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云说得极其坦诚，也很有道理，但还是有人提出是不是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陈云明确回答：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接着，他把自己曾想到的以及别人提出过的八种办法，向与会者做了详细说明：第一种，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这只是关了一个门。城市里配售，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但农民看到城市配售，就会惜售，国家会买不到粮食。

第二种，只征不配。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售，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因为农民可以拿交征购粮所得钱，再跑到城里粮食公司把粮食买回去。

第三种，原封不动。就是继续自由买卖，这个办法的结果必乱无疑。陈云认为，要看乱到什么程度，要把乱的厉害与征购粮食比较一下，如果乱的害处大，就不如搞征购。如果等到乱了一年再来搞征购就晚了。

第四种，"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抓大头，搞征购。陈云觉得这样办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的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了。

第五种，动员认购。这个办法东北搞过。东北的认购是怎样搞的呢？就是上面有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就开会，要大家认数，你说一个数，主持人说不够。你再说一个数，主持人看看还不够，就要求再加。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叫强迫而不命令。陈云觉得，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搞征购，有明确的命令好。

第六种，合同预购。那时棉花定了预购合同，国家就买到一些。陈云认为，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1300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2000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的粮食多了三四百亿公斤，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粮食缺乏。定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一定卖。

第七种，各行其是。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是相互影响，不好掌握。

第八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这样，国家肯定可以搞到粮食，但也有毛病。陈云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对征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云也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这件事要做的话，毛病会出得很多。全国有26万个乡，每个乡大概有3到4个自然村，全国一共有约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就有10万个自然村出毛病。这样就会出现逼死人，打扁担。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两相比较，陈云认为还是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好。而且，这个办法虽然有风险，但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出大乱子。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我们与农民有很好的关系，农民是支持我们的。其次，从我们征收的数量来看，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陈云算了一笔账，当时全国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大约也在300到350亿公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