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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乘火车去乡下，在凡尔赛宫花园或圣日耳曼的森林散步。我在林中给他跳舞，而他则给我画速写。夏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当然，可怜的妈妈和雷蒙德并不像我这样高兴。 一九○○年的博览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伟大的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接连好几天晚上，我和查尔斯·哈利都为这位伟大的悲剧演员绝妙的表演所倾倒。 博览会留给我的另一个终生难忘且更为深刻的印象，是“罗丹馆”。在那里，罗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的全部作品首次公开展出。我第一次进这个展馆时，我对这位艺术大师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每次参观时，当听到那些无知的观众说“他的头在哪儿”或“他的胳膊怎么没了”时，我都非常气愤，常常回头厉声斥责他们：“你们懂什么！这不是人体，是艺术，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生的理解。” 秋天到了，博览会也临近尾声。查尔斯·哈利就要回伦敦了，回去之前，他把我引荐给了他的外甥夏尔·努夫拉尔。“我把伊莎多拉托付给你来照顾！”他叮嘱道。努夫拉尔大约有二十五岁，看起来有些玩世不恭，但他对照顾一位清纯美丽的美国女孩还是很乐意的。他马上对我进行法国艺术教育，给我讲了许多哥特建筑的知识，而且使我懂得了如何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盖特街的排练房，用仅有的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个大排练房。雷蒙德颇具匠心地进行了装饰，他把锡纸卷成筒套在煤气灯的煤气输出口上，让煤气穿过锡纸筒吐露出火焰，就像古罗马的喷灯一样。这样一来，我们的煤气费一个劲地增加在这里，母亲又开始演奏她的音乐，就像我们童年时代一样。她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弹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我们的排练房没有卧室，也没有浴室。雷蒙德在四壁上画满了希腊圆柱，我们还有几个雕花的柜子，里面放着床垫，到了夜里就取出床垫铺在柜子上面睡觉。雷蒙德感到什么鞋都不舒服，于是就发明了他那著名的休闲鞋。雷蒙德很有发明创造的才华，每天夜里都花大半夜时间来从事他的发明，没完没了地敲敲打打，我和可怜的母亲只能躺在柜子上尽最大的努力入睡。 努夫拉尔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有一天，他把他的两个好朋友带到我们的排练房来了，一位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吉耶；另一位是个青年作家，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尔很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把我看成是美国人中的佼佼者。当然，我给他们表演了舞蹈。那时我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华尔兹和玛祖卡舞曲。母亲给我伴奏了好几个小时。那天她弹得棒极了，犹如男子般刚健有力而又激情洋溢，对作品的驾驭恰到好处。就在那时，雅克·博吉耶想出了一个办法，请他母亲德·圣马索夫人——一位知名雕塑家的妻子，邀请我在某个晚会上给她的朋友们跳舞助兴。 德·圣马索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最具艺术性也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她在她丈夫的工作室里为我组织了一次排练，一个很英俊的男子为我弹奏钢琴。一看他的手指就知道他是一个行家，我马上就被他吸引住了。见到我，他就高声惊叹道：“多么美丽、多么迷人的孩子啊！真叫人喜欢”然后，他按照法国人的习惯，把我搂在怀里亲了亲我的双颊。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梅萨热。 在首演的晚会上，观众对我的表演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简直让我受宠若惊。往往是一只舞还没跳完，他们就大喊起来：“好太好了！太精彩了太妙了！”第一曲刚跳完，就有一个双目炯炯、身材高大的男子站起来抱住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伊莎多拉，”我回答。 “你小名叫什么”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噢，多丽塔，”他喊着，同时吻我的眼、我的脸和我的双唇，“你太可爱啦！”后来，德·圣马索夫人拉住我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著名的萨杜先生。” 事实上，当时在座的几乎都是巴黎的顶尖人物。当我离开时，可以说是满载鲜花和赞美。我的三位骑士努夫拉尔、博吉耶和安德烈一起把我护送回家，脸上写满了自豪和得意，因为他们推荐的美国小女孩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在这三个年轻人中，后来和我关系最密切的不是玩世不恭的努夫拉尔，也不是潇洒倜傥的博吉耶，而是身材矮胖、面色苍白的安德烈·博尼埃。虽然他面色苍白，小圆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可他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能别人不相信，其实我一直是一个理智型的人，我的许多爱情事件都是在理智的驱使下发生的，这与激情之中产生的爱情同样强烈和有趣。博尼埃那时正在写他的头两本书《彼特拉克》和《西蒙德》。他每天都来看我，也正是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法国文学中所有最优秀的作品。 那时，我已经能够用法语很轻松地阅读和会话了。博尼埃经常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我的排练房里给我朗读，他的嗓音富有韵味，声调抑扬顿挫。他给我读过莫里哀、福楼拜、狄奥菲·戈蒂耶和莫泊桑的作品。通过他的朗读，我第一次听到了象征派剧作家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以及许许多多的当代法国文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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