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刘晓庆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她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对话中，有一个记者问刘晓庆：“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她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刘晓庆这里所说的不幸，应该指的是电影事业残酷的一面：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演电影的人永远是银幕上风光，银幕下受罪，鲜花和掌声背后凝结着无数辛酸和委屈；而她自己则是越有名气，受到的磨难便越多。刘晓庆在其所著《我的自白录》一书中，自称是一个倒霉蛋，她把从影以来层出不穷的“倒霉事”罗列在一起，以此来证明自己“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的电影生涯：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被枪毙过的就有3部，很多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　　“《原野》被禁演了8年；　　“《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　　“《芙蓉镇》在拍完—年之后才公映；　　“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　　“就连我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潜网》、《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代妖后》、《大太监李连英》不能参加评奖；　　“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　　“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倒霉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她把生活中的一些坎坷和不顺也归咎于电影的残酷。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因为演电影，因为成了名人，给刘晓庆带来如此之多的磨难、曲折、辛酸与伤痛，刘晓庆一一道来，“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名人之名从何而来？表面看是通过某种政治或社会组织渠道得来的，媒体造出来的乃或商家“炒作”出来的。但是就名人之“名”的本质而言，应当说是公众给予的。一个人要么为社会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要么表现出一般人无法达到的人格境界，于是才被公众所瞩目、景仰。或者说，“名”是名人所做卓越贡献的一种社会回馈，是名人的人格、精神之美的大众共鸣。刘晓庆曾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因此而出名，但她真正从影星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以外的一些因素。对她而言，苦难的经历，包括不断挨骂的经历不但是精神财富，还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在苦难和挫折中，在批判和诋毁声中，她学会了“用势”和“借势”。那些被她称为“倒霉事”的不幸事件，那铺天盖地的嘲骂，非但没有让她倒下，反而铸就了她决不向困难屈服的性格，磨砺了她战胜挫折的勇气。她化腐朽为神奇，化倒霉为幸运，把自己所经历过的种种不幸写成文章，到报纸上发表，供出版社出书，把自己的苦难切切实实地变成了“财富”— 一个书名就卖出了108万的天价，这样的“苦难”，实在令人艳羡不已！　　紧接着，刘晓庆又独树一帜，以影人身份下海做实业，并且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富婆”。然后又爆出了“私生女”的传闻、被追讨债务的讼争、真假经纪人以及与经纪人千万元债务的大官司，直至最近的这场税务风波等等。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刘晓庆之所以历20余年的时间而仍能盛名不衰，笑傲中国娱乐及传媒界，始终因为她是“电影演员刘晓庆”。无论到什么时候，刘晓庆这个名字和中国的电影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没有当初演电影的刘晓庆，就不会有今天“亿万富姐”的刘晓庆。因此，被刘晓庆描述得“残酷”而又充满着“不幸”的电影事业，实际上是她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第一桶金”。　　但是，人们关注刘晓庆却绝非仅仅因为她主演的电影及其不俗的演技。从影是刘晓庆成名的第一步，也仅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已。此后她的声名鹊起举世瞩目，却是因为她看到了机遇，并毫不迟疑地抓住了机遇，借此走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第二步、第三步……　　20世纪80年代，演艺界人士“走穴”之风日渐其盛。虽然“走穴”的本义是指演员背着自己的单位到社会上演出，走穴者还是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旗,但由于这种“为人民服务”是有报酬的，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所以，实际情况倒更像“走穴”这两个字所传达给人们的那种不甚光彩、偷偷摸摸的味道，给人“一切向钱看”的感觉。　　“走穴”带给演员们的好处可以用“名利双收”来形容。但首要的条件是演员必须有名气，否则观众就不会买你的账。因此，名声早已跨出电影界的刘晓庆走起穴来就比别的演员更卖座，更受欢迎。当然，她也就会获得更为可观的“演出费”。　　把艺术直接转化为金钱，把虚空的名声变成实际的利益，对刘晓庆来说无疑是一个思想上的冲击。这种冲击，刘晓庆在《我的自白录》一书中有十分详尽精彩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