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去“挑战”国人的承受极限。　　比如，一位和她相识、相知23年的女友告诉我：大概是帝王将相演多了，晓庆不自觉地把艺术人物的霸气带到现实生活中来，这让她吃尽了苦头。　　比如，她的一位男友曾对她直言相劝：不要总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不要总对人家把你的年龄说大了耿耿于怀；不要总对人说你自己连门都不会开了，好像只有做不了小事的人才称得上大腕儿。　　一次，我谈起因一句“我是最好的”所引起的那场声讨，她说她至今仍困惑不已：“我从不说别人不好，为什么就不能说自己好呢？”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演戏，如果多有几个人敢于像她这样公开宣称自己演得最好，不是既可以自勉，又可以激励别人共勉吗？然而，这显然为我们的国情、民情所不容。那么，究竟是她应该修身养性、削足适履，还是我们的观念应该改一改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她：你尽可以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不必勉强别人都承认你是最好的，更不能强迫别人都按“最好的”规格来对待你。前者或可称为“勇气”，而后者则不免被人视为“张狂”了。　　应该说，走出秦城之后，她身上的这种霸气已经衰减了许多，但是，当我看到她的原部下必恭必敬地一口一个“老板”称呼她时，当她以自己特有的跳跃性思维将其属下指挥得团团转时，当她有意无意地打断旁人的话头时，我发现，当年那股霸气的影子在她身上依稀可辨，而且我朦胧地感到，这种挥之不去的霸气已深深地渗入她的性格体系之中，成为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今生怕是难以更易了。　　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女人，常常使人感到又是一位柔情万种的女人。　　那年她回家，目睹父母亲为了省钱大热天连空调也不开，结果全家都捂出了痱子，一向孝顺的她和母亲发生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激烈争吵：哭天抹泪，声嘶力竭，最后嗓子全部失声。吵毕，她强行给全家制订开支计划，并要求家人留好全部账单，以备她下次回来检查。还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执行，她就把这些钱全部撕成碎片儿扔进大海去！　　2003年8月，我第一次见到她和阿峰。阿峰和我是老相识，按惯例尊称我“陈老师”，她听了笑吟吟地接过话茬对我说：“你是阿峰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以后我也管你叫陈老师，行吗？”接着又冷不丁冒出一句陕西话：“你是阿峰的乡党（老乡），也是我的乡党，对吗？”她那半生不熟的陕西方言配上一抹她特有的狡黠的微笑，把我和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2004年大年初五，在几十位新朋老友的春节聚会上，晚宴结束后她发起组织余兴活动，兴致勃勃地自任报幕，为每一位友情出演者送上几句风趣的赞美和得体的揶揄，并跑前跑后播放伴奏带，甚至趴到地上调整音响，碰上节奏欢快的曲子，还情不自禁地离席手舞足蹈一番。　　尽管自己负债累累，还为母亲不舍得花钱大动肝火；尽管自己背负着巨额债务和重重官司的双重十字架，却依然幽默风趣，为朋友送去欢乐 —— 这就是刘晓庆，这就是和那个霸气十足的刘晓庆全然不同的刘晓庆。　　说到她的幽默，我发现，那是一种混合着机智、调侃、嘲弄、揶揄还有恶作剧的“冷幽默”，那上面盖有不会误辨的刘氏印戳：言者一本正经地讲述，“纹丝  不笑”；听者一旦顿悟，便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时言者及时地添上两声夸张的怪笑，于是听者爆出“号啕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这种乐天的幽默和童心末泯的恶作剧在她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一次我和她共进午餐，席间说到我们正在写一本关于她的书，打算用15天先拉出一个草稿，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15天太短了。此后又几次三番地重复：“15天真的太短了。”直到席散分手时，她又一次不动声色地强调说：“陈老师，15天实在太短了。”稍作停顿后，又不经意地加上一句：“起码也得16天吧？”说完，还诡谲地朝我挤挤眼睛。　　每每看着她这类幽默的恶作剧和快乐的笑靥，听着她那真诚亲切的体贴话，站在我面前的显然是一个柔情万种、魅力十足的女人。说“魅力”还不够， 应该说是“魔力”，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凡走近过她的男人，尽管分了手，尽管恩怨重重、天涯海角，仍对她情牵梦绕，断难忘怀；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她误会至深的陌生人，只要一走近她做近距离观察，就会误会尽释，从她身上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可爱女子。　　是的，她身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魔场”，弥漫于其上空的是各种彼此既相冲又相补的“魔气”。初识她时，我把她身上同时拥有的霸气和柔情怎么也对不上号，待处久了才发现，原来二者之间不仅有抵牾，也有相通：她的霸气中往往不乏天真和人情味儿，正如她的柔情中也往往不乏霸气和任性。奇怪的是，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性格侧面在她身上居然没有相抵相克，反而相得益彰，从而造就了这样一位霸气与柔情并存、魅力与魔力共生的奇女子。　　这种霸气与柔情“并存”的关系，和她对电影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她在《我的自白录》中谈到电影时饱含深情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