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辜仁发还在落井下石。辜仁发成为检举李淑芸有罪最积极的人。以民政厅的名义，他提供李淑芸在外招摇敛钱及身世卑污的许多证据。在附送的证据中有一份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苏法通讯社》的新闻稿。内容说“李淑芸身世卑污，在长沙时是二等班子的妓女，曾嫁过二人，育有子女，李为厅长如夫人后，在外卖官纳贿，七百元一个优等县局长，五百元一个中等县局长”云云。法院票传辜仁发到庭与李淑芸对质。辜仁发多方推诿，声称他是以民政厅厅长身份检举罪犯，不是丈夫检举妻子，不能要行政长官与犯人对质，然而他忘记了李的犯罪行为都与他相连。李卖官受贿，如不得他同意，何来以厅令直接委刘卓民为无锡公安局分局长。他所说李淑芸的种种卑污身世，也不免使人怀疑。他既是政府中高官，正式娶妻子时竟不问其来历。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必欲置床头人于死地，可见这位政府大员的蛇蝎心肠了。

李淑芸母女自然也要解脱自己的罪行，先在上海请了章士钊、谭辛震两位名律师，后又增聘巢堃律师向无锡法院控告辜仁发“重婚、遗弃”罪。辜仁发听到这消息后，在镇江发表公开谈话称：“余与前妻性情不投，曾于民国19年(1930)凭亲族证明离婚有据，20年(1931)始与李淑芸正式结婚。”又称：“李氏性情恶劣，当余在汉与李结婚时，因时间仓卒，对其性情未能洞察，但亦有所闻，冀于婚后加以感化。讵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诚为意想不到。”李淑芸针对这谈话，拿出在镇江时所截获的辜的原妻艾承枚与辜的通信，证明并未离婚。

《人报》这份无锡的地方报，颇有寻根究底的决心，又派出记者范力琪去南京访问艾承枚。范力琪先在京城警察厅的户籍册上查到这一段材料：“鼓楼三条巷十二号之三，户主辜仁发，号达岸，四十三岁，湖北安陆县人。23年(1934)1月30日进宅，现任江苏民政厅厅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妻艾承枚，四十二岁，湖北安陆县人，还有二子二女，雇男仆二人，汽车夫二人，女仆一人。”材料已非常清楚说明事实真相。范力琪又再到鼓楼三条巷访问艾承枚，艾绝口否认已经离婚。她说：“辜仁发在外随意发表虚伪不实的话，混淆视听，必要时我也要控告他重婚。”《人报》再次发表采访结果，社会舆论更不利于辜仁发。

这时，辜仁发已黔驴技穷，极为狼狈。换了一个手段，派民政厅的视察员曾宾秋到无锡，在华盛顿饭店宴请无锡各报的负责人。宴会上，曾宾秋转弯抹角为辜仁发洗刷辩护，请各报从此不发新闻，一定给重酬。有些报纸允诺，有些报纸默认。《人报》的负责人不在场，只去了一个记者。他表示无权决定，只能把意见带回。《人报》内部讨论的结果，认为不能出尔反尔，以揭露始而受贿终，这样的报纸将得不到读者，决定拒绝，还编发了一条小新闻，揭露民政厅视察员曾宾秋宴请各报负责人，略掉行贿的细节。

派系倾轧　厅长下台这天晚上，《人报》社长孙翔风接到一位新闻同业的电话：“《人报》已经出足风头，可以就此收篷，如果再要坚持下去，遭到反击，后果恐不堪设想。”他是《锡报》社长吴观蠡。“不好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孙翔风问。“你总记得，辜仁发的前任厅长赵启，因镇江《江声报》主笔刘煜生揭发他贪赃枉法，他把《江声报》封闭，给刘煜生戴上一顶红帽子，说他是共产党员而枪毙了。这事应该记忆犹新。”这位同业是受命劝告还是出自友情，孙翔风一时搞不清楚，只好婉言拒绝。

孙翔风拒绝劝告后，作了一番冷静的分析。辜仁发在江苏的地位毕竟不同于赵启。赵启有省长顾祝同铁般的后台，可以一意孤行，而辜仁发和省长陈果夫并非一个派系，陈果夫不见得对他支持。不过，也搞不清陈与辜之间有多少矛盾。他亲到镇江向省府的有地位的人作了一番咨询，得不到要领。他只好硬着头皮再顶下去，不过也作了一些防范的措施，必要时只好出走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