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文官考试时，当时考试院的闱场没有造好，而是选定八府塘的一处大的房子。采用扃(ji　ng)闱(封闭)制。上自主考官，下至工作人员，全体扃闱一个月。扃闱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当时发生一起小插曲。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前来看望丈夫，吃了个闭门羹，她怀疑丈夫是被逮捕，于是到考试院大吵大闹。第二届文官考试还是采用扃闱制，也发生一次意外事件，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有重要事情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做了个表面文章，汪院长商请戴院长再经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公务后，当日下午5时再入闱。此后，扃闱就不再严格，后来根本废除。

每一届的高等文官考试都分三次进行。第一试为甄录试，第二试为正试，第三试是口试。一、二两试是笔试，第三试是面试。第一试合格，才能参加第二试，第二试合格再参加第三试。分次淘汰到第三试时，人数已不多，原来数千人已只剩几百人。

应考人员在晨8时入场。每一试场都有人高举牌子引路，考生鱼贯进场。当时虽已废除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搜身制，但监试人员仍仔细察看有无夹带。考场中的防范也很严。监试委员高坐台上，鹰瞵鹗视。每一考场还有四个监考，在场中往来巡视。尽管防范如此之严，仍有人夹带作弊。第二次文官考试，就有一人前后传条作弊，此人后来出任县长，在至亲好友中对作弊并不讳言。

国文是第一试的重点科目，在第一天的上午考。一、二、三届的国文试题分别为《天下之事，天下之贤共理之》、《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第一届的试题，许多人不知原文出处(久后才知出自明太祖求贤诏)，只好堆砌辞藻，乱写一通。历届考试国文最好的成绩是第一届考得第一名的朱雷章，他得了100分，戴季陶浓墨圈点他的试卷。第一天下午考党义和公文。党义的题目大体出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著作。第二天上午考历史，下午为地理。第三天是面试。

这样严肃庄重的考试，竟会出现试题错误。第三届文官考试，外交领事官的国际法试题把“国际地役”误为“国际地域”。试题发下后，考生中有人站起来问坐在台上的监试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那监试委员明知是错，却不正面回答，说：“监试人无权回答，你们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按‘役’字意义回答也无不可。”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由于缮印的疏忽，但印发前却没有发现，主考人员难辞其咎。于是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兼试务处长陈大齐自请处分罚俸3个月，经戴季陶批减为1个月，这1月俸金是大洋800元。阅卷、计分都是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先由襄试委员用蓝笔初阅，再由主持这科目的典试委员(由专家、学者充任)用红笔复阅计分。事前先议好评分标准。主考官最后定分用朱笔。试卷评阅结束，就要核算计分。计分自然不应出差错。就在第一届考试中，评分复查时发现将一份考卷少计一分，这人名落孙山。补上一分后，这人就被录取。事后戴季陶与试务处长陈大齐，只好自请处分，分别罚俸1个月和3个月，以此杜人口舌。说到阅卷，还有一段趣闻。有一次某一考生的论文，东拉西扯，简直不知所云，某阅卷学者批曰：“雷霆惊锐，冰雪聪明，真是十二分火候。”典试主管对这批语大惑不解，只好拿去请教。这位学者问：“打雷是否打在天上？”答：“是打在天上。”问：“落雪是否落在地下？”答：“是落在地下。”问：“生病发烧厉害时是否胡言乱语？”答：“发高烧时自然是常有谵语的。”某学者说：“那不结了，此批即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烧得胡说八道’也。”相与抚掌大笑。

口试伸缩性很大，主考人往往凭个人好恶而定分。第二届考试时，有位应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的考生，外语口语不错，很流畅地作了5分钟演说，就被主考人淘汰。原因是这人打了一条红色领带，主考人认为他不够庄重。第一届外交官领事官的应考人冯某，他长相魁伟，穿着也很得体，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主考人对他印象极好，尽管他笔试分数为最末一名，竟把他提为第三名，并且内定他某国大使馆的要职。可惜这人后来未赴任就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