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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妈妈四处打听，跑遍了所有的警察局和大使馆，她说有个卑鄙的家伙拐跑了她的女儿。我的经纪人也正为我的失踪急得快发疯了。许多观众都走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还是有几家报纸很聪明地在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伊莎多拉·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星期后，我们才一起回到了母亲住的地方。说实在的，尽管我情感狂热，但还是感到有点累，因为几天来一直都睡硬地板，而且只能吃他从熟食店买来的那点东西，或者等天黑以后我们偷偷上街买点东西吃。 当母亲看到戈登·克雷格时，怒吼道：“滚！该死的恶棍，给我滚出去！” 她对克雷格的仇恨简直到了顶点。 克雷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就像雪莱一样，浑身上下闪耀着火光和闪电。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戏剧舞台。是的，他从没有积极地参加过舞台上的实践活动，总是远离舞台在一旁梦想，但他的梦想启迪了当今舞台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莱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没有他，我们会仍然停留在旧的现实主义的布景中，每一片叶子依然在树上闪闪发光，所有的房门还都能开来关去。 克雷格是位出色的伙伴。他是我所认识的那种为数极少的人中的一个，他们从早到晚整天都处在亢奋状态。从早晨喝第一杯咖啡开始，他的想象力就燃烧起来，开始发出智慧的火花。与他在大街上的一次普普通通的散步，感觉就像在尼罗河畔陪伴着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学的大祭司。 也许是因为他的高度近视，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拿出铅笔和一叠纸，望着吓人的现代德国建筑——一座很新的所谓“新艺术实践”公寓，解释它是多么的美丽；然后就饱蘸激情地为它画速写。画出来的速写却像是埃及的邓德拉赫神庙。 在路上遇到一棵树、一只鸟或一个孩子，他都会为此而激动万分。与他呆在一起，你一刻也不会寂寞。他有时处于极度欢喜的折磨中，有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沉浸在随之而来的另一种情绪中，整个心情的天空突然黑暗下来，恐惧充满了整个天空，好像连生命的气息都被抽空，只有无尽的痛苦充溢其中。 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阴郁的心情却越来越常见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每当他说“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时，我总是温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太好了！你是个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学校呀。”然后他就会一拳砸在桌子上：“是的，可是我还是要我的工作！”我接着说：“你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绘制布景，但最重要的是活生生的人呀，因为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放射出来的。首先是我的学校，在完美中行走的光辉灿烂的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为这个人绘制的完美的布景。” 这样的争论往往在雷鸣般的吼叫声中开始，以令人压抑的沉默结束。然后，我身上的女人本性会突然醒来，温柔地问他：“噢，亲爱的，我惹你生气了吗”他回答说：“生气噢，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该死的讨厌鬼！你就是一个干扰我的工作的讨厌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于是，他就会冲出门外，使劲地摔门而去。这摔门的巨响使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总是一直等他回来，在他回来前，我就会在提心吊胆和悲伤不安中哭一整夜。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种情景常常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和谐，最后终至难以忍受。 我激起这位天才身上伟大的爱情，这是我的命运；我努力使自己的事业和与他的爱情和谐发展，两全其美，结果吃尽了苦头，这也是我的命运。在经过了几个星期疯狂的、充满激情的爱情生活后，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艺术灵感之间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战斗。 “为什么你不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呢”他常常说，“为什么你老是想走上舞台胡乱地挥舞胳膊为什么你不呆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呢” 虽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为艺术家的妒忌心，使他永远都不会把女人看作是真正的艺术家。 姐姐伊丽莎白已经为格吕内瓦尔德学校组建了一个学校董事会，委员是由柏林市的名流和贵族妇女组成的。当她们听到克雷格的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严肃的口吻批评我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我这一校之长的道德行为和观念如此之差，她们不想再做学校的董事了。 她们推举大银行家门德尔松的太太来把这封信交给我。当她带着那封吓人的信来到我这儿时，她有点怯生生地望着我，突然放声大哭，然后把信扔在了地上，把我抱进怀里哭道：“请不要以为我在这封讨厌的信上签了名。至于其他的女士，那也毫无办法，她们将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了。只是她们还是挺信任你的姐姐伊丽莎白的。” 现在伊丽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没有公开说出来。现在，我终于看清这些贵妇的原则是：只要你不声张，什么事情都好办这些女人一下子激起了我的义愤，我利用爱乐协会的大厅对舞蹈作了一场专门的演讲，专讲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艺术。最后，我谈到了妇女问题，说只要女人愿意，她们就有恋爱和生孩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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