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大干部对康生等那些过"左"做法不满情绪的加剧，不少人对运动中那种无休止的乱咬乱斗、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大等等不正常的做法日趋不满，同时，"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弊端与消极后果也日益暴露出来，于是，中央决定从1943年底起，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对"抢救运动"中的过"左"做法进行纠正。

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然后再交书记处讨论作出最后决定。传达的主要意见有：（1）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中，是由熟视无睹到特务如麻，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2）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检查。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扩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的有关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群众运动的掌握领导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3）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将坦白分子分为6类：业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的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在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率先否定了康生关于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70%，初中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他还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在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否定。他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①毛泽东同意任弼时的分析，说：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些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延安的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此后，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进行了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肃反扩大化中受到错误对待的人，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对此负责任，并先后多次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此，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①陈云也对"抢救运动"及其扩大化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还是在"抢救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对康生一伙的过"左"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他不赞成康生等人对来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很可疑的错误估计及其所采取的错误态度。延安时期，康生任社会部部长，常常借口一些干部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所领导的社会部，经常向中央组织部要些干部去工作。考虑到社会部工作的特殊性，组织部在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派去的干部，都是经过多方面调查和反复研究后，被认为是政治思想比较好、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的。但是，每每介绍去七八位，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理由都是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等等。被退回的干部当然情绪受到很大刺激。但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这些被退回来的同志确实是党内的优秀党员。陈云得知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党内"左"的思想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他进一步对干部科的负责人王鹤寿说：现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干部，包括在干部科工作的干部，不是也有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的吗？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和工作态度、个人作风，不是都很好吗？在选择、提拔干部问题上，采取"左"的关门主义，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发展。你去社会部和副部长李克农同志谈一次，把中央组织部向他们推选干部的情形以及他们退回的情形说明，并可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你们对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不从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考虑，只要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复杂就不接受，那么中央组织部今后就只介绍一些工农干部给你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简单，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会经验也差一些，不一定适合社会部的工作。我想李克农同志是不会有那种极左的观点的。李克农明确表示赞成陈云的看法，不同意那种极左的做法，并表示由他负责纠正那里存在的"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