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如此一番繁琐程序，到录取发榜阶段这考试就要结束。按理录取非常严格要防止弊病。表面上也确实是严的。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虽连试数次都名落孙山。第一届考试二试揭晓，没有一个女的被录取。女典试委员张默君(邵元冲妻)为此大哭一场。因这意味着女典试委员“诚信未孚，阴德亏损”。戴季陶自夸“执法严明，弊绝风清”。但录取中也有随意性。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的高等考试，计划录取100名，可是按实际成绩尚不足31名，于是典试委员长决定一律加2分至5分，凑足100名。说到发榜本尘埃落定，无所更改，然而戴季陶却乱点鸳鸯谱。第一届高等考试的“状元”是朱雷章，由戴季陶亲自用朱笔在第一名上点一下。其实这“状元”是点错了，按总分最高的是教育行政人员第一名的周邦道，因普通行政人员排在前，周邦道就失去了状元。后来发现这错误，戴季陶仍将错就错。朱雷章后来还破格任用为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不过30余人，可算殊荣。朱雷章可算有幸。也有不幸的。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论考试成绩第一名是禹振声，有人在戴季陶的妻子钮有恒面前对禹振声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亲兄妹结婚，有伤人伦，其实他是同姓结婚，钮有恒告诉了戴季陶，戴勃然大怒，“道德败坏至此，何以统率群僚”，大笔一挥，把禹改为第三名，原第二名的朱大昌提为第一名。禹振声没有被开革已算大幸。

戴季陶的随心所欲，不仅是上面所说的几件事。第二届金榜第一名是司法官李学灯，戴季陶亲自主持授证典礼并讲话，李学灯致答词。按第一届“状元”朱雷章例，本要将李学灯以立法委员任用。但李相貌不扬，穿着又不同于众人，那天的答词又冗长，戴很不高兴就改变原议，让李学灯先去法官训练所学习，再派工作。1939年在重庆举行抗战后的第一届高等考试，戴季陶一时心血来潮，把第一名“状元”王述曾送上监察委员的宝座。

“为国求贤”成笑柄文官考试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病，但还是遴选人才的正途。当时流行“考小不考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小官要考，大官不要考。简任级的大官，可以从有“特殊贡献”或“特殊著作”者中遴选，这就为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从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翻墙出逃，从墙上跌下，有一个卫兵背着他跑……事变结束后，这名普通的卫兵一跃成为少校。

行政院某部有个科长，是凭参加陈其美肇和军舰起义以“特殊贡献”的资格而任用的，其实起义时他还是个黄口小儿不足10岁。

财政部有一个局长以筹集国民党的经费有功而提拔，他的部下感到此人庸俗不称职，一查他的底细，原来他是孔祥熙在山西开设的钱庄的总管家。

标榜“为国求贤”的戴季陶同样任用亲属。他有个外甥叫宋香舟，在戴的家乡四川广汉县担任小学校长。戴任考试院院长后，宋香舟从家乡来投奔戴，以跟随戴“革命”有功为名，一跃而为铨叙部掌任用大权的甄核司司长(简任级大员)，后来还转任考试员的主任秘书。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病逝后，他没有续娶，说为了尊重原配夫人的恩爱，而他与一个年轻姑娘同居。这姑娘姓赵，人称之为赵小姐，她是钮有恒的表侄女。她虽年轻倒懂得培植私党，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让戴季陶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职，而院、部、会内的大小官员，无不敬之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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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有“特殊著作”的人才，更是笑话百出。有的收买别人写的著作拿来送审，有的以重金雇“枪手”代写，有的以祖先的遗稿充作自己的著作，也有转抄一些古籍或绝版著作，甚而有剽窃、抄袭过期报纸杂志的文章改头换面来送审。这些“著作”的审核，都由考试院内有作典试委员资格的人审核，不送外面的学术机构。审核人员有时也要以公正出现。蒙藏委员会有个简任级处长，原是卫立煌部的军法处长和驻京办事处处长，考试院铨叙部搁置对他的任用不予通过。这人请一位文官考试出身的人写了篇《五五宪章的政治制度》的论文，并在行政院主办的《政治研究》上发表，就用这篇文章送审；一面又疏通承办人员不予留难，又打听到审查人员，送了相当的礼物，结果顺利通过了任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