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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梅尔庄园》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崇敬地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是意料之中的。时至今日，艺术鉴赏家们依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惟一的一场《罗斯梅尔庄园》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了不起的艺术直觉，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袍，衣袖十分宽大，垂落在身体两侧。她出场时，与其说像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不如说更像是德尔斐的女巫。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她巧妙地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就像一个宣示神谕的女预言家。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比方说双手放在口袋中的“罗斯梅尔”），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举止失当，就像是剧场服务人员走错了地方，真叫人难受。只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下面的台词时，才与周围这些绝妙布景和气氛完全吻合。他大声说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结束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住处。由于看见了未来光明的前途，将把自己一系列的伟大作品献给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自然是喜气洋洋。他在谈起埃莉诺拉时开始不遗余力地赞扬，几乎和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程度一样的绝对。啊，人性是多么的脆弱呀！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惟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的节目是轮流演出的，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戏剧。 令人激动的事情过去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发现存款已全部用光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这一切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一定得想办法增加收入了。恰在此时，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问我是不是还想跳舞，并且表示想跟我签订一份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 这样，我就离开了佛罗伦萨，把孩子交给玛丽·奇斯特照料，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然后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抵达了圣彼得堡。你可想象得出，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同孩子分开，而与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也同样让我黯然神伤。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所以我不得不用一个吸奶器往外吸奶水。这种经历对我来讲实在很可怕，我不知掉过多少眼泪。 火车向远方奔去，我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看上去比以前更寂寞荒凉了。近来我一直专注于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而很少能想到我自己的艺术，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什么准备。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然用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不在乎我演出中的缺陷。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图尼克往下流，搞得我狼狈不堪。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实在是太难了！ 这次在俄国巡回演出的情况，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毋庸讳言，我的心还一直惦记着佛罗伦萨。因此我尽可能缩短了演出的期限，又接了去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离我思念的人近一点。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一场奇怪的病把我击垮了。我想，这可能与奶水有关，可能是乳腺炎。演出结束时，我倒在了舞台上，只好让人抬到了宾馆。我在宾馆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我被诊断为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哪个医生能治这种病。有好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奶。我一阵阵地神志不清，最后昏昏睡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专心致志地照料我。他同我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尽心看护我。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好。速来。”那时我已部分康复，因此他就动身去了尼斯。可是看到电报时我有种可怕的预感，我不在现场做翻译解决这两人相互的争执，他们之间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有人把他的布景裁成了两半，感到非常气愤。克雷格不清楚，埃莉诺拉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看到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最得意的杰作、在佛罗伦萨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的亲儿子般的成果，竟然被肢解、屠杀在自己的眼前，克雷格发起了他那可怕的冲天怒火（他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愤怒过）。但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在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怒吼道，“你毁了我的作品，你糟踏了我的艺术你，我曾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数落，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埃莉诺拉说话，她也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他那六英尺多的大个子立在那儿，抱着双臂，以英国人特有的神情暴跳如雷，吓人地大吵大闹。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忍受不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曾经想把自己余生的全部事业献给戈登·克雷格，这种计划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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