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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叶·门德尔松是我们的近邻，她同富有的银行家丈夫住在一幢豪华别墅里。她不顾她的那些资产阶级朋友的反对，依然非常关心我们的学校。有一天，她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绍给埃莉诺拉。她立刻对克雷格的戏剧观点着了迷。几次彼此热情的会晤之后，她提出邀请，让我们去佛罗伦萨，并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因此，我们决定由克雷格在佛罗伦萨为埃莉诺拉演出易卜生的《罗斯梅尔庄园》设计制作舞台背景。我们全体，包括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玛丽·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都乘坐豪华列车去了佛罗伦萨。 在路上，由于奶水不足，我只好用早已准备好的一些食品装在奶瓶里喂孩子。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高兴。我已经让在这世界上我最为崇拜的两个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从此大有用武之地，杜丝也将会拥有更适于发挥其戏剧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罗伦萨后，我们住在了一家小旅馆里，埃莉诺拉住在不远处一家酒店的豪华套间里。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讨论。我给克雷格和埃莉诺拉两人做现场翻译，因为克雷格既不懂法语也不懂意大利语，而埃莉诺拉自己则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我发现自己被夹在了这两位非凡的天才之间，但奇怪的是，这两股力量从一开始就似乎相互对立。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双方都满意，让他们都感到高兴。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虽然我在翻译时对他们的原话作了篡改。但愿他们对我在翻译中编造的一些谎言予以谅解，因为说谎的目的是很神圣的。我希望这次伟大的演出能够获得成功，如果我把克雷格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译给埃莉诺拉，把埃莉诺拉的命令原汁原味地转述给克雷格的话，这次演出肯定要流产。 在《罗斯梅尔庄园》的第一幕里，我认为易卜生笔下的客厅是“摆着舒适的家具，呈现出古旧的风格”的。可是克雷格却喜欢搞成埃及神庙内部装饰的风格，天花板好似高耸入云，四周的墙壁又好像无限延伸。只是有一点与埃及的神庙不同，那就是在客厅最尽头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这扇窗子正对着一条两边长有古树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个院落里。但是，克雷格却喜欢把这扇窗户变成十米宽、十二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风景，由黄色、红色和绿色组成，就像摩洛哥风光似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旧式的院落。 埃莉诺拉有些不满，她说：“我认为这该是个小窗户，不可能是个大窗户。” 克雷格听了暴跳如雷，用英语喊道：“告诉她，我不想让一个老娘儿们对我的工作指手划脚” 我很谨慎地这样对埃莉诺拉翻译说：“他说他很钦佩您的意见，将尽力使您满意。” 然后转过身，我又很策略地把埃莉诺拉的反对意见翻译给克雷格：“埃莉诺拉·杜丝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她不会干预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干。” 这种对话有时持续几个小时。有许多次，我不得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以便随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我给那两位艺术家解释着他们从来没说过的话，这样常常会错过了给孩子喂奶的时间，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当时我的身体很疲劳，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些恼人的谈话使我在产后康复期间变得痛苦不堪。可是一想到克雷格给埃莉诺拉·杜丝演出《罗斯梅尔庄园》设置布景是一件艺术盛事，我就觉得自己作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应该的了。 克雷格埋头于剧院的工作。他的面前摆着十几大桶颜料，拿着一把大刷子，自己亲自去画背景，因为他找不到能够明白他的意图的意大利画师。也没有合适的画布，他就决定把粗麻布缝起来使用，一个意大利合唱团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缝了几天粗麻布。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执行着克雷格的命令。克雷格一头长发，一边大声朝他们叫喊着，一边用画笔蘸好颜料，爬上颤巍巍的梯子涂颜色。他几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剧院里，连吃饭都不离开。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给他带一篮子午饭的话，他甚至什么也不吃了。 他曾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埃莉诺拉走进剧院。别让她到这里来。如果她来了，我就坐火车走。” 埃莉诺拉却很想去看一看布景画得怎么样了，我的任务就是既不让她去剧院，还得不让她生气。为此，我常常领她在花园里作长时间的散步，花园里可爱的雕像和漂亮的鲜花可以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拉在花园里散步时那种非凡的神态。她一点也不像人世间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笔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让路，他们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埃莉诺拉不喜欢被众人盯着看。她专捡小路走，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她并不像我那样对可怜的穷人富有爱心，她把多数人都看成是“蠢才”，而且常常在讲话时表现出这种鄙夷的神情。这主要是因为她那过度敏感的性格，而并不是其他的原因。她认为公众对她太挑剔。但是，当埃莉诺拉与人单独相处时，没有谁会比她更富同情心、更善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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