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的宣传也推广到南昌近郊农村，放映幻灯，赣剧清唱中加了相关内容，并以减免赋税为号召，要农民到集市来接受宣传，但来的人寥寥无几。在南昌市区推行这运动时闹了一些笑话。有一次，美籍传道士高福绥在街上散步。远远跑来一名交通警察，对高福绥大声喊道：“你违反新生活运动规章？”“你说，我违反什么规章？”“你为什么不把领扣扣好，这是衣冠不整。”高福绥对警察白了一眼，说：“你连这都不知道！我穿的是西装，外面的领扣是从来不扣的。”那警察倒也倔犟，拉着他：“不管你是西装还是东装，你在南昌就要按新生活运动的规章办。”拉拉扯扯来到警察分局。那警察挨了顿臭骂。高福绥得理不让人，硬要把这警察开除了事。发生这事后，南昌特地举办一个特种警官训练班，由传道士向受训警官传授接待外国人的礼节，教英语会话。结业后，一部分受训警官派到庐山，专门去侍候在山上的外国人。

经过一番大规模的宣传后，在南昌正式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各个省市成立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央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担任主席。另外还成立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从各个学校、机关抽调1000余人担任宣传指导委员工作。

1934年2月19日(一说3月11日)在南昌举行新生活运动成立大会，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参加的有10万多人，晚间还提灯游行，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从此新生活运动在全国推行。

“ 礼义廉 ”缺了“ 耻 ”

新生活运动在各省市推行后，京沪两地闻风而动。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当然首先行动。大街通衢与各个机关学校都悬挂起标语口号，如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手提木箱的童子军，在南京大街上站岗。当某个歪戴帽子或嘴里叼着香烟的人走近时，就有一个童子军挡住他，然后站到木箱上把这个男人的帽子弄正，并拿掉他嘴里的香烟，扔进路旁的阴沟里。

军队取悦于“第一夫人”，也支持这项运动。派出便衣人员，对大街上吐痰的人，在饭馆里吃饭喝烈性酒或超过四菜一汤规定的人用棍子进行“惩戒”。搽胭脂、口红的姑娘，穿西装戴西式帽子的人，被警察撞到了，在他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的印记。理发师要是给人烫卷曲的发型，售货员要是卖不伦不类的游泳衣，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侮辱。烧香、放鞭炮以及送葬时烧纸钱等旧风俗都明令禁止。鼓励人人每天洗三次手，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青菜要先洗净煮熟再吃，开展戒烟。宋美龄吸英国薄荷烟的瘾很大，只好改在非公开场合抽……

且说监察院的全体同仁，这天早晨赶来上班。礼堂里贴着昨夜突击张贴起来的标语。正面的两根大柱上，右面贴着“礼义廉，国之四维”几个斗大的字，左面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一个小职员看着这副对联，忽然喊起来：“‘礼义廉’怎么缺了‘耻’呢？”众人过来一看，果然少了个“耻”字。有人说，没有“耻”，“四维”少一“维”，国家可就危险了！也有人说赶快不要声张，传出去可不好呢。这边七嘴八舌，惊动了监察院的最高领导。一查之下，原来是位居要职的官员写的。赶快把这标语撤下来，事后没有查究。不过此事传了出去，民间流传两句话：“监察院监不住，礼义廉缺了耻”。

制止蒋介石点名推行新生活运动，当然要整顿机关作风。那时中央机关普遍人浮于事，高中级的官员上班迟到，每天只是来应个卯就去灯红酒绿的歌舞场中。真正在那里办公的就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职员。蒋介石也风闻这些。

这时蒋介石大权独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是行政院院长，时而在南京，时而在南昌。既然这样，许多地方他无法去视事。推行新生活运动后，他决定亲自抓考勤。然而他身居高位，怎能降尊纡贵亲自到他属下的一些机关去一一查呢。他用的是电话考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