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