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佛学院要求我们这些活佛不但要掌握和领悟佛经，还要具备阐述佛经的能力，以便日后能够更有效地弘扬佛法。

我在讲经的时候，除了对经典的阐释以外，还常常把佛教的一些原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启发人们的生活智慧，又能彰显佛教的人情味。

有一次我刚讲完经，四位从一个地方结伴来的华人便很急切地跑到我面前：“仁波切，你下一次讲经是哪一天？”

我告诉了他们具体日期和我的时间安排。他们只是“啊，啊”地点头，一个个互相看着，都是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纷纷说：“没什么，没什么……”

然后他们就走了，一边走一边低声地商量着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不便和我说。我想喊住他们，但一想，算了，他们和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这事也就过去了。

直到我的经课告一段落，那几个人来向我辞行，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为了听我讲经，竟然推迟了返程日期，打乱了原来的计划。

我知道他们都是企业家或商人，他们的时间意味着经济效益和种种商机，意味着亲人们对他们的等待和他们对自己事业的规划，对此我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喜欢听我讲经，当然令我高兴，而最令我感佩的是他们对佛教的那份诚意。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我讲经的时候发生的。

那是我刚开始讲经不久，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在间歇时，有人很有礼貌地说：“以前我们学过‘缘起论’，但如果要是按您的方式来讲，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我明白他这是要我按照我的体会、用我的方式讲一讲“缘起论”。

我一看时间还够用，我就将我要讲的经文与“缘起论”联系起来一起讲。其实它们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所以讲起来更加充实。我依然按照现实生活与佛教经典相结合的方式讲，当我讲到“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佛对“缘起”的解释）时，便将“缘起”的互存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母子关系等等联系在了一起。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地点头应和。

我越讲越兴奋，无意间发现那位五十开外的王太太一个劲地抹眼睛。

我边讲边看着她，我以为她是太疲劳了，可当她发现我在注视着她时，竟用双手捧住了脸，忍不住抽泣起来。我看到这种情形，赶紧停住。

我是不是哪句话说到了她的痛处，或哪句话伤害了她呢？我走到她面前，小心翼翼地问：“王太太，我说错了什么吗？”

她急忙擦着眼泪说：“不是的，不是的，仁波切你没有说错什么，是我听得太投入了，是……是……太感人了……”

她的丈夫一是怕我误了讲经，再可能就是见我没法应付眼前这种局面，马上站起来，一脸歉意地说：“真对不起，耽误讲经了，她这人容易被感动，没事没事。”

这对华人夫妇是我刚刚认识的，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听我讲经。

其实，王太太当时那种反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在我日后四处弘扬佛法的过程中，这种信心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不管遇到什么难题或挫折，一想到那个情景，我便信心倍增地对自己说：“我行，我肯定能走出困境的！”

在我成长的路程上，我觉得再也没有比给别人信心更重要的礼物了。

《华严经》上说：“信为道元功德母，能养一切诸善法。”

信心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是一个人最为可靠的精神支柱。

中国唐朝僧璨大师在《信心铭》中写道：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

非去来今

要想进入佛境，使自己的人生获得圆满，没有“不二”的信心，是不行的。

王太太被感动得哭了，从一方面看，是她接受了我对佛经的讲解方式，是她接受了佛的感化。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件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这种礼物便是信心。

这就是互相给予，互相接受，而彼此之间谁也没想到要得到回报。这种给予，在佛法上也叫布施。

佛法中常讲“布施结缘”、“施比受更有福”，但佛法上所说的布施，并不局限于金钱等物质财富，布施同样也包含着将精神财富不求回报地给予他人。而给予一个人的信心，不正是最可贵的一种精神财富吗？

所以我很感激王太太这份厚礼，它比什么都重要。

后来我和这对华人夫妇慢慢熟悉了，他们就更容易向我吐露心声了。有一次，提起王太太哭的那个情景，王先生说：“嘿，不只是她那样，我也同样被感动了。回到住处我还和她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刚一见盛噶仁波切我就有些激动，听他讲经就更激动了。可我还不至于像她那么没控制力。”

王太太白了他一眼：“哭就没控制力了？真是的，好像就你有控制力似的。”她一说完，我们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我们俩商量好了，想要认你做干儿子，同不同意呀？”有一天，他们二老将我约出来，王太太首先说出了他们的想法。