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即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他指出，应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的投机生意。但投机分子对此置若罔闻。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上海市军管会于6月10日上午10时派出上海市军警分5路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时左右，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其实行包围。同时，分布在大楼现场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有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但当解放军循声前去时，声音便迅即消失，银元贩子也逃得了无踪迹。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但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于是，上海市的军管人员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换上便衣，深入民间，在一个小孩和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并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小贩子，抓后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从此，上海的金融投机生意基本绝迹。

查封证券大楼和严惩银元贩子，虽然使物价暂时获得了稳定，但投机分子内心并不服气，仍伺机与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投机分子拼命抢购国营公司的粮食、纱布等物资，甚至高息拆借资金抢购、囤积物资，满以为这一次准可以从经济上把共产党斗垮，让政府乖乖地听从他们的话，任由他们摆布。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向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的说法。因此，当时上海从事棉纱棉布投机生意的商号很多。与1937年相比，1949年全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则从82家发展到644家。这些商号多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名为"工厂"，却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实际从事投机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