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不少地方从1952年下半年起，都出现了抢购粮食的现象。严重的河南省南阳市各粮食供应点经常有上千人排队抢购粮食。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竟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这种情况到1953年夏，变得更加严重。在一些受灾地区，经常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到8、9月份，形势更加严峻，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已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毛泽东要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其时，陈云正在因病休养，中财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未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1953年7月，陈云回到北京，参加完中财委的会议后，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力以赴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售。

1953年10月1日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客厅里，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因觉得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表示赞成，其他领导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毛泽东当场拍板，决定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早在1951年底，陈云就在酝酿要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当时在由他主持起草的《1952年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报告中，曾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必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①准备在1952年进行试点，并将其成功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但因一些地方的干部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试点工作没有进行。

由于形势紧急，事不宜迟，陈云当晚就起草了会议通知，并于10月2日晨送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迅即对通知做了修改，并决定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做了主题报告，提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赞成陈云的报告。并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还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看我们的工作。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会议通过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通知规定华东局的谭震林，中南局的李先念，华北局的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的李井泉，西北局的马明方，必须参加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在会上做了重点发言。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最难处理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也就是与农村所有余粮户的关系；其次是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也就是与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的关系。并且认为，如果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就比较容易办了。但是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要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

在讨论中，有些人虽然也认识到了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提不出解决办法，但仍认为这一办法太激烈，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的办法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对此，陈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200亿公斤粮食（当时国家每年大约需要350亿公斤粮食，通过公粮可以拿到137.5亿公斤，剩下的215.5亿公斤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他认为，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购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但问题是采取自由征购办法买不到粮食。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