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雄: 法学学士、MBA硕士、经济管理学博士；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级律师、中国《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法律顾问。具有23年大学教学和公安、纪检、监察、企业管理及律师执业实践经验，主编、参编理论学术著作29部。在律师业务中，专长于民、经、刑诉讼和企业并购。接手“刘晓庆税案”是在案件初期局势和舆论最为不利的时候，在公安侦查阶段近300多天的日子里，他顶着各种压力，撇下手中很多事务，进驻北京，为刘晓庆及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诸多事务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帮助，付出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案子多出若干倍的心血。　　由于刘晓庆公司的案子在侦查阶段拖的时间太长，以及某些特殊原因，后期公诉阶段的工作转由钱列阳等“四人律师团”承接。但我在采访中依然能感受到刘少雄作为律师对该案的冷静分析以及作为影迷对刘晓庆的推崇与爱护，这可能也代表了不少人对刘晓庆和刘晓庆现象的认识和态度。　　我是在2002年6月下旬介入刘晓庆税案的。说来有些蹊跷，有一天我为号称“2002年中国海关第一案”往返北京，在机场书店发现一本关于刘晓庆的书。当我买了该书一边翻阅一边为刘晓庆愤愤不平时，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刘晓庆出事了，已被有关部门拘留。现在刘晓庆亲属和朋友正在为她选聘律师，我们认为你有这方面的实力承聘，我们推荐了你，请你来北京面叙。”这是刘晓庆被拘留审查后的第三天。我迅速赶到北京，我的整个工作方案接受考评后被晓庆的亲属和朋友当场相中并接受委托，我就这样机缘巧合地介入了刘晓庆的案子。　　我接“晓庆公司税案”除了上述的职业因素外，还出于我对刘晓庆本人的兴趣。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刘晓庆影片的影响。我对她的认识最初来自于《小花》，刘晓庆不仅是电影银幕上的“小花”，而且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心中的“小花”。我父亲当时是个“准右派”，饱读经书之后被遣送回农村，因此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视，每年放几场电影。《小花》这部电影在我们村放映时，我被“小花”所吸引，后来《小花》到别的村放，我就挨个地跑去看，直到下下下个村实在太远了，我才罢手。我应该算是当年痴迷于刘晓庆的忠实“追星族”了，所以我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追星”的那份执著和狂热。刘晓庆饰演的“小花”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勇敢、质朴、刻苦、善良、纯情、美丽的银幕形象，给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永久的美好记忆，常使我想起“小花”而细品人生的美妙。　　刘晓庆是我在秦城见到的第二位女性。第一个是“江青”，虽然她们二位一个想当女皇帝，一个演过女皇帝，性质完全不同，但对我来说却非常有意义。那是1980年10月，我在中央政法干校（现公安大学）公安师资班受训时，曾拾到500元人民币的钱包（当时是一个高级干部一年的收入）上交给了学校，学校为了表彰我，奖励了一张“审判四人帮”的特别审判庭的“旁听证”，因此我有幸参观了秦城监狱，看到了江青，而且旁听了对江青的庭审，我当时激动得三天三夜未眠。如今22年过去了，又在秦城看守所见到了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小花”—“武则天”—“中国影后”，虽具戏剧性，但我的心情却是分外沉重。对江青我是疑惑和不理解的，对晓庆我是敬重和佩服的；可我却从来不曾想到，与这两个如立云端的女人的会见，22年后竟是在同一个地点。这两个女人都使我的心里涌上许多凄楚。皇帝也是人，名人也是人，纵然他/她有过如日中天的光环，有着巍巍青山一样的坚强，但在骤然而至的打击和变故面前，尤其是当他/她面临“牢狱之灾”时，他/她就需要帮助。这种帮助包括法律和道义两个方面，江青如此，刘晓庆也是如此。　　我在见到晓庆第一面的第一时刻，就感受到了她的精明和过人之处。不知是我其貌不扬，还是有人捣鬼，一见面，晓庆就问了我4个咄咄逼人的问题，虽然我也机智有力地回击了她，但她被关押了24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对自己所要聘请的律师的郑重检测，显示了她临阵不乱的大将风范和精明过人之处。虽然我从她的脸上判读到了她内心的某些困惑，但在整个会见当中她还是能一点就通。　　在会见刘晓庆的时候，我还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女人。在我与她谈案情的时候，她表现得坚强、机智和冷静。而当我告知她大哥、大嫂、文萍、林竹、阿峰等人因法律规定上的障碍不能与她见面，都在外面等待并托我代向她问候时，她顿时流泪了，她说她牵连了他们，她放心不下他们，放心不下三哥，放心不下保姆，放心不下公司的职工。她还说：“没有钱给律师费了，仅有的钱被查封了，请阿峰帮忙借。”我说：“作为律师，我也有义务为你提供援助，大哥、大嫂、文萍、阿峰、周岩都有充分的准备。我不也姓刘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除了给您提供法律帮助外，还可以为您提供资助，包括房子按揭。”当时她一下子掉了许多眼泪。我能看出，这时的眼泪决不是演员的眼泪，而是一个真实的刘晓庆的眼泪，是一下子就流下来的，眼睛很红很红，那一刻我感受很深。她在谈案件时所表现的坚强和谈友情时所表现的柔弱，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