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毛泽东继续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对它进行指导。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到了武昌。毛泽东提议农讲所应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办理，并扩大招生规模和范围。这一提议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②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制造的七九式步枪，每天训练2小时。"四一二"事变后，增加到每天4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毛泽东的这一做法在党内是颇具独创性的。这些受过训练的学员，日后有不少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和邓演达等一起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对农民宣言案》。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③。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就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决。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①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武装问题的重视，为开辟中国革命新路，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

同毛泽东一样，陈云也是在先从事工人运动后，再逐步认识到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

陈云曾回忆说：商务印书馆是他在那里"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②。的确，陈云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不久，就积极投身到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去。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枪杀工人党员顾正红，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举行罢工斗争，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镇压、迫害中国工人的血腥罪行。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演讲和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枪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更为强烈的义愤。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浪潮爆发了。

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陈云除了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外，还主动参加了上街义务叫卖《公理日报》的活动。《公理日报》是由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醒狮周报社、学术研究会、上海通讯图书馆、孤军杂志社、太平洋杂志社、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中华农学会、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等12个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创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如实报道帝国主义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罪行。

每天天刚亮，陈云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义务叫卖《公理日报》。由于报纸敢说其他报纸不敢说的话，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在市民中影响日益增大，加上义务售卖工作搞得好，很快就使发行量猛增到2万多份。

为了支持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陈云还积极参加馆里搞的募捐活动。在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捐出了1000元给上海总工会，5000元给上海临时济安会，转给了罢工工人和学生。陈云等还上街举行了募捐活动。

由于陈云的出色工作，1925年6、7月间，他被吸收为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党团成员，负责发动和领导商务馆的工人罢工斗争。那时的商务印书馆，用工制度不健全，馆里经常录用工资低、精力足的年轻工人，而对年纪大的工人则经常辞退，致使其生活无着。

为了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陈云决定发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进行罢工。他把罢工的时机选择在新学期到来前夕、正是以经营学生用品为主要获利来源的商务馆效益最好的时刻。他经过反复思考和深入分析，认为选择这一时期，罢工斗争容易获得成功。针对一些工人害怕罢工失败、丢掉饭碗的顾虑，陈云分析道：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普遍高涨，这为罢工获得社会同情和支持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学期即将来临，正是资本家赚钱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期罢工，老板必然要考虑到防止生意被同行抢走，因此，只要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取得罢工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