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佛教徒？

公元20世纪科学昌明，封建迷信、神仙鬼怪已逐渐被科学揭露为虚妄。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20多年里，居于高位的政客、官僚、军阀，在封建迷信方面演出许多荒诞可笑的闹剧。

政客中的戴季陶，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又以三民主义的理论家自居。戴季陶担任考试院院长后，自称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他的官邸的墙壁上既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着佛像。在公开集会时，有时竟大谈“千脚千手观世音菩萨”。戴季陶身材中等，五官端正，有人说如远望他确像一尊佛像。考试院中有个自称会相面的老职员对他说：“院长额宽五指，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大富大贵之相。”戴季陶听后非常高兴，并深信不疑。戴季陶所以信佛，有两种说法。一是当年孙中山在广东因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后，仍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派戴季陶去四川，拟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戴所乘的船驶向宜昌途中时，得悉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据戴自述)，便趁夜投江自杀，幸为渔民救起未死。从此他便信起佛来。二是据考试院内一老年官员说：“戴院长熟读史书，自知位高身危，‘狡兔死，走狗烹’，为其前车之鉴，其信佛亦不过表明心迹。”这位老官员的话，为考试院内部分官员所公认。以上两种说法，不管何者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利用信佛进行政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随蒋介石之后，他也主张不抵抗，向中央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这年11月，戴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用“诵经护国”的办法来麻痹人民。抗战时期，1938年4月，戴曾代表国民政府赴藏区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分子进行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又代表政府到缅甸和印度等地进行访问，拜谒不少佛教圣地，进行以佛教为内容的政治活动。政客中迷信的自然不止戴季陶一人，中枢中许多要人，逢到疑难事就往往求神问卦。如1936年西安事变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每日祈祷耶稣，用《新约福音》卜课问蒋介石的安全，结果翻到一页说“耶和华和一个妇人一起得救”的事，孔祥熙把这情况告诉宋美龄，宋美龄因此决定亲飞西安。后来的和平解决，不过是巧合，其实张学良、杨虎城原就有和平解决的愿望。

荒诞迷信的“南天王”

广东军阀陈济棠，有“南天王”之称，一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并以之为行为准绳，因此产生许多荒唐滑稽的笑话。

陈济棠的迷信荒诞有家学渊源。他发迹前就受母亲、两个哥哥以及妻子的影响，已很迷信。长兄陈济华，有残疾，从术士法师学医卜星相之学，颇有心得。陈济棠曾在他开设的私塾中读书，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他的五哥陈济湘(又名陈维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乡防城县有名的术士，陈济棠对他很崇拜，几乎言听计从。他的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脐上的“砂痣”，与陈济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当时只是一个连长的陈济棠。

在陈济棠的军旅生涯中，有三次遇险经历。第一次是陈济棠任江西督办公署参谋长时，乘船从梧州到德庆，路遇狂风，船触礁下沉。他已淹入江中，幸有同伴用竹竿在水中搅捞，他恰好触及竹竿，顺竿上爬，保住性命。第二次是，陈济棠得救后，与黄绍竑同到广州粤军司令部办事，事毕本拟住南园酒店，因故改住东亚酒店。而就在当晚南园酒店发生枪战，有刺客要暗杀他，幸而已换住处，而得脱险。第三次是陈济棠带妻子儿女五人去广州郊外赏梅花，归途遇番禺县游击队袭击，卫兵抵抗时，陈的座车司机择路而逃，因车速过快，刹车不及，先撞在树上，后翻入河中。除陈济棠一人轻伤外，家人竟无恙。

三次遇险，大难不死，事本偶然，陈济棠却更相信命运。他在家里摆起了香案，设起乩坛，天天求祖上、神灵和菩萨保佑，到后来，竟发展到举凡大事小事，行动之前都要先扶乩一下，预卜祸福，再行定夺。陈济棠任用官吏、提拔干部都要先算一卦，看此人的“八字”是否与他父亲的“八字”相冲；再看此人面上或身上其他部位有无“反骨”，最后决定是否任用与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