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指责毛泽东关于"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主张是模糊了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根据地建设上，他们指责毛泽东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要求中央苏区"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一起"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迅速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在军事方面，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①。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毛泽东被排斥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继续留在军队中参与军事指挥事宜。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人强令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南昌或抚州、吉安、赣州等的错误主张。在被迫强攻赣州失利后，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1932年3月底，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等率领红军东路军向闽西挺进，并取得了攻打漳州战役的胜利。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再一次受到了"左"倾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认为是他的"狭隘经验论障碍（中央）新路线的执行"，犯了"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而我们"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所采取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是完全"正确的"①。毛泽东的据理反驳，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愤怒。1932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但"左"倾领导人提议周恩来任一方面军总政委，意在排斥毛泽东。周恩来力辞这一提议，坚持由富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担任总政委一职。

鉴于不懂前线军事情况的"左"倾领导人却一再对前方的军事行动进行瞎指挥，并屡屡招致严重损失或延误军事行动的不利状况，1932年8月，毛泽东在出席苏区中央局会议时明确提出，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等为成员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后，决定由毛泽东兼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是会议刚结束，激烈的争论又告发生。"左"倾领导人对一方面军在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未能再继续扩大战果而是主动撤出战场进行休整，寻机再战的做法感到异常震怒，在一再督促均未有结果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彻底解决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不同意红军无条件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的多数人批评毛泽东对中央确定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是"守株待兔"，他对中央的批评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前方的军事行动由周恩来负总责。尽管周恩来一再主张留毛泽东在前线一起负责战争指挥，但因毛泽东感到中央局对他不能全权信任，便以"养病"名义请假返回后方，只是在临别时向周恩来表示，如前方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回来。不久，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为肃清毛泽东"右倾错误"的思想影响，"左"倾领导人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军队中则把萧劲光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当时的情况正如博古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所说的那样："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①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顶住压力，将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上来，以此为反"围剿"战争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同时着手进行查田运动，纠正"左"倾失误，巩固土改成果，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分别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对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而且对当时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此，那种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明显错误的。但在战争尚在紧张进行的情况下，"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围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革命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②他还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③毛泽东还特别提出要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也是一位与"左"倾错误进行过艰巨斗争的党的高级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