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领导取得了稳定物价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称赞：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失业，物价波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政权的巩固。一些不相信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中外人士评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人甚至扬言："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零分"。

1949年7月，陈云赶到上海，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所以决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旧中国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基地，同时也是物价波动最为严重的城市。因此，把上海经济稳定下来，就可以稳定全国经济。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的调度。陈云为说服华东、上海的负责干部，提出：要统一，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当地干部服从大局，答道：当然要先统富的。富的赞成统一，其他大区就不会有什么阻力了。

为了统一财经工作，首要的是稳定全国的物价，统一货币。但是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上海的投机商人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全国性的物价风潮。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由华北地区开始，并很快波及到华中、山东、苏北等地。物价涨幅，华北1倍多，华中近4倍，山东、苏北半倍。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6、7月间，从上海开始，影响到各个解放区。首先是粮价上涨，然后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上海市场综合物价平均上涨1倍，天津2倍。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10月，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此次涨风最为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近2个月。天津、西安、汉口、上海4大城市，大米、白细布的价格上涨了2至4倍。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仍以上海为中心，影响全国。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在整个4次涨风中，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物价的多次大幅波动，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的恢复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了平抑物价涨风，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不法投机者对此置若罔闻，仍继续从事金、银和外币的投机买卖，拒用人民币，尤以被称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最为严重。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普通市民中也有不少人涉足其间，从事投机活动。

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其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上海解放后，投机商人继续从事金银外币贩卖生意。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2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2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