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反对康生利用整风机会搞"抢救运动"，打击、迫害领导干部；毛泽东向受到错误对待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脱帽致歉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避免或减少各种"左"右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并正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习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这一运动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促进全党的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广泛的影响，为党的建设积累了极为丰富有益的经验教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运动的后期，也发生了一些与整个运动的目标与宗旨不相协调的严重失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历次运动似乎存在一个规律，即任何政治运动，无论这个运动是以思想整风的形式发动的，还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动机发动的，最后总是以组织上的处理而告结束。而在组织处理中，又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种现实，这个规律总是要顽强地显示出来。即使被人们认为是思想整风运动典范的延安整风，也难免出现这种问题。"①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是指康生假借审干名义而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是因为在他看来，混入延安及各革命根据地的特务、反动分子遍地皆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其根据是：整风运动发动时，边区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也向边区派了大批特务，伺机进行破坏。特务头子戴笠曾在陕西汉中开办过一个特务训练班，将一些受过训练的特务40多人，分期分批地派到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打入要害部门，窃取要职，长期埋伏，伺机进行策反、情报活动。这些被派到边区的特务，其家庭大多在西北或陕甘宁边区临近的地方，他们害怕被发现后全家受到牵连，于是有一个人主动向边区保安机构作了坦白，并提供了线索。到1942年底，这些特务全被破获。但在这时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醒全党注意反特斗争。1943年5月初，他又提出，要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①。

在此前后，康生通过大搞逼供把仅属于思想问题的王实味等人打成"托派反党集团"，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敌情观念。王实味本是一名作家，由于他对某些领导同志有意见，并且不能正确看待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又因其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思想比较偏激、自由、散漫，在整风运动中，他于1942年2月17日在《谷雨》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又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野百合花》。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他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认为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说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后来，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上发表文章，批评党内某些不正之风，要求"绝对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也产生了一些思想混乱，并在国民党统治区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①。从前线回来的王震在看了这些文章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②毛泽东在看了这些墙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4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康生提出王实味等人的文风不正，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但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的看法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