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走探索创作不同形象的道路？还是干脆全部演温良恭俭让的正面角色，以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我没有当过‘明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我简直被打蒙了。我失去了自信，我不停地为自己辩白，说得口干舌燥，我四处申诉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力求证明我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浅薄，那样疯疯癫癫。可是没有人理我这一套。一切全是徒劳。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黑乌鸦，并且注定了这样的颜色，再也白不了。我感到孤立无援、万念俱灰。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我好比是婴孩刚刚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　　　　可是，当时公众和舆论给予刘晓庆的不是帮助、鼓励和支持，而是指责、围攻和幸灾乐祸的调侃。刘晓庆敢说敢做，敢于坦承不光彩的事和不光彩的心理，这一点本来应当受到肯定和鼓励，可是她大胆暴露内心隐秘的做法却招致非议，成为别人讥笑的话柄。在《我的路》中，刘晓庆曾如实讲述了自己在部队中为了入党，每天都到食堂去擦桌子、搞卫生，给所有的人看。许多未曾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人对她的这一描述都觉得“恶心”，为什么恶心？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暴露——做了这种“伪善”的事情居然还好意思说出来！这些人没有经历过那种狂热迷信的年代，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恶心”还情有可原；但是，更多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竟然也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不能容忍。然而，这种人的“不能容忍”恰恰说明了他们人性的虚伪。诚然，也有人对刘晓庆这一“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描述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为什么钦佩？因为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只要当初也曾 “要求进步”，就都做过这样的“恶心”事。现在刘晓庆勇敢地把自己做过的“恶心”事说了出来，使他们重温了自己过去“伪装进步”的无奈，映照出自己人性中灰暗不可示人的一面。由此看来，从一开始，对刘晓庆的评价就是迥然不同的。这种迥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可以想见的是，当公众舆论对刘晓庆的大胆妄言大加鞭笞的时候，这种舆论的把持者们也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当年的“伪装进步”而赧颜无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道德的评判，也有真道德和伪道德之分。而伪道德最大的特征就是：标准永远用来衡量别人，却从不对准自己。　　2003年11月，当笔者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友人告诫：刘晓庆是个敏感人物，很多人看不惯她那个“狂”劲儿，都巴不得她倒霉才解气呢。你这本书怎么写？褒还是贬？你怎么写都得挨骂！　　的确，对刘晓庆这样的人物，无论褒贬扬抑，都会有人骂你。这说明什么？说明刘晓庆作为名人的“场效应”太强。这个“场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就很难解说得清了。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晓庆成名之初的朗言大话和不自量力引起公众的反感，最终使她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舆论爆炒的热料。但是，如果不是刘晓庆天生喜欢拔尖、不肯服输服软、“肉烂嘴不烂”的性格，如果她刚刚遭到批判和攻击就改弦更张，从此逆来顺受低眉垂首做一个“乖乖女”，恐怕公众的反感和舆论的关注也不会如此热烈而且经久不衰 —— 没有靶子，“矢”也就无处可放了。因此，究竟是刘晓庆的放言狂悖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攻讦，还是公众和舆论过头的批判激发了刘晓庆的逆反心理？这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令人困惑。总之，无论孰因孰果，事实上就是刘晓庆的每一个动作 —— 离婚、出书、走穴、经商，无不引发轩然大波，无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这种关注总是伴随着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争论。　　研究刘晓庆的人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刘晓庆从影25年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关于她的各类文章至少在10万篇以上，超过5000万字。而统计近年来有关刘晓庆的新闻报道，大约60%都是倾向性较强的批评性报道；将近30％是故弄玄虚地报道她的“业绩”，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干脆凭空捏造；只有30％比较接近事实。　　刘晓庆心胸也真够宽的，这么多的媒体在造她的谣言，包括对她进行人格的侮辱，却极少见她打官司告谁。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听之任之态度，使得媒体在对她的报道中格外大胆，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甚至生发衍造无中生有，什么都敢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广为散发。尤其是这次刘晓庆因为税务问题被捕入狱，全国媒体各显其能，一些专以花边新闻赚钱的小报更是上天入地到处搜罗有关刘晓庆的一切传言，不予核实不辨真假不计后果地抢先发出，真个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说刘晓庆在监狱里因为苦闷得不到抒发而以头撞墙，说刘晓庆在监狱里愁得头发都白了，甚至说刘晓庆入狱时因为被迫接受裸体检查而流泪……　　在对刘晓庆的报道中，批判和诬蔑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公开资料和个人隐私也没有了区别。　　柳树问枣树：为什么人们总是用石子打你？枣树说：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果实。人们对刘晓庆的苛责与批判，诬蔑与诽谤，是否因为她是这样一棵“枣树”呢？　　苦难与不幸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对刘晓庆而言，笔财富不但可以享用，还可以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