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便是这种改良主张，也为当权者所不容，赵恒惕就任湘军总司令后，公开对力主湖南自治的毛泽东施加压力，污蔑他破坏秩序。毛泽东由此认识到："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并指出，驱张和自治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而应当明确地树起主义的旗帜，"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②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固然是由于实际斗争的教训所致，同时也与他第二次的北京之行所受到的进一步的思想洗礼有着重要关系。

毛泽东到北京后，曾与当时正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有过频繁的接触。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密切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意留心搜集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还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举办了"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此时虽然对"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③。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增多，越来越被这一科学真理所吸引，特别是在他到上海同陈独秀会晤后，思想方向更趋明确。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前往上海，一方面是同在那里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量由他参与发起成立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另一方面为湖南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途中，毛泽东特地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还专门去登了泰山。

到上海不久后，毛泽东专门找了陈独秀谈了自己的打算和目前正在做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向陈汇报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询陈的意见。性格率真的陈独秀也向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这次晤谈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曾回忆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④此后，他对俄国的情况格外关注，并心向往之。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去法国勤工俭学，要去就去俄国留学。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①。

回到长沙后，针对"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的状况，毛泽东决定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他认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不久，他就和何叔衡等人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因此文化书社很自然地以经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情况的进步书刊为重要内容。

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多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到俄国留学。

经过实践斗争的不断磨练并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后，毛泽东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②。

此时，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中间为今后的选择发生了尖锐的分歧。蔡和森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提出中国必须"要组织党--共产党"，并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而萧子升则"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以教育为工具"。毛泽东接信后，明确表示对萧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③1920年底，回国的萧子升又带来了蔡和森的另一封长信。信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复信中，再次明确表示完全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