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康生插手后，座谈会很快变成了批判和反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并把王实味的问题由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陆续有人揭发，说王实味曾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西凡等有来往，并帮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一情况王实味已向党组织交代过，当时王在上海无正当收入，靠翻译或写文章挣稿费过活）。由于这些揭发，王实味的问题就变成了"托派思想"、"敌我问题"，王实味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

由于王实味曾集中批评过陈伯达有宗派主义，陈伯达便反攻王实味，说他像水里的蚂蝗，是最没有骨头的东西，也决不伟大，而渺小得像白蛉子一样，会悄悄地钻进纱窗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

李维汉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认为支配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受到反革命的赞扬和欢迎。王实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这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征之一。王实味的言行，不只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对王实味所散布的反党言行、反党活动及其影响，是必须肃清的。他同时指出，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也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座谈会决定：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他根据这种思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坚决反对的；向文艺界抗敌协会提议开除托派分子王实味的会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5月28日，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讲到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情况时曾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①6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②。由王实味问题，毛泽东进一步联想到更为严重的敌我斗争，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坏人"。他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便准备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成果扩大化，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他常常以反托洛茨基的英雄自居，说托匪和敌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①康生采用了打迂回的办法来"扩大"战果。他把住在王实味隔壁的潘芳、宗铮夫妇以及到过潘芳家里并顺便去看过王实味、与王实味在某些问题上有相近看法的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夫妇，打成"五人反党集团"②。康生到处宣扬他的反托"经验"，把本属于思想问题的变成了证据确凿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使人们陡增了对敌情严峻性的认识。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地查一查。康生等则借机在党内大搞"逼供信"。历史已证明王实味事件是一个冤案，但在当时却对后来的"抢救运动"的发生与严重扩大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