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七分政治”的产物(4)

每天早晨8时开始,蒋氏打电话找某处(次)长,某司长,如无人接电话,自然就没有来上班。这一下,这批官老爷惴惴不安,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会找到自己头上。长此以往感到吃不消,于是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某机关有个三等秘书赵某,为人机智,籍隶绍兴,同仁大多称他为“师爷”而不喊他的名字。这天,他自告奋勇说,他有办法对付电话查岗。有人说他是吹牛,有人则将信将疑,他拍胸脯回答:“你们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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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巧,第二天,老蒋的电话真打到这机关。赵某抢先一步,拎起话筒大喊:“喂!老兄别开玩笑,你不是委座。”尽管对方说“我是蒋某”,赵某却说:“我追随委座多年,他的说话口音,我是听得出的,你老兄冒充委座,开什么玩笑?他知道了有你的好果子吃。”说罢,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这一招果然灵,从此蒋介石不再电话点名,当然也不可能上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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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送军号免不了且说蒋介石当时南京的官邸,在黄埔路中央军校的后面。他每次出入,门上先都吹三番军号,这自然是显示这位校长的威严。推行新生活运动后,他想到洋顾问端纳劝他塑造平民形象的话,于是交代侍从室,出入吹军号的礼仪可以免掉。侍从室当然照办,通知了警卫部队。但大门口的警卫,是由学生大队抽出人员轮流站岗的。这时正摊上中央军校第八期骑兵科的同学值班。带班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见习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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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蒋介石从外面回来。门上又吹起军号,蒋介石纳闷了,不是说已经废除了吗,怎么还有呢。他从轿车里出来,只见一位年轻的带班军官与四个卫兵,一同立正敬礼。那位军官背的斜皮带拖挂着,显然因为仓促慌乱,以致军容不整。“你叫什么名字?”蒋介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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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校长,我是郭敏达,八期骑兵科一大队。”他精神抖擞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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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这样子,军容不整,你知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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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报告校长,我正在研读操典。听到校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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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典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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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敏达从口袋里拿出,双手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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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看他说话老实,带班时还研读操典,心里就有宽恕他的意思,但脸上还是严肃的神情,说:“你应该知道,军容是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的,推行新生活运动,军人更应是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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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校长的训示,学生一定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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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伶牙俐齿,对答自如,蒋介石心中高兴了:“今天免了你的罪,以后可要特别注意。我还要问你,迎送军号不是废除了吗,怎么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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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班没有交代。不过学生有话容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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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示意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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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认为,校长不仅是一校之长,也是一国之长,迎送礼仪是需要的。一则表示尊敬,二则也是通知如学生等知道校长行驾。今天要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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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连声说“好,好”,便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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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迎送军号,以后仍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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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结婚”时的啜泣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奉命推行新生活运动。他想在上海搞出一点特色。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举办“新生活集团结婚”,搞个“国内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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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办事向来细致。他要办“新生活集团结婚”,先派几个干练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征询各界人士对集团结婚的意见。反馈来的意见还不错,他就着手具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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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年底至1935年1月,吴铁城亲自召开并主持了三次市政会议,讨论举办集团结婚如何操作。1935年2月7日颁布了《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主要内容为:凡上海市市民结婚,均可参加集团结婚,经由社会局核准后,发登记证;个人须交纳手续费20元,凭登记证办理各项手续;此种仪式,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不用傧相,由市长、社会局局长出席证婚,发结婚证书及纪念品。上海各大小报纸都公布了这办法,说这是开上海一代新风,体现新生活意义,既节约又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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