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爆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分歧。胡适和李大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实质似乎并未有完全清醒的认识，但向来注重解决本源问题的他，很自然地认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①。但是，一贯注重实际的他不但不反对研究实际问题，反而身体力行地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70多个在他看来急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这说明，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上仍然是矛盾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五四前后，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①。

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此时正热衷于在湖南搞新村建设这类改良主义的大试验。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社会改良主义，如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在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大的传播市场。毛泽东也深受其影响。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和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脚下建立过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担水拾柴，生火做饭。到北京后，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发表的《日本新村》一文。文章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北大学生也曾组织过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继续着他的新村实验计划。1919年12月，他把计划中的"学生之工作"一节向社会公开，描绘了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病院，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认为，这一改造中国的"新村"计划，"陈义不高，简而易行"②，收效很快。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给打破了。于是，他积极投身到了驱张运动中来。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后，无恶不作，不仅纵兵抢劫，滥发纸币，强种鸦片，苛索军饷，而且钳制舆论，操纵选举，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湖南人民从心底里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悲怆呼声。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军阀派系间的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不仅在长沙组织学生罢课，而且还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彬州、广州和上海等地请愿联络，揭露张的统治罪行。他本人也到北京进行活动。在北京，他经过多方联络，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成立平民通讯社，起草发出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等，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在毛泽东的积极活动下，张敬尧的暴行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谭延闿趁势率湘军于1920年6月攻入长沙。但驱张运动后的湖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湖南实行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长期的武人专政下，中国的情况被弄得太糟糕了，一时还没有总解决的可能，不如"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建设"，等10年20年各省都建设好了，再搞总革命。恰在此时，谭延闿为抵制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并收买民心，也打出了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招牌。但是，毛泽东很快就看出了谭延闿的真正用意，便利用谭的姿态，提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湘人自治"，是由工农做主，而非"湘人治湘"，由少数人做统治者，把平民当被统治者，当奴隶。要学习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①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的主张，在本质上不过是其新村实验的扩大化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