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名士兵为了作战已经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准备，他在心理上都难以接受看到 惨烈死亡的场面。尽管克里已经听说许多人在越南死去，包括潘兴和其他在波士顿、新港和 圣迭戈认识的人们，在1968年12月29日以前他还没有当场看到己方一个人的死亡过程。那天 ，他的下属斯蒂芬?戈登被一个弹片伤了胳膊，要到美国第三野战医院接受治疗。他陪同戈 登到达这所医院后，顺便帮助处理了一些严重受伤的南越士兵。克里在他的战斗日记中提到 其中一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觉得帐篷里没人知道。他完全赤裸着，瘦骨嶙峋的躯体 躺在褐色塑料包裹的手术台上。穿着绿军装的人进进出出，一盏怪异的荧光灯照在他的脸上 ，他的胸脯没有规律地无力地上下起伏着。我的目光在手术台和上方巨大的空调管口间游移 ，我突然觉得它成为紧急处理室里最显眼的装饰。　　“这时，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走进来，准备好一个血袋以便输血时用。他要用一 个测量血压那样的泵，把血浆挤入一个塑料管，然后输给这个快要死的人。有时这个越南人 的脚趾抽动一下，他的手想移到头上去摸什么，他的动作非常僵硬，很不协调。　　“我听说他是一名“老虎”侦察兵，那是南越部队里的精英组织之一，隶属于第九步 兵司令部。他们的任务是小规模渗入犬牙交错的军事前沿，为大部队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正 因为他们需要深入密林丛中，所以常常遭到伏击。有人轻声告诉我他掉进了一个傻瓜陷阱， 还有人说他受到枪击。我可以看到他的脖子在流血。他的头向后弓着，眼睛半开半闭，像在 寻找什么。周围没有什么东西，我想此刻他是完全孤独的，没人一直在他身边，没人与他交 谈因为他不会说英语，而我们不会说越南话。从他身上我已看不出任何昔日的风采，我一直 在想原来老虎也承受不了越南丛林里无尽危险的打击。　　“他的左手上缠着的白色纱布已经被完全染红了，在绿色军用担架下面他流出的 血已经聚成一滩。他身上到处都在出血，即使是两条腿上绑着的透明塑料夹板也像原本就是 红色的。我的胃开始痉挛，全身大汗淋漓，不得不坐在地板上，因为我觉着自己快支撑不住 了。　　“突然，他的右臂伸出来，直指向大门，喉咙中拼命地咕哝着。一个医生迅速上 前测量他的脉搏和血压。他的脚趾从塑料夹板中使劲伸出来，上面的血迹已经干在趾甲上， 像镜子一样闪光。他想抬起头看，可能想说什么，可能是最后一次与痛苦抗争，然后他就安 静下来。他的右手依然伸着，慢慢落到他的胸脯上。他的另一只手缓缓垂到担架的一边。他 就这样死去，没有一句话，没有痛苦的呻吟。　　“这看起来很荒谬——一个人孤独地死在自己的国家。我想哭但我明白不能让自 己那样，于是眼泪只是在眼眶里打转。现在，我想自己当时为何没有无所顾忌地哭出来，我 感到很抱歉。他的尸体随后就被抬出了房间，一个护士进来用一块大纱布去擦手术台上已经 变黑的血块。当蓬松的白色纱布变成浸透了红色的海绵时，她把它扔进旁边的一个废物箱， 收拾好手术台以迎接下一个伤号的到来。”　　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周围又恢复了平静。　　克里看到周围又涌来大量的伤者。他们排起的长龙让他想起自己和战友在基地排 队等待体检时的情景，但是与那些身上连个疤都没有的新兵不同，这支队伍里的人头上、腿 上、胳膊上、胸部或肚子上都缠着渗透血迹的绷带。在门诊的入口处，扔着很多沾满泥浆的 皮靴和军服，有些混杂着暗红色的血迹。就在几分钟前，穿着这些皮靴和军服的人还在附近 的道路或者田野里围捕越共，现在它们的主人却等在简陋的诊所外面，以便让别人为他们从 肌肉和内脏中取出弹头或弹片。　　几个小时后，“老虎”侦察兵的尸体又被抬出来，他们把它塞进一个深绿色的塑料尸体袋， 然后扔到车上运往太平间，最后将被埋在他为之战斗过的河岸边。　　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与出生时自己的哭声和众人的欢笑不同的是，他匆匆地、孤 独地、悄无声息地离去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父母妻儿，或许会接到一纸通知，或许 会一无所知，多少年后他的身体会化作沃土，滋养着附近的植物，他的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 得以延续。但是那个周身为血色覆盖、生命的最后关头试图攫取什么却又无奈放弃的人的形 象，会始终在克里眼前晃动。他到底想要什么？要他的家人、他的战友，要向别人倾诉他的 痛苦，或者只是希望弄清自己为何而亡？是的，以他的年纪，本来应该在田间劳作，或者在 工厂里制造有用的商品，可是他就这样不知为了什么而早早死去了，而且是死于不知名的同 胞之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他非要那么悲惨地死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