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并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了2亿公斤大米支援上海。

1950年1月11日，陈云就解决川粮济沪问题致电饶漱石、曾山，指出：四川的2亿公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他还致电邓子恢、东北财委并曾山，说上海存粮仅八九千万斤，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1月22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的办法，除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四川、东北向上海运粮外，应准备向国外增购2亿公斤大米。

为了确保在粮食问题的较量上万无一失，陈云对东北和四川这两个坚强的后盾特别关注。1月23日，他再次致电东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希望东北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

1月26日，他又致电中南财委并转中南交通会议，要求他们设法组织公私船只接运由重庆到宜昌的大米，并运到上海。他指出：此一任务，关系到全国物价计划及上海供应问题，必须解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补充。

事实证明陈云的估计是准确的。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在经历了两次打击之后，仍然不服气，还想寻找机会与人民政府较量。1950年春节前后，他们又看准了粮食市场，妄图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规律"，加上投机商们看"准"了政府粮食准备上的"不足"，因此，他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以出出前两次被整的晦气。

于是，春节前夕，投机商们开始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市场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下多少，如同疯狂的赌徒一样，把他们所能调动的头寸都押在这个赌注上，以为肯定能利市百倍，坐等暴利像黄浦江水一样源源向自家流来。投机商们扒进粮食一直到1949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等待正月初五财神爷上门。

正月初五到了，粮食市场"红盘"开出，出乎投机商们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在陈云和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1亿多公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大米，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正如一位资本家说的那样："商务印书馆那个小个子（指陈云）真行！"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元气大伤，彻底认输，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和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了，持续了十多年的有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到1950年，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将军的话--"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理财能力为"能"①。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总结了一年来与投机资本较量的经验教训后，说："当然，这些工作中毛病还很多"。毛泽东随即插话说："第一条是功劳很大"②。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但私营工商业界又发生了困难。不少地方出现了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工人失业等问题。这是在虚假购买力消失后，过去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服务的一些行业出现了困难，加上私营企业盲目经营以及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私营企业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尤其是调整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之所以如此，陈云说：扩大农村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实践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1年4月，他在总结上一年的财经工作时，说："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6月以前是统一，6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①同时，由于在调整公私关系时，对有困难的企业实行了加工订货，并合理地划分了经营范围，这就使得一些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并积累了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提出，为了优先保证战争费用的合理支出，财经工作安排的顺序，第一是战费，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是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的稳定；第三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即"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