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12日，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达万人之多。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其后，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特务破坏政策。他说：今天召集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些一时被骗的人们，只要他们今天向党忠诚坦白，改过自新，真心诚意地摆脱特务的圈套，我们党对于他过去一时的错误和因此造成的一些罪恶，是应该加以原谅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代，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如果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还不愿坦白，那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是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

恰在此时，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中央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

194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1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1000人。指示还说："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①7月13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6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两天后，他又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在中共党史上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而把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字，他说："国特为日特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的。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他还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他炮制的特务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说："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成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一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去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他威胁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①他还在西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有了。他号召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各地，作为各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政策指南。"抢救失足者运动"由此大规模地展开。

在紧张的氛围中，一时似乎"特务如麻，遍地皆是"。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取非法的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一向生机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各抗日边区，突然之间被笼罩上了惶恐、混乱和不安的阴云。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大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国特、日特、"CC"分子、复兴社分子、汉奸、叛徒、红旗党……被相继揭发出来。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工夫，就挖出1400多名特嫌分子，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成了抢救对象。如西北公学390人中，被打成"特务"的就有208人。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出"特务"1.5万人。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