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名人，尤其是刘晓庆这样喜欢张扬口没遮拦的名人，她的家事几乎世人皆知。但是在此，我们也有必要简约地记录一下她的身世。这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刘晓庆是大有裨益的。%%%丑小鸭的经历和“生父之谜”造成的心理磨难，困扰着幼年的刘晓庆，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像所有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一样，刘晓庆的童年是幸福的。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刘晓庆出生时，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只有她的母亲刘慧华 ——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就和母亲离婚了。至于母亲与生父当年如何相爱又如何分手，刘晓庆至今不清楚；只知道亲生父亲离开时，母亲正怀着孕。这是刘晓庆长大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原谅生父的重要原因。多数人出生时有父母的呵护，她却只能面对孤苦伶仃的妈妈。多数人拥有的她都没有，这就酿成了她“人所具有的，我都要有”这种要强性格的补偿性心理因素。　　刘晓庆3岁那年，母亲与继父冉昌儒结婚，刘晓庆从此有了这位和她相伴近半个世纪的父亲。但是这些情况刘晓庆当时一无所知，继父对刘晓庆视如己出，童年和幼年的她，一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很幸福地生活在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之中，直到14岁入团填表时才知道“父亲”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这突如其来的亲情变故，让刘晓庆一下子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疑惑。刘晓庆长大以后听母亲说起过生父的“冷酷无情”：自己1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这个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要了她的命。母亲为给她治病到处奔波，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肺结核药“雷米封”，那时要几十块。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得到过生父的一分钱，甚至连只言片语的关心问候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刘晓庆心中投下了很深的阴影，对生父与母亲的离异（刘晓庆认为那是抛弃），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肯原谅。可以说，她和母亲对生父都非常痛恨。但在刘晓庆的心底，却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 弄清楚自己的生父是怎样一个人。她几次问母亲，可是母亲怎么也不肯告诉她，只是一味地告诉她眼前这位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只有一个父亲。　　刘晓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生父情结”一直深深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她在《我的路》中写道：“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他。”“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于我们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话是这么说，但亲情和血缘是割舍不开的。对生父的痛恨和思念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煎熬着她的心。　　《我的路》发表后，听说大明星刘晓庆还没见过生父的面，于是就有很多人上门来认女儿。北影的门卫见多了这样的人，来一个便赶一个。后来，刘晓庆带着电影《太监李莲英》参加西柏林的一个电影节，有一个年轻人找到姜文，自称是刘晓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西德留学。小伙子自称是受父亲之托来认这个姐姐的。因为他说出来的事挺靠谱，尤其是刘晓庆和她母亲的生辰八字之类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晓庆便见了他一面。回国后，刘晓庆又见到了生父 — 一个来自山西的退休老人。当时生父已在山西退休，退休前是一名修铁路的工程师。生父在山西成家后，又有了4个儿子和1个女儿。　　　　刘晓庆生父的详细情况没人知道，但是母亲刘慧华的经历却令人心生敬意。那年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沈醉（前国民党特务头子）告诉了刘晓庆一个秘密：“如果我当年下手快，早点抓了刘慧华，今天就没有你刘晓庆了。”原来，刘晓庆的母亲刘慧华、舅舅刘渝民当年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党员，舅舅是区委书记，母亲跑交通，兄妹两人都在沈醉的黑名单上。而继父冉昌儒那时是川东地下党党员，他的领导人就是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当时冉昌儒在华蓥山一带活动，公开身份是个有钱的医学院学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解放以后，刘慧华、冉昌儒选择了搞专业，在成都体院附中当了正、副校长。两人在业务上是好搭档，终于在生活中走到了一起。第二年，刘晓庆有了妹妹晓红。　　当一个花季少女骤然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继父时，那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究竟有多么强烈，恐怕只有刘晓庆自己能说得清楚。这件事在刘晓庆心中投下的是阴霾还是阳光，也只有通过她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的种种表现来诠释了。　　幼年的刘晓庆并不好看，黑黑瘦瘦的。邻居们看到晓庆长成这样，都对母亲说：“还不赶紧给你女儿剃头呀，将来长大了嫁不出去她要怪你的。”母亲听从邻居和同事的劝告，咬咬牙拿起剪刀，在晓庆头上来了一个斩草除根。而不明就里的刘晓庆最怕的就是剃头。别的小孩子一头秀发，她们不剃，为什么我要剃？因此，每次剃头时她都像是赴刑场，捂着脑袋拚命地哭喊、反抗，一副留发不留头的气势。每逢这个时候，只有外婆有办法，因为外婆会讲故事。她和颜悦色地对晓庆说：“剃了头好，你不是要当花木兰吗？花木兰小时候就剃光头。”　　外婆这一招很灵，一提到当花木兰，刘晓庆的哭声便戛然而止，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凭母亲大刀阔斧，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为小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