，有人说那是对他安排了暗杀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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