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任援道再次出现在天津。这次重到天津，非当年一介穷书生前来依附任凤苞，而是以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驻津办事处主任、驻北方全权代表的名义出现在人前。他在天津买了房子，装上电话，挂出了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印了有头衔的名片，出入小汽车，活跃在社交界。这样说，他两次的骗局，席卷巨款，不怕有人来追捕吗？他确实有恃无恐，因为北洋政府的梁士诒、军阀蔡成勋都已垮台，而平津一带就有唐生智的部队(李品仙、廖磊部)做靠山，谁敢动他分毫。

不过情况在变化。任援道依附的蒋介石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这年冬天，奉蒋介石命令沿陇海线讨伐冯玉祥，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这时武汉空虚，唐生智变了卦，与冯玉祥握手言和，计划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开始也进展顺利，中途逢大雪，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部雪夜偷袭唐生智，唐部全军覆没，唐生智单独化装逃出。唐生智一垮台，任援道的天津办事处只好撤下牌子。

也是政治不倒翁然而任援道既是设计骗局的能手，又是政治不倒翁。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丧，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觊觎华北。日本人采取分化、制造矛盾的策略，在日方的导演下，成立了以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援道的名字也赫然见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上。任援道原来与西北军并无关系，又没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能够列入这名单，奥秘就在他在唐生智的驻津办事处时期与日本人就勾结上了，有了日本人的推荐，他也显赫在华北。任援道毕竟是骗子高手，抗战时期，两度为伪朝(维新政府与汪记国民政府)显贵，但他“狡兔三窟”，1941年就通过他的弟弟任西萍(军统特务)与戴笠取得联系。重庆政府还来个假通缉(这是他生平第三次被通缉)，以加强他在汉奸中的地位。日本投降后，他即当上重庆先遣军司令官，居然安然无恙。后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空运京沪，任援道即交出部队，蒋介石给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参议的头衔，他先销声匿迹住在上海愚园路愚园新村，不久即带着全家远走香港，从此逍遥法外。

1948年，徐铸成(宜兴人，《文汇报》总编)去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一天在同乡友人处看到任援道夫妇，仍嘻笑如恒，他还说，在九龙弥敦道中段开了一个酒家，请徐先生光顾云云。徐先生说：“像任援道这种人，一生出卖风云雷电，置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于不顾，也可说是风派的一种典型罢。”

新官上任结交乡绅任援道当然是民国官场的神骗，而官与官之间相骗的还可举出一例。

且说四川铜梁县，1932年有位新县长上任。这人姓王名志仁，浙江慈溪人，安徽大学毕业，又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为戴季陶所青睐，因而榜上有名。高中之后，戴季陶又向内政部推介，派他到四川去担任县长，分发到铜梁。这在戴季陶来说也有造福桑梓的意思。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凡新官上任，都要带自己的一批家属亲友，上至各个科(局)长下至门房都安上自己的人，方能得心应手。不然事事掣肘或上当受骗。这个官场惯例，大凡旧时做官的都是懂得的。

王志仁是个书生，读的是中文系，虽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不能说精通，也可算娴熟，然而在仕途与社会经济方面，他就生疏了。上任的时候，他只带着自己的兄弟与舅爷二三人，分别担任县里的财政科长、田赋处长、税务局局长，他以为掌握了财源也就差不多了。

铜梁县是四川的一个中等县，农业收益尚可，正好王志仁上任前的两年连续丰收，所以前任官交卸时倒也顺利，没有什么亏欠让后任填补。这前任官也是江浙人，念大同乡的情谊，还特别把当地的风俗、民情以及应该经常请益、联络的士绅作了一一交代。王志仁当然感激万分。

这铜梁县有一家郭姓家族，是当地最有权势的士绅。他家有人在川军里任军长，自然也就权势赫赫。王志仁一上任就去拜访军长的老太爷，献上从上海带去的新奇的时新礼品。那老太爷非常高兴，当天就设宴招待新县长。以后每逢四时八节，郭府和县长之间相互有馈赠，关系算是不错。巧的是王志仁上任后，也是风调雨顺，本来民风淳朴，也没有什么盗劫之类的事发生，真是平安无事。这样王志仁赢得极好的政声，省里连续褒奖。因为财政收入不错，他的宦囊也就丰盈，还清了上任前打点所借的债务，已经很有一些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