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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从科帕诺斯传递来了越来越令人吃惊的消息。打井的投资越来越大，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简直让我不堪重负，而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找到水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建造阿伽门农圣殿的费用大得惊人，最后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科帕诺斯从那时起，先后被几个希腊革命派别当成一个堡垒，成了永远留在山上的一个美丽的废墟。现在它依然矗立在那里，或许将来还有建成的希望吧！ 我决定把所有的物力、财力集中在给世界青年建造一所学校上。我把德国看成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因此把校址定在了德国。 成群的孩子们前来报名。记得有一天我演完日场戏回来，发现街道上挤满了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德国的马车夫回头对我说：“有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所以就来了这么多的孩子。”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我们当时还不懂怎样挑选这些孩子，我只是急切地想填满格吕内瓦尔德的那四十张小床，因此我挑选孩子时也就没太多的计较，只要他们有可爱的笑容和漂亮的大眼睛就收下了。我根本就没有问问自己，这些孩子将来是否能够成为舞蹈家。 比如有一天在汉堡，有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披着披风的男子走进我在宾馆的会客厅，手里抱着一个用长围巾包着的包裹。他把包裹放在了桌子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正看着我——是一个大约四个月的女孩，她一声也不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孩子。这位绅士模样的先生问我能不能收下这个孩子，他好像很匆忙，简直都等不及我回答。我看了一下孩子的脸，又把目光移到他的脸上，这两张脸长得非常相象，也许这正是他的表情诡秘、行色匆匆的原因。和往常一样，我对将来的事情未加考虑就答应了收下这个孩子。那人马上就走了，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露面。 这就是把孩子扔到我手上的一种神秘的方式，就好像这个孩子是一个玩具娃娃似的。在从汉堡到柏林的火车上，我发现这孩子正在发高烧，是严重的扁桃腺炎。后来在格吕内瓦尔德，我们请了两个护士和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著名的外科医生霍法，抢救了三个星期她才脱离危险。霍法医生对我办学的想法非常支持，免费为我学校的师生治病。 霍法医生常常对我说：“您这儿不像是学校，倒像是一所医院。这些孩子都患有遗传病。将来你就会明白，你得尽心尽力地让她们活下来，这将比你教她们如何跳舞花的精力还要多得多。”霍法医生是一位造福人类的大善人。他给一般人治病收费高得惊人，但他把全部的钱都捐出来在柏林郊外建了一所医院，用来救助贫苦的儿童，所有的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我的学校一成立，他就自告奋勇做我们的医生，负责照料孩子们的健康和学校的卫生。说真的，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帮助，我永远也不能让这些孩子在日后长得这么健康和漂亮。霍法医生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红红的脸膛上老是挂着和善的微笑，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喜欢他。 选拔孩子、筹建学校、开课及安排孩子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我的经纪人不断告诫我，有人剽窃了我的舞蹈杰作正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上演，取得了成功，正大发不义之财。但是，我还是无动于衷，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柏林一步，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我都在教这些孩子们跳舞。 孩子们进步很快。我相信，她们健康的身体都是得益于霍法医生制定的合理的素食。他认为，不管如何教育孩子，都有必要让她们大量的吃新鲜的蔬菜和足够的水果，但不要吃肉。 那时候，我在柏林名声大噪，人们对我的欢迎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被称作“圣洁的伊莎多拉”，甚至有人传言，只要把病人抬进我的剧院，病就能不治而愈。我每次演出日场，都能看到把病人抬进剧场的可笑事情发生。演出时我依然赤着脚穿着便鞋，除了小巧的白色图尼克外，从来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我的观众是怀着一种绝对的宗教狂热来看我演出的。 有一天晚上我演出回来时，一群学生们把我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他们自己拉着我来到著名的胜利大道，让我在大道的中央向他们发表演讲。我就站在敞篷马车上——那时还没有汽车，向学生们讲了这样的话： “再也没有比雕塑更伟大的艺术了。可是，你们各位热爱艺术，怎么能容忍这座城市中心出现这么可怕的暴行呢看看这些雕像吧你们都是学艺术的学生，如果你们真是准备为艺术献身的学生，就应该在今天晚上拿起石头把这些塑像全部毁掉！艺术它们也算艺术吗不它们只是德国皇帝的幽灵。” 学生们拥护我的观点，纷纷大声表示赞同，要不是警察赶来的话，他们肯定会按我说的去做，将柏林城中德国皇帝的那些可怕的雕像全部砸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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